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2卷 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1906年1月） 12月11日法律[88]又把我们对待杜马的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参加杜马选举还是不参加杜马选举呢？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在热烈地谈论这个问题。不久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组织的代表会议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次代表会议是代替中央委员会已经确定和宣布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26个组织的代表，其中有14名工人代表是由4000多名有组织的党员选出来的。由于铁路罢工、莫斯科起义和全国各地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变，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到会的代表举行了“多数派”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也讨论了杜马的选举问题，对它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也就是决定不参加选举。下面是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 “专制政府自10月17日以来，一直践踏无产阶级争得的公民的各种基本自由。政府用大炮和机枪屠杀争取自由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兵，把全国淹没在血泊中！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提出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企图用12月11日的法律再一次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延缓自己的最后灭亡。
接着决议建议所有的党组织广泛地利用选举集会，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听从警方摆布，无论什么样的选举都参加，而是为了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鼓动各阶层人民同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只有彻底战胜专制制度以后，才能召开真正自由地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的会议。12月11日的法律实际上是排斥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国家杜马，企图事先用各种欺骗手段并在警察控制下来保证剥削阶级中的黑帮分子在杜马中取得优势。 代表会议相信俄国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一定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这一次以及其他任何伪造人民代表机关的勾当，来回答新的沙皇法律。 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努力搞垮这种由警察控制的杜马，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杜马。”［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0—121页。——编者注］ 这个决定是否正确？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可能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赞成参加杜马的人可能把下述情况当作理由：现在工人已经获得参加杜马选举的某些权利，宣传鼓动的自由比8月6日的法律所允诺的“第一届”布里根杜马时代有所扩大。此外，还考虑到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需要有一个重新积聚力量准备力量的暂时的沉寂时期，这样，上述考虑自然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少数派”一直倾向于参加选举，至少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这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不应该参加国家杜马，应该到选举复选人为止，但是必须利用提供的在工人选民团中选举的机会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 关于这些论点我们首先要指出，从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和社会民主党策略的一般基本原则得出这些论点是十分自然的。我们“多数派”的代表，应该承认这一点，以免陷入派别争论的极端，从而危害党所绝对需要的统一大业。我们必须重新实事求是地讨论策略问题。尽管事态的发展已经证明我们对待8月6日的杜马的策略是正确的，那一届杜马真的被无产阶级搞垮、抵制并且清除掉了，那也不能因此而贸然得出结论说，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搞垮新的一届杜马。现在的形势同那时不一样，应该仔细权衡赞成参加杜马和反对参加杜马的理由。 我们已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赞成参加杜马的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主要的理由。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反对参加杜马的理由。 新的一届杜马无疑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讽刺。我们如果参加选举，就会使人民群众误解我们对杜马的估价。 现在没有宣传鼓动的自由，集会被驱散，代表被逮捕。 如果我们上了杜巴索夫“立宪制度”的圈套，就不可能在群众中树起党的旗帜，就会为了一点小利而削弱党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候选人进行“合法”活动就等于向警察局提供现成的逮捕名单。 俄国大部分地区正激烈地进行着国内战争。沉寂时期只能是暂时的。必须一再地重新进行准备。把这种情况同按照12月11日的法律参加选举调和起来，这对我们党是不妥当的，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即使我们愿意“按照法律”参加选举，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斗争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个别的例外当然是可能的，然而为了这些例外而引起全俄无产阶级策略上的紊乱和不统一，那是不明智的。 在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的操纵下按照12月11日的法律选举杜马代表，纯粹是一种议会游戏。无产阶级参加这种游戏是不体面的。 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策略应该是简单明了和直截了当的。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这种策略会使问题的答案变得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一方面承认按照法律进行选举的合法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个法律“不能生效”，因为选举的目的不在于实施这一法律，不在于选派杜马代表。一方面开始选举运动，另一方面又在确定杜马直接成员这个最紧要的（就整个选举过程来说）关头中断选举运动。一方面，工人使自己的选举（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受到荒谬的和反动的12月11日法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工人参加这次选举显然不能充分地和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先进意图，而又指望工人参加这一选举能担负起不通过杜马（而是采取某种不合法的代表机关，或者不合法的杜马，或者人民杜马等等的形式）来实现这些先进意图的任务。结果会是毫无意义，因为这是根据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选举权来选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议会。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没有按照警方的“合法形式”进行选举。这些苏维埃的代表被逮捕的事实给工人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这些逮捕向他们指明：轻信伪立宪制度是多么危险，没有革命力量的胜利，“革命自治”是多么脆弱，临时的非党组织是多么单薄，这种组织有时可以补充巩固的、持久的战斗的党组织，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取而代之。两个首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所以会垮掉，就是因为它们缺少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这样坚强的支柱。如果我们用复选人或初选人会议来代替这些苏维埃，那就是用口头上的支柱来代替战斗的支柱，用影子议会的支柱来代替革命的支柱。这等于画饼充饥。 其次，我们参加选举就会使无产阶级用错误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还会再分化。温和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竭力主张参加选举。激进派倾向于抵制。这种分化的阶级背景是很清楚的：资产阶级右翼想通过杜马同反动派妥协，资产阶级左翼想同革命结成联盟，或者至少支持革命（请回忆一下协会联合会附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财政危机的宣言一事[89]）。抵制的策略将确立无产阶级对待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鲜明正确的态度。参加选举的策略会造成极大混乱，使无产阶级分不清谁是自己最亲密的同盟者，谁是自己的敌人。 最后，通过抵制至少也可以实现参加选举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衡量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保证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选民团中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通过革命地利用选举集会也完全可以办到，无需参加选举，既不须要选举“初选人”，也不须要选举“复选人”。集中力量去参加滑稽可笑的合法选举，反而不大可能办到这一切，因为连我们自己也不承认选举的目的，而让警察局得知底细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实际结果可能几乎总是革命地利用选举集会，而不是参加选举，因为工人不接受警方的限制，不排斥“外人”（应读作社会民主党人），不遵守选举条例。客观形势即革命形势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选举”集会上不是进行选举，而是进行选举以外的，同选举相对立的党的宣传鼓动，也就是进行所谓“积极的抵制”。不管我们对事情怎样看待，不管我们怎样说明我们的观点，不管我们提出怎样的保留条件，只要参加选举就势必会产生用杜马代替立宪会议、通过杜马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的思想。一方面指出杜马这个代表机关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要求用革命的方法召开立宪会议，同时又参加杜马，这样的策略在革命时期只会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只会给最不觉悟的工人群众和这些工人群众的领袖中的最没有良心、最没有原则的分子撑腰。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具有彻底的和最彻底的独立性，可以声明我们参加杜马带有纯洁的和最纯洁的党性，但是政治形势比一切声明都更有力。实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同我们的声明一致。在现在条件下参加现在的杜马，结果一定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实际执行的必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 “多数派”代表会议提出的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 “立宪民主党人”所持的立场就是这个结论的有趣的证明（间接的）。《人民自由报》在“临终前的”一号（12月20日）上，对这个又被提出的是不是参加杜马的问题发表了以下的意见[90]。最近的任务就是召开全民的立宪会议。该报认为这是已经得到证实的论点。由谁召开和怎样召开这个立宪会议呢？《人民自由报》认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1）合法政府（或者事实上的专制政府）；（2）临时革命政府；（3）国家杜马这样一个“同政权竞争的政权”。不言而喻，“立宪民主党人”是同意第三种“解决办法”的，因此他们才坚持必须参加杜马。由于对政府不再抱任何希望，他们否定了第一种解决办法。在谈到第二种解决办法时，他们向我们提出了下面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论点： “现在正当起义遭到疯狂的血腥镇压的时候，能不能指望各革命政党至今仍梦寐以求的临时政府真正实现呢？坦率地说，绝对不能。这并不是因为不可能进行武装起义，莫斯科就提供了相反的证明；甚至也不是因为起义必定会被军队镇压下去，谁能预知未来的事情呢？
我们特意把这些话完整地抄录下来，是因为这些话绝妙地、十分透彻地（这在“立宪民主党人”是少有的）道出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实质。这些话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只要点一下就行了。既然证实现在举行武装起义是可能的，又不能事先证实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那么“被反革命冲垮”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可笑的借口。不遇到反革命的革命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现在连10月17日宣言也被反革命浪潮冲掉了，难道这就能证明立宪的要求没有生命力吗？问题不在于会不会有反革命，而在于经过长期的、必然有曲折起伏的战斗以后，谁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不能指望临时政府，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起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临时政府也不会十分巩固，也不会有足够的威望把俄国大地的这座‘拆散了的大厦搭起来’。它一定会被来自社会内部的反革命浪潮冲垮。 俄国革命已经拖延了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经过这一段时期，革命已经明确地给自己选择了道路；应该坦率地说，这条道路不是走向武装起义，也不是走向临时政府。我们不要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无论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或者无产阶级，都是革命的，但是这三种成分不可能在武装起义的旗帜下实行革命的合作。我们不去分析谁是谁非的问题，事实总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革命政党的所谓临时政府可能从哪些成分中产生呢？它会是什么样的呢？无产阶级专政吗？然而在今天的俄国谈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必要的……” 《人民自由报》懂得，要估计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它作了估计，它承认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革命的。但是该报“断然宣布”：他们“不可能在武装起义的旗帜下进行合作”。为什么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一些毫无根据的空话来支吾搪塞。这个事实总还是事实；无产阶级起来了，农民也起来了，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该报既然承认武装起义是可能的（这一事实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既然承认不能预言今后的所有爆发一定都会失败，那么该报的论断也就失去了任何根据。该报只好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来替自己解围：它否认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专政的可能性，而我们说的却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一般说来，一定会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和帮助这些阶级；还有就是关于组织水平和战斗力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只有那些显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才会随随便便否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自由派地主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他们之所以愿意参加杜马，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参加革命斗争。他们之所以希望召开杜马，正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用革命的手段召开立宪会议。他们之所以喜欢杜马，正是因为他们喜欢妥协。可见，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杜马的不同态度，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同的阶级立场。顺便提一下，“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被查封，自由派的全部合法报刊也是奄奄一息，这清楚地说明，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时期，迷恋妥协和杜马是没有希望的。这些报刊每天都列举一大堆事实，证明杜马这个代表机关完全是个骗局，证明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自由的宣传鼓动，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正常的选举。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势比任何论据都更有力地驳斥了出于斗争的目的而参加杜马的幻想，比任何论据都更有力地证实了积极抵制策略的正确性。 最后还要谈一谈，当前，在两个派别正在合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走向完全统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安排在党内开展积极抵制杜马的宣传工作。 合并是必要的。应该促进合并。要达到合并的目的，就必须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孟什维克进行策略上的斗争，尽力说服全体党员，在论战中要实事求是地说明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说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它的阶级任务。合并并不是要我们把策略上的分歧掩盖起来，也不是要我们不彻底、不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策略。决不是这样。必须为我们认为正确的策略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坚决的、彻底的（也就是一直进行到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思想斗争。在统一的党内，决定党的直接行动的策略应该只有一个。这个统一的策略应该是大多数党员的策略：当多数已经完全形成的时候，少数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同时可以保留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进行批评和为解决问题而进行鼓动的权利。 根据我党目前的形势，两派都同意召开统一代表大会，两派都同意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统一代表大会即将制定党的统一策略。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加速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尽最大的努力使全体党员对于在参加杜马问题上的策略分歧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使全体党员充分知道情况，充分考虑双方的理由，再自觉地而不是任意地选出参加统一全党和统一我们的策略的共同代表大会的代表。
注释： [88]1905年12月11日（24日）法律是指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不是普遍的，有大量男性工人（200多万）、无地农民、游牧民族、军人、不满25岁的青年以及妇女没有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每2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城市选民团每7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3万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9万名选民才摊到1名复选人。这就是说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产生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复选人总数的4％。在工人选民团中，50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才允许参加选举。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二级选举，工人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级选举。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149。 [89]指1905年12月2日（15日）在社会民主党报刊和自由派报刊上发表的《财政宣言》，签署这个宣言的有：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全俄农民协会总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指出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重，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推翻政府。宣言宣称目前必须剥夺沙皇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此号召居民拒绝交纳赎金和其他一切官税，要求一切交易和发薪均支付黄金并从储蓄银行和国家银行提取存款。宣言最后要求：“在沙皇政府公然同全体人民作战的时候，它所借的一切债款，一概不得偿还。”宣言发表后，沙皇政府立即没收了所有刊登宣言的报纸，并下令封闭这些报馆。 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1905年12月4日（17日）会议曾决定在联合会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提出附和这一宣言的问题，但是1906年1月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这个问题。——153。 [90]指1905年12月20日（1906年1月2日）《人民自由报》第5号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立宪民主党人弗·马·盖森。 《人民自由报》（《Народная Свобода》）是俄国的政治文学报纸，立宪民主党机关报，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5年12月21日（1906年1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号。编辑为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人民自由报》的前身是1905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人民报》。——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