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9卷 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我国社会的有产阶级中的现代立宪运动，与过去5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这类运动截然不同。现在自由派的立宪要求本质上还是那些。激进的演说家们的演讲不断重复着地方自治自由派的老调。无产阶级参加运动却是件巨大而十分重要的新事。俄国工人阶级（它的运动曾是近十年来整个革命运动的主轴）早已转入公开的斗争，走上街头，举行民众大会，不顾警察的镇压，在南方各城市的街头直接跟敌人搏斗。 而现在，由于无产阶级鲜明地、坚决地、无比果断和无比勇敢地登上舞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运动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圣彼得堡的游行示威（可惜，由于“孟什维克”进行瓦解组织活动，这里工人参加游行示威的声势不大）和莫斯科的游行示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人们在斯摩棱斯克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宴会上，在下诺夫哥罗德教育协会的集会上，在各城市的学者、医生协会和其他协会的会议上的出现，看一看萨拉托夫的工人大会，看一看11月6日在哈尔科夫法学家协会，11月20日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市杜马，11月18日在敖德萨人民保健协会，以及稍后在敖德萨地方法院的示威，而在敖德萨的两次示威和哈尔科夫的一次示威中，工人们还进行了街头游行，他们手持旗帜在市内行进，高唱革命歌曲等等。 最后这四次示威在《火星报》第79号上标题为《无产阶级的示威》的专栏内也有叙述，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些叙述。首先我要转述一下《火星报》刊载的事实，然后再来转述《火星报》的议论。 在哈尔科夫，委员会组织工人去参加法学家协会的会议；有200多个无产者出席了会议，一部分工人不好意思去参加庄严的会议，一部分“大老粗被谢绝入场”。自由派主席在第一篇革命演说发表后就溜走了。接着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发表演说，传单纷飞，马赛曲的歌声高扬，有将近500名工人涌上街头，手持红旗唱着工人歌曲前进。最后，有一部分人被殴打和逮捕。 叶卡捷琳诺达尔。杜马的大厅来了大批听众（因为传说自由派要发表演说）。电话被弄坏了。委员会的一个演说家带着30—40名工人闯进大厅，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充满革命精神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鼓掌。散发传单。议员们目瞪口呆。市长白白抗议了一番。示威者最后安然退场。夜间大肆搜捕。 敖德萨。第一次示威。有近2000人举行集会，其中有大批工人。一系列革命演说（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雷鸣般的掌声，革命的欢呼声，传单。高唱革命歌曲上街游行。解散，没有发生冲突。 敖德萨。第二次示威。数千人集会。象上次一样举行了规模巨大的人民革命集会和街头游行。发生冲突。大批人受伤，一些人受重伤。一名女工死亡。60人被捕。 这就是事情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俄国无产者的示威。 我们再来看看某些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的议论。这些议论是针对叶卡捷琳诺达尔示威的。整篇文章全是谈的这次示威。请听：“在这次示威中，俄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第一次跟我国倾向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正面相遇！……”这次示威是“政治斗争方式发展中的又一新的进展”，它“毕竟是一种能够产生十分显著有益的结果的真正的新的政治斗争手段”，工人们在这样的示威中“感觉到他们是作为一定的政治单位出现的”，他们获得“自己可以作为党的政治战士的权利能力感”。“社会的最广大阶层”逐渐认识到，“党是一种十分确定的、定型的而且主要是具有要求权的组织”。人们习惯于把整个党看成“是积极的、战斗的、明确宣布自己的要求的政治力量”。必须“在杜马、地方自治机关和社会人士的一切会议上更广泛地运用新的斗争方式”。于是，《火星报》编辑部就附和发表这些议论的人，也谈论什么“新型示威的思想”，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我们的同志们得以向‘社会’表明，他们是作为一个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影响事态的进展并力图做到这一点的独立政党进行活动的”。 够了。够了。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新的进展，新的方式，新的手段，第一次正面相遇，十分显著有益的结果，一定的政治单位，政治权利能力感，要求权……从这些浮夸的深奥的议论中，我闻到一种陈腐的，早已过时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气味。但是在认清这种陈腐的东西之前，我不禁要问：可是，先生们请原谅，为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呢？为什么这确实是新的方式呢？为什么哈尔科夫人也好，敖德萨人也好，都不吹嘘（恕我用字粗俗）方式的新颖、显著有益的结果、第一次正面相遇和政治权利能力感呢？为什么几十个工人和数百个自由派在杜马大厅的四壁之内集会的结果竟比成千的工人不仅在医生协会和法学家协会，而且在街头集会的结果更显著有益呢？难道街头集会（在敖德萨以及从前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其他城市）真的不如杜马里的会议更能增强政治权利能力感和要求权吗？……的确，我必须承认，当我抄写最后这个词（要求权）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不自在——这个词也太不妙了，不过歌里的词是不能随便删改的。 然而，在一种情况下这个词是有某种意义的，而且不单单是这个词，《火星报》的一切议论也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假定议会制存在，我们暂时设想叶卡捷琳诺达尔市杜马已迁到泰晤士河畔，与威斯敏斯特教堂比邻[77]。在这种小小的假定之下，人们就可以明了，为什么在代表聚会的四壁之内能够比在街头上具有更大的“要求权”，为什么同首相斗争，不，是同叶卡捷琳诺达尔市市长斗争，比同巡警斗争更有益，为什么政治权利能力感和作为一定的政治单位的自觉恰恰是在下院的大厅里或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提高了。真的，既然没有真正的议会，为什么不玩一下议会制的游戏呢？在这里可以绘声绘色地设想出“正面相遇”和“新的方式”等等等等。不错，这些想象必然会使我们的思想离开争取议会制的真正的群众斗争问题，而放到玩议会制的游戏上去，但这都是小事情。可是结果是多么鲜明、显著啊…… 显著的结果……这种说法使我立刻想起马尔丁诺夫同志和《工人事业》。不回过头来谈一谈后者，便不能正确评价新《火星报》。关于叶卡捷琳诺达尔的示威的“新的斗争方式”的议论，完全是重复编辑部在它的《给各党组织的信》（附带说一句，把原稿藏起来秘而不宣，而只是把抄本对大家公开，这是否明智呢？）里的议论。编辑部的议论是在另外的问题上再现了《工人事业》平常的思路。 工人事业派关于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关于工人同业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关于向政府提出必将带来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的必要性的“理论”，究竟有什么错误和危害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吗？完全应该。但是，《工人事业》从“经济”（工会）斗争中引伸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治任务，这样它就不可原谅地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缩小和庸俗化了，它就贬低了无产阶级全面的政治斗争任务。 现在新火星派关于新的方式，关于动员无产阶级力量的高级形式，关于增强工人的政治权利能力感和他们的“要求权”的新的途径等等的理论，究竟有什么错误和危害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和在召开地方自治会议之际举行工人示威吗？完全应该。但是，对无产阶级的漂亮示威我们不应该尽说些知识分子的蠢话。如果我们把我们日常示威的那些恰恰同积极斗争最无相似之处的特点，那些只是为了取笑才说它们能够产生特别有益的结果，特别能够提高政治权利能力感等等的特点，称赞为新的方式，那我们就只能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我们就只能使它的注意力离开迫在眉睫的真正的严重的公开斗争的任务。 我们的老相识马尔丁诺夫同志和新《火星报》的过错，就在于他们都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对它的整个组织能力，特别是对它建立党组织的能力，对它进行政治斗争的能力抱着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工人事业》过去以为，无产阶级还不能，或者说，长时期内还不能进行超出反对业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范围的政治斗争。新《火星报》现在以为，无产阶级还不能，或者说，长时期内还不能进行独立的革命活动，因此它把数十名工人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表讲话称之为新的斗争方式。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都象宣誓一样地重复着关于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和自我教育的词句，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些誓词可以掩盖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真正力量和迫切任务的无知。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对于显著而鲜明的结果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具体对立的特殊意义，都发表了一通毫无道理的深奥的无稽之谈，借此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制的游戏上来，使它离开日益逼近的、以人民起义为主导的直接冲击专制制度的任务。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都在修正（订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忙于寻找新的词句和“新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党拉向后退，提出一些落后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口号。 这种不过是旧破烂的新修正，我们已经领教够了！现在是前进和停止用臭名远扬的组织－过程论来掩盖瓦解组织行为的时候了，现在是强调工人示威中那些使它们愈来愈接近于争取自由的真正的公开斗争的特点并把它们提到首位的时候了。
注释： [77]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教堂比邻的是英国议会大厦。——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