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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

(1908年10月3日〔16日〕)



  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已经宣布罢课。其他许多高等学校都纷纷响应。运动已经蔓延到莫斯科和哈尔科夫。根据外国和俄国的报纸以及从俄国来的私人信件中的所有材料来判断,我们正面临着相当广泛的学院运动[123]这个事实。
  倒退到旧时代!倒退到革命前的俄国!上述事件首先证明的就是这一点。执政的反动派依旧紧紧地控制着大学。在专制的俄国对学生团体进行的无休止压制,现在采取了黑帮大臣施瓦尔茨(他的行动得到“首相”斯托雷平的完全同意)向1905年秋天答应给予大学生的自治权(那时,专制政府在革命工人阶级的猛烈攻击下什么都“答应”给俄国公民!)进攻的形式。在专制政府“顾不上大学生”的时候大学生曾经享有过这种自治权,可是只要专制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它就不能不开始剥夺这种自治权。
  自由派报刊依旧在哀号和埋怨——这一次是和某些十月党人在一起哀号和埋怨。教授先生们在哀号和啜泣,他们一方面恳求政府不要走上反动的道路,而要利用极好的机会在“苦于动荡的国家”内“用改良来保证和平与秩序”,同时又恳求大学生不要采取不合法的、只能为反动派利用的活动方式,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老而又老的唱俗了的调子,它们把大约20年前,即上一世纪80年代末期的情景又十分生动地重现在我们眼前!如果孤立地考察目前的形势而不把它同三年革命的经历联系起来,那么那个时期和现在相似的地方就会显得特别惊人。这是因为杜马(初看起来)仅仅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和革命前完全相同的力量对比:野蛮的地主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宁愿通过自己的官僚来联系宫廷和影响宫廷而不要任何代表机关;商人(十月党人)拥护这些官僚,他们不敢和大人们断绝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派立场”最关心的则是证明自己的忠诚,并且把对当权者的规劝叫作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实在难以使人想起不久以前无产阶级的公开的群众斗争曾经起过怎样的作用。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认为大学生原始的学院斗争的旧形式是有意义的?如果自由派已经堕落到80年代的“政策”(当然这里说的只能是在嘲弄的意义上的政策),那么,要是社会民主党认为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支持学院的斗争,它是否降低了自己的任务呢?
  这样的问题大概是由某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提出来的。至少本报编辑部已经收到了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的一封信,信中顺便谈到:
  “彼得堡大学9月13日的学生大会以施瓦尔茨采取了进攻策略为理由,决定号召学生举行全国的大学生罢课;罢课的行动纲领是学院式的,大会甚至欢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教授委员会在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方面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我们对彼得堡大会所提出的学院式的行动纲领感到不可理解,并且认为它在目前条件下是行不通的,而且也不能团结大学生去进行积极的、广泛的斗争。我们认为大学生的发动只能配合总的政治发动,决不可以孤立地进行。能够团结大学生的因素目前还没有具备。所以我们反对学院式的发动。”写这封信的人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比人们初看起来所能想到的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的议论在实质上所触及的题目要比参加当前的罢课问题广泛得多,重要得多。
  “我们认为大学生的发动只能配合总的政治发动。所以我们反对学院式的发动。”
  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在这里,大学生的政治发动必须竭力同无产阶级相配合等等这种革命的口号,正在从指导日益广泛、日益全面的战斗性鼓动的活指南,变为机械地向各种不同的运动方式的各个不同阶段套的死教条。仅仅宣布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翻来复去地讲革命教训中“最大的教训”,那是不够的。为了进行政治发动,必须善于进行鼓动,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条件,首先是、主要是利用某些先进分子同专制制度的任何大规模的冲突来进行鼓动。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必须预先把任何学生运动都分为一些必经的“阶段”,必须严密注视每一阶段的精确的进程,害怕“不适时地”转向政治等等。这种观点是最有害的学究气,而且只能导致机会主义的政策。但是,相反的错误,即由于错误地把口号理解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愿理会当前群众运动中事实上已经形成的情况和条件,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样运用口号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革命的空谈。
  学院运动可能会降低政治运动,分散政治运动或者使人们离开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大学生小组当然必须集中自己的鼓动工作来反对这种运动。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当前的客观政治条件是另外一种:学院运动标志着多少已经习惯于狭隘自治权的新的“一代”青年学生的运动的开始,而且这个运动是在目前没有其他群众斗争形式的情况下,即在广大群众继续默不作声地、聚精会神地、慢慢地消化三年革命经验的沉寂时期开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如果表示“反对学院式的发动”,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属于我们党的大学生小组应当尽一切努力去支持、利用和扩大这个运动。正如社会民主党对原始的运动形式的每一次支持一样,现在的支持也应当首先并且主要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去影响那些被冲突所激动并且往往是在这种形式下经历第一次政治冲突的更广大的阶层。这是因为最近两年进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几乎是完全过着脱离政治的生活,受着狭隘的学院自治主义精神的熏陶,不仅受着官方教授和政府报刊的教育,而且受着自由派教授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教育。对这些青年来说,广泛的罢课运动(如果这些青年能够造成广泛的罢课运动的话!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但是担保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运动会成功当然不是我们社会党人的事情)就是政治冲突的开始,而不管参加斗争的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对“学院的”抗议者群众说明这一冲突的客观意义,竭力使这一冲突成为自觉的政治运动,十倍地加强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的鼓动,并且利用整个鼓动,使人们领会从三年历史中得出的革命结论,使人们懂得新的革命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使我们那些仍然完全合乎潮流的老口号,即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重新成为讨论的对象,成为在政治上集中新一代民主派的试金石。
  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权利拒绝这一工作,不管这一工作在目前是多么困难,不管某些鼓动员在某个大学里、在某个同乡会里、在某个集会上……遭到多么大的挫折,我们还是要说:你们叩门,门就会开!政治鼓动工作是决不会白做的。衡量政治鼓动工作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我们能不能马上获得多数或者使人们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对暂时的挫折惶惑不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会顽强地、勇往直前地、坚忍不拔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下面发表了圣彼得堡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宣言,这个宜言表明,就连最积极的大学生也固执地抱着纯粹的学院主义不放,还在同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唱一个调子。而且这样的事情正是发生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报刊以最卑鄙的态度对待罢课,在斗争最激烈时出来论证罢课有害、罢课是犯罪等等的时候。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必须给联合委员会以反击,这是我们不能不欢迎的(见《党的生活》栏)。[124]
  显然,为了把现今的大学生从“学士”变为“政治家”,靠施瓦尔茨的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日益增多的黑帮军曹的蝎子鞭[125],才能使新的干部受到充分的革命教育。对于这些受过斯托雷平的全部政策的训练、受过反革命的每一个步骤的训练的干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专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新的冲突的客观必然性,而专制制度又是和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勾结在一起的。
  是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因为拉着俄国向后转的黑帮反革命不仅锻炼着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新战士,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激起非无产阶级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的运动(这当然不应当了解为一切反对派都参加斗争,而应当了解为真正的民主派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能够进行斗争的分子广泛地参加斗争)。1908年俄国大学生的群众斗争的开始是一个政治上的征兆,是反革命所造成的整个目前形势的征兆。青年学生同中下层资产阶级、小官吏、某些农民和僧侣等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在1908年的春天有人企图恢复“解放社”,即比立宪民主党人的、半地主的、彼得·司徒卢威所代表的旧的“解放社”要左一些的“解放社”[注:见本卷第43—47页。——编者注];既然俄国最接近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在秋天开始闹起风潮;既然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比过去凶狠十倍地重新向学校里的革命狂吠;既然卑鄙龌龊的自由派教授和立宪民主党领袖因不合时宜的、危险的、毁灭性的罢课不合可爱的十月党人的心意,能够“推开”十月党人,“推开”握有统治权的十月党人而呻吟和哭泣;这就是说,火药桶里正在增加新的火药!这就是说,对反动的反响已经不只是在大学生中开始了。
  尽管这个开端还很微弱还在萌芽之中,但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利用它而且也正在利用它。我们能够在革命前工作几年、几十年,把革命口号首先在小组内提出,然后在工人群众中,然后在街头,然后在街垒上提出。我们现在也应当能把那些是当前任务的事情首先安排妥当,否则关于配合性的政治发动的议论就会变成空话。这些事情就是: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组织,为自己的革命口号普遍地在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我们的各个大学小组也应当在自己的大学生中间着手建立这种组织,应当在当前运动的基础上着手进行这种鼓动。
  无产阶级是不会坐着等待的。他们往往在聚餐会上、在合法的团体中、在大学里面、在代表机关的讲坛上把发言的优先权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它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在严肃的、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中让出优先权。促使这个斗争爆发的全部条件是不会象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和那样容易地成熟起来的,但是这些条件正在成熟,而且一定会成熟起来。小规模的学院式冲突的小开端也就是大开端,因为紧随着它而来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将是大规模的继续。



  载于1908年10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3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214—220页



  注释:

  [123]这里说的是1908年秋在彼得堡爆发的俄国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亚·尼·施瓦尔茨的反动政策激起的。施瓦尔茨对残存的大学自治权大张挞伐,并力图取消1905年以后大学生享有的一切自由。——192。
  [124]指1908年10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36号《党的生活》栏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号召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同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宣言划清界限,使大学生运动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斗争中的任务。——196。
  [125]蝎子鞭是一种末梢系有状如蝎子毒钩的金属物的鞭子,出自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上)》。——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