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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

(1906年12月)



  俄国的先进工人早就知道,卡·考茨基是他们自己的作家,他不仅善于论证和阐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且善于以熟悉事物、认真分析实际情况的才能运用这一学说来阐明错综复杂的俄国革命问题。所以现在,当自由派的彼特鲁什卡[163]之流以及他们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应声虫掀起的毫无思想内容的吵闹,有时几乎完全吸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注意力时,当“议会的”技术细节在许多人面前遮盖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时,当消沉情绪甚至往往支配着循规蹈矩的人,从而降低着他们的才智和政治能力时,对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仔细地听一听考茨基对俄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意见就倍加重要了。其实,与其说是听一听考茨基的意见,倒不如说是深深思考一下他对问题的提法。因为考茨基不会轻率到空谈他不太熟悉的俄国策略的具体问题,不会对俄国事务幼稚无知到用老生常谈或不加批判地重复最时髦的口号来支吾搪塞。
  考茨基就普列汉诺夫向许多外国社会党人请教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在回答问题时,确切些说,是从这些提得不够聪明的问题中选择为了事业的利益可以在各国社会党人中间进行讨论的若干问题时,考茨基一开始就谦逊地声明:“谈到俄国事务,我同俄国同志相比,感到自己是一个小学生。”这种谦逊,不是社会民主党中那位“将军”的假谦逊,他开始表现为小市民的装模作样,最后则表现为波旁家族的蛮横无理。不是的,考茨基实际上只回答了那些他一经阐明就能帮助有头脑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独立分析具体任务和当前口号的问题。考茨基拒绝以一个将军的姿态发号施令:向右转或向左转!他宁愿保持站得远远的、但却深思熟虑的同志地位,指出我们应当以怎样的途径自己寻求答案。
  普列汉诺夫询问考茨基:第一,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对各反对派政党的支持。
  乍看起来,这些问题选得很“细致”。可是常言说得好:“细的地方容易断。”其实,稍有见识而又细心的人一下子就能识破这些问题是细致的……捏造。说是捏造,首先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样板,尽管普列汉诺夫爱夸夸其谈地大反形而上学,但是他在自己具体地历史地论述问题时却不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其次是因为他成心把被问者圈在一个窄而又窄的小框框里。只有在政治问题上天真纯朴的人才觉察不到普列汉诺夫是故意地从远处谈起,不露声色地引导被问者为……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辩护!
  驱使心地纯朴的对话者为同某一政党结成联盟辩护,却不点这个政党的名;谈论革命运动,却不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分开来;暗示资产阶级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就是说,用与无产阶级不同的方式“进行斗争”,却不直截了当地说清楚方式不同之所在;用阿姆斯特丹决议作诱饵把对话者当作一只小鸟来捉弄,而这个决议却是要对外国人掩盖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争论的问题的真实内容;从泛泛的空谈中推断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一定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各政党的态度,关于革命“一般性质”等具体原理,却不从精确地分析俄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的具体材料中得出这个“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的结论。——难道这不是捏造吗?难道这不是公然嘲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64]要么是资产阶级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其余的事都可以用简单的三段论法从基本的“判断”中“得出结论”!
  考茨基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回答这类问题时一下子就看出事情的实质和问题提法中就已包含了的错误的实质。考茨基回答了普列汉诺夫的问题,实际上却抛弃了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是用纠正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来回答普列汉诺夫的。考茨基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他在纠正提问人的错误时愈婉转愈慎重,这种批判就愈能击中要害。考茨基写道:“如果我们能理解到,我们面临的是任何一个旧模式都套不上去的完全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那可就太好了。”
  这正击中了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我国革命就其一般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的要害。考茨基说,这是旧模式。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决不能导致无产阶级实行唯一的统治或专政。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它应当努力去争取胜利。但是当前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只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没有其他阶级的帮助。那么,在当前革命的客观条件下,究竟哪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呢?是农民,因为“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
  考茨基的所有这些论点最为光辉地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的策略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考茨基的论证尤其宝贵的是,他撇开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集中全力系统地说明我国革命中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理。他指出,普列汉诺夫的所谓“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陈旧说法,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认为,这就是我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即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对这种错误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初就进行了斗争。
  其次,考茨基不是从一般词句出发而是从分析一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出发,证实了我国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们认为是“不策略的”如下结论:资产阶级害怕俄国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它敌视专制制度是由于专制制度产生了革命,它要求政治自由是为了制止革命。请你们把这一点同我们的普列汉诺夫信任立宪民主党人的天真想法对照一下吧,普列汉诺夫在他提出的问题中把反对派对旧制度的斗争同反对政府蓄意镇压革命运动的斗争悄悄地混为一谈了!与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死板的看法不同,考茨基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的因素和不革命的因素,指出了自由主义的破产,指出了农民变得愈独立愈自觉,自由派就势必向右转得愈快。无产阶级和农民将不顾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根本论点被考茨基完全证实了。
  考茨基指出,在革命的进程中,胜利完全可能属于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个党应当使自己的支持者怀有必胜的信念。孟什维克对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能否取胜的担心,又一次被考茨基的结论彻底驳倒了。普列汉诺夫竭力想把“阿姆斯特丹决议”作为我国革命的任务的“依据”。这种可笑的做法,与考茨基的“如果在斗争之前就放弃必胜的信念,斗争决不会取胜”这一简单明了的论点加以对比,就显得特别滑稽了。
  考茨基说,如果以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阶级和政党,只须采取一致行动,就能获得政治自由”,那就是“只考虑到事态发展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我们读了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考茨基的方法和目前我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普列汉诺夫的方法的根本分歧呈现得更为突出了。这段话听起来就好象考茨基是直接指投靠自由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波尔土加洛夫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库斯柯娃之流、鲍古查尔斯基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那伙先生们的,这伙人恰好犯了考茨基所指出的错误(并且有普列汉诺夫步他们的后尘)。考茨基并没有读过这些先生的大作,因而这就更加深了他的理论结论的意义。
  不用说,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关于农民的小生产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等基本论点,考茨基是完全同意的。那些喜欢声称他们“也同意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党人考虑一下考茨基的这些话,倒是大有教益的。
  最后,说几句关于“权威”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站在知识分子激进派的似乎是革命的抽象的通常观点上:“不要任何权威”。
  不。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但是,不言而喻,这只是意味着青年工人需要那些进行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老战士的经验,需要那些进行过多次罢工、参加过一系列革命活动、有革命传统和远大政治眼光的精明能干的战士的经验,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为了阐明我们党的纲领和策略,我们需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当然同资产阶级科学和警察政治的御用权威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权威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军中进行更多方面的斗争的权威。正因为这种权威对扩大战士的眼界非常重要,所以在工人政党中决不容许妄图从旁边,在远处解决当前政治中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每个国家进行直接斗争的先进的觉悟工人的集体经验,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最高权威。
  这就是我们对考茨基的意见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具有多大权威性的看法。普列汉诺夫的主要是批判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任何“派别活动”都迷惑不了一个哪怕稍微有点“智力”的人,使他忘记或者否定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不值一评。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大百倍。我们应当同普列汉诺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进行最无情的斗  争,因为他投入1899—1900年被他从社会民主党中赶出去的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的怀抱里去了。
  至于说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原理的全盘否定,只要读一下推荐给读者的考茨基的这篇论文的推论过程,就能得到最好的证明。


载于1906年12月由新时代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21—227页



  注释:

  [163]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220。
  [164]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是耶稣在传道时告诫门徒的话。恩格斯也曾在《反杜林论》第1章《概论》里用它来比喻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