“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极端集中派（“列宁派”、“坚定派”、“多数派”）开始失去立足之地，而他们的对手的地位却愈来愈巩固——至少在国外‘侨民’中是这样。‘少数派’（马尔托夫派）几乎到处占优势，把愈来愈多的党的机关掌握到自己手里，而与此同时，一些团体和个人又在脱离‘多数派’，他们虽说不完全同意少数派的‘纲领’，但也不想同少数派进行斗争，并力求在至今还很不安定的党内建立和平。于是出现了‘调和派’，他们希望结束这场不体面的争吵，因为在这种争吵中，人们不仅不再了解对方，而且也不了解自己了。‘调和派’的出现使不调和的集中派不得不成立‘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专门出版维护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原则立场的著作’（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的声明）。这个新出版社已经出了三部作品（1）《告全党书》，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16页，定价20生丁，15芬尼；（2）加廖尔卡的《打倒波拿巴主义！》，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23页，定价25生丁，20芬尼；（3）加廖尔卡和列兵的《我们之间的争论》，1904年日内瓦出版，定价50生丁，40芬尼。这三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评论‘少数派’对‘多数派’所采取的某些的确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斗争方法，并捍卫这样的论点，即通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调解党内不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从对党的忠诚来看，‘多数派’虽在形式上采取了比较稳重的立场，但实质上是向自己的对手让步。实质上后者现在所捍卫的东西比‘多数派’所捍卫的东西要更富有生命力和活动力。只可惜捍卫得不大适当，或者更确切些说，很不适当，甚至往往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火星报》最近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前几天问世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107页，定价75生丁）就是这种不适当的捍卫的例子。这本小册子虽然有许多空话，但还是十分公正地捍卫了某些思想；凡是注意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人，早就从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克里切夫斯基等先生以及其他所谓的‘经济派’的作品中对这些思想有所了解了。只可惜有些地方，作者把这些人的观点弄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在阿基莫夫同志对党纲的观点上有着明显的机会主义的烙印，连《解放》的一位批评家在最近一期《解放》上都承认了这一点，指出阿基莫夫同志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应读作：修正主义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