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7卷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 （1908年10月16日〔29日〕） 最近一个时期，巴尔干事变不仅占满了俄国的政治报刊，而且占满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报刊。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险曾一度迫在眉睫，现在也还远没有消除，虽然更大的可能是，仅仅叫嚣和空喊一番，而不至于真的爆发战争。 我们来粗略地看一下危机的性质和危机给俄国工人政党提出的任务。 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特别有力地推动了亚洲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播十分缓慢，以至俄国反革命在波斯起了并且还继续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土耳其革命一下子就碰上了以俄国为首的列强的反革命联盟。的确，后一论断初看起来是同欧洲报刊和各种外交声明的总的腔调相矛盾的：要是听听这些声明，相信半官方刊物上的文章的话，那所有的声明和文章都充满了对已经复兴的土耳其的“同情”，都一心希望土耳其的立宪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都对资产阶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赞不绝口。 但是，所有这些言论都不过是现代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和现代欧洲反动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伪善行为的典型。事实上，无论哪一个自称民主国家的欧洲国家，无论哪一个以民主、进步、自由、激进等等命名的欧洲资产阶级政党，都丝毫不能证明自己真正愿意帮助土耳其革命，真正希望这场革命得到胜利和巩固。相反，它们全都害怕土耳其革命的成功，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必然意味着巴尔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自主、争取真正民主的意愿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必然意味着波斯革命取得胜利，亚洲民主运动得到新的推进，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得到加强，在与俄国接壤的广阔地区建立起自由制度，从而为阻碍黑帮沙皇政府的政策的推行和促进俄国革命的高涨创造新的条件，如此等等。 目前在巴尔干、土耳其、波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质就是欧洲列强结成反革命联盟来对付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欧洲各国政府的一切努力、欧洲各“大”报的一切宣传，都不过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迷惑舆论，用伪善的言词和外交手法来掩盖欧洲的所谓文明国家为对付文明程度最低却最渴望民主的亚洲国家而组成的反革命联盟。无产阶级在这个关头所采取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揭下资产阶级伪君子的假面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充当或帮助充当对付亚洲革命的宪兵。 围绕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种种事变，欧洲施展的阴谋诡计极为错综复杂，普通公众都上了外交家的当，因为他们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枝节问题、局部问题上面，转移到正在发生的事变的个别方面，力图模糊整个过程的意义。相反，我们的任务，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恰恰是向人民说明事变的总的联系，说明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变的基本趋势和背景。 企图“捞一把”和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对附属国或受欧洲“保护”的各国人民独立民主运动的畏惧，这就是整个欧洲政策的两个动力。人们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与克制，也就是称赞土耳其革命的软弱无力，称赞这个革命不去唤醒下层人民、不去激发群众的真正的独立精神，称赞这个革命敌视正在奥托曼帝国展开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此同时，人们还是照旧掠夺土耳其。人们加以称赞，是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照旧掠夺土耳其的领地。他们一面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面继续推行显然是瓜分土耳其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莱比锡人民报》[126]（社会民主党地方机关报）极其正确而中肯地写道： “1791年5月，真正关心祖国昌盛的有远见的国家要人在波兰实行了政治改革。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称赞5月3日的宪法，欢迎这个宪法，把它看作‘造福于邻邦’的事情。全世界都大大赞扬波兰的改革者，说他们和巴黎的可怕的雅各宾派不同，做起事情来是那样地‘温和’……1793年1月23日，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
事实上，如果有谁想相信外交家的言论，而不考虑他们的行动，不考虑列强合伙反对革命的土耳其的举动，那简直是幼稚。只要把某些国家的外长、首脑的会晤和谈判的事实同以后发生的事变对照一下，对外交家的声明的天真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了。在8月和9月间，正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发生以后、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发表宣言之前，伊兹沃尔斯基先生在卡尔斯巴德和玛丽亚巴德同英王爱德华、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克列孟梭会晤，奥地利外交大臣冯·埃伦塔尔同意大利外交大臣蒂托尼在萨尔茨堡会晤，然后是伊兹沃尔斯基同埃伦塔尔于9月15日在布赫洛埃会晤，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同弗兰茨－约瑟夫在布达佩斯会晤，伊兹沃尔斯基同德国外交大臣冯·雪恩、然后同蒂托尼和意大利国王会晤。1908年8月，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了政治改革，而且进行得异常平稳。全世界都称赞他们，说他们和俄国的可怕的社会党人不同，做起事情来是那样‘温和’得体……1908年10月，爆发了一系列导致瓜分土耳其的事变。” 这些事实是不说自明的。在奥地利和保加利亚采取行动以前，一切重大问题都已经在俄、奥、德、意、法、英六国之间，在国王和大臣们的私人会晤中以最秘密的和直接的方式谈妥了。后来报纸上展开的关于埃伦塔尔说意、德、俄已同意奥地利兼并（合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事是否属实的对骂，完全是一场滑稽剧，完全是为了转移视线，只有自由派庸人才会上这个当。掌握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巨头，伊兹沃尔斯基之流、埃伦塔尔之流和一伙戴王冠的强盗及其大臣们，故意把骨头扔给新闻界：先生们，你们去吵吧！究竟是谁欺骗了谁，谁得罪了谁，是奥地利欺骗了俄国呢，还是保加利亚欺骗了奥地利，如此等等，是谁“第一个”动手撕毁柏林条约[127]，每一个国家是怎样对待列强会议计划的，如此等等。请吧，请让舆论去注意这些有意思的、重要的（啊！太重要了！）问题吧！我们需要的正是如此，为的是要掩盖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事先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进一步采取措施瓜分土耳其，利用某种借口来重新审查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允许俄国黑帮沙皇扼杀波斯革命。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我们这些全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的领袖真正需要的和正在干的事情。让自由派的傻瓜们在报刊上，在议会里去空谈事情是如何开头的，谁讲了什么话，殖民掠夺和镇压民主运动的政策是在什么伪装之下最后形成、签署并公之于世的。 所有欧洲大国（目前吃得最“饱”的奥地利除外）的自由派报刊，现在都在责备本国政府维护本民族利益不够。每个国家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描写成最无能的，最不会“利用”时机的，受别人欺骗的，等等。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推行的也正是这样的政策，他们早就说过奥地利的胜利使他们感到“羡慕”（米留可夫先生的原话）。自由派资产者的这种政策，特别是我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完全是最丑恶的伪善行为，是对进步和自由的真正利益的最卑鄙的叛卖。这是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故意不谈反动政府的阴谋，从而模糊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第二，它推动每个国家走上所谓积极外交政策的道路，即赞同列强进行殖民掠夺和干涉巴尔干半岛事务（这种干涉从来就是反动的）；第三，这个政策直接为反动派效劳，因为它使人民只去关心：“我们”能得到多少，“我们”在分赃的时候能分得多少，“我们”能占多少便宜。目前，各国反动政府最需要的，正是引用“舆论”来支持自己的掠夺行为或取得“赔偿”等等的要求。它们会说，你们看，我国的报刊都在责备我过于大公无私，对本民族利益捍卫得不够，责备我太容易让步，并且用战争来威胁我，可见，我的要求是最“低的”和最“公平的”，是完全应当得到满足的！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和欧洲自由派资产者的政策一样，就是讨好反动政府，维护殖民侵略、掠夺和对他国事务的干涉。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之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这种政策是打着“反对派”的幌子推行的，因而能迷惑许许多多的人，使那些不信赖俄国政府的人信赖政府，使群众的意识受到毒害。所以，我们的杜马代表和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必须注意，不通过杜马讲坛、传单和会议来说明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虚伪的反对派立场之间的种种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就巴尔干事变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不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对外政策和沙皇政策的实质是一样的，就不可能向人民说明沙皇政策的全部危害性和反动性。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高谈阔论、矫揉造作、吞吞吐吐、拐弯抹角的伎俩，就不可能揭露对外政策中的沙文主义和黑帮路线。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对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迁就会使社会党人堕落到什么地步。麦克斯·席佩尔在机会主义者的著名机关刊物《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社会主义——？？？——月刊》）[128]上就巴尔干危机写道：“几乎一切有头脑的党员都认为，如果不久以前在我们的柏林中央机关报上〈即在《前进报》上〉重复过的意见，即认为德国无论从现在的或是将来的巴尔干变革中都一无所求的那种意见占了优势，那将是一个错误。当然，我们不应该去争夺领土……但是，各大国在这个介于欧洲、整个亚洲和部分非洲之间的重要的关键地区大规模地重新配置力量，无疑是会最直接地损害我们的国际地位的……俄国这个反动的庞然大物现在根本不能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俄国看作敌人，象50年代的民主派把它看作敌人那样。”（第1319页） 这个给自己戴上社会党人假面具的愚蠢的自由派，竟没有看出俄国“关心”“斯拉夫兄弟”的反动阴谋！他说“我们”（代表德国资产阶级），“我们的”地位等等，却既没有看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的打击，也没有看出俄国反对波斯革命的步骤！ 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刊载于10月22日出版的那一期杂志。10月18日（5日）《新时报》[129]刊登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说什么“大不里士的混乱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什么这个城市“有一半遭到了半野蛮的革命者的破坏和洗劫”。你们可以看出，革命一战胜波斯王在大不里士的军队，俄国半官方报刊立刻就暴跳如雷。波斯革命军队的领袖萨塔尔汗在这篇文章中被说成“阿杰拜疆的普加乔夫”（阿杰拜疆或阿塞拜疆是波斯北部的一个省；该省的首府是大不里士，根据雷克吕的统计，该省人口几乎占全波斯人口的1/5）。《新时报》写道：“所有这些胡作非为使得我国在与波斯接壤地区数以百万计的贸易遭到破坏，试问，俄国能够无止境地容忍下去吗？……不应当忘记，整个外高加索东部和阿杰拜疆从人种学上看是一个整体……住在外高加索的鞑靼半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是俄国臣民，竟热心参加大不里士的骚乱，派遣志愿军到那里去……对我们来说，重要得多的是使邻近我国的阿杰拜疆平静下来。虽然俄国极不愿意进行任何干涉，但是情势可能迫使俄国担负起这个责任，不管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10月20日德国《法兰克福报》收到彼得堡的电讯，说正在考虑占领阿杰拜疆作为对俄国的“赔偿”。10月24日（11日）该报刊登了来自大不里士的电讯：“配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的6个俄国步兵营已于前日越过波斯国境，今日可抵大不里士。” 麦·席佩尔象奴才一样重复着自由派报刊和警察报刊的保证和叫嚣，对德国工人说，俄国作为反动的庞然大物的意义已经成为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俄国看成敌人是错误的！就在这一天，俄国军队越过了波斯国境。 血腥的尼古拉的军队对波斯革命者的一场新的屠杀就要来临了。随着非正式的利亚霍夫的干涉而来的是正式占领阿杰拜疆，并在亚洲重演1849年俄国在欧洲所干的勾当——尼古拉一世派遣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130]。当时，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党中还有真正的民主派，他们能够为自由斗争，而不象现在的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只会伪善地空谈自由。当时俄国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至少受到几个欧洲国家的反对。而现在，欧洲所有的大国，“血红的”克列孟梭的“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对任何一点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国内民主的扩大都害怕得要命，他们都在帮助俄国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 毫无疑问，俄、奥、德、意、法、英六国的九月反动密谋，包括了俄国有反对波斯革命的“行动自由”。至于这一点是不是写在什么秘密文件上，经过许多年以后将收入历史资料汇编出版；或者只是伊兹沃尔斯基向他的最亲密的会谈者谈过这一点；或者是这些会谈者自己“暗示过”：我们从“占领”转为“兼并”，而你们也许可以从利亚霍夫的干涉转为“占领”；或者是采用了其他某种方式；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不管大国之间的九月反革命密谋的形式多么不完备，这个密谋却是事实，它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明显。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反对民主派的密谋。这是为了直接镇压亚洲革命或间接打击这场革命的密谋。这是为了今天在巴尔干、明天在波斯、后天或许在小亚细亚、在埃及等地继续进行殖民掠夺和侵占领土的密谋。 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这种戴王冠的强盗和国际资本的联合势力。一切社会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群众中的鼓动工作，揭穿各国外交家的把戏，清楚明白地摆出所有的事实来表明一切结盟的强国所起的卑鄙的作用，不管这个强国是直接起宪兵的作用，还是充当宪兵的帮凶、伙伴或资助者。 杜马即将听取伊兹沃尔斯基的报告及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质询，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现在肩负着一项非常艰巨但又非常崇高、伟大的责任。他们所在的机构在掩饰主要的反动国家、主要的反革命阴谋者的政策，因而他们应当有本领，有勇气说出全部真相。在现在这种时候，黑帮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得到的多，要求于他们的也很多，因为除了他们，杜马中再没有别人能够不从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观点发出反对沙皇制度的呼声了。而立宪民主党在现在这种时候和现在这种情况下所提的“抗议”，比不提更坏，因为这只能是同一群资本主义豺狼为了替同一种豺狼政策辩护而发出的抗议。 愿我们的杜马党团以及党的其他一切组织都开始行动起来吧。现在向群众进行鼓动，其意义要比平常大一百倍。在我们党的整个鼓动工作中，有三件事情应该提到首要地位。第一，同一切反动派和自由派报刊（从黑帮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都包括在内）相反，社会民主党要揭露各种会议、列强协定、与英国结成的反奥同盟或与奥地利结成的反德同盟或其他任何的外交把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列强的反动密谋这一事实，这个密谋已经进行，各国政府都极力想用比较公开的谈判这种滑稽剧来掩饰这个密谋。反对外交滑稽剧，向人民说明事情的真相，揭露反无产阶级的国际反动派！第二，我们必须阐明这个密谋所造成的实际的而不是嘴上的结果，即打击土耳其革命，俄国协同扼杀波斯革命，干涉他国事务，破坏民族自决权这个基本的民主原则。我们的纲领同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样，是要捍卫这种权利的。奥地利人和俄国黑帮对“斯拉夫兄弟”的关怀是再反动不过的了。这种“关怀”掩盖着早已使俄国在巴尔干声名狼藉的那些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这种“关怀”一向就是要摧残某些巴尔干国家的真正的民主。列强对巴尔干国家的唯一真诚的“关怀”可能是并且只能是：让它们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不以外国干涉去破坏它们的生活，不去阻挠土耳其革命。但是，工人阶级当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会采取这种政策！ 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名称是最自由和最“民主”的政党，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也在内——都拥护资本家的对外政策。这是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着重指出的第三件事情。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实质上都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竞赛，只是强调这种竞赛要采取不同于黑帮所采取的形式，只是要求订立不同于政府现在所依据的那种国际协定。自由派反对资产阶级对外政策的一种形式而主张同一政策的另外一种形式，责备政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掠夺和干涉方面！），这对群众起着极坏的腐蚀作用。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家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不赞成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和正义地”发展的荒谬的小市民空想。社会民主党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它懂得，除了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和平和自由的保护者了。 附言：这篇文章付印以后，报上发表了彼得堡通讯社的一则电讯，否认俄国军队越过波斯国境的消息。这则电讯刊登在10月24日的《法兰克福报》第二次上午版上。在第三次版上刊登了君士坦丁堡10月24日晚10时50分发出的电讯，说10月24日晚在君士坦丁堡获悉，俄国军队已越过波斯国境。国外的报刊，除社会党的报刊以外，目前都对俄国军队侵入波斯一事保持缄默。 总之，暂时我们还不可能完全了解全部真相。但是，无论如何沙皇政府和圣彼得堡通讯社的“辟谣”是不足信的。俄国得到列强的同意，正在用一切办法——从阴谋活动到派遣军队——来反对波斯的革命，这是事实。俄国执行着目的在于占领阿塞拜疆的政策，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军队还没有越过国境，那大概也在这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无火不生烟。
注释： [126]《莱比锡人民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201。 [127]柏林条约是在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于柏林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签订的。这次国际会议是根据奥匈帝国和英国的要求召开的，出席的有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等国政府的代表。在会议上，俄国被迫把它同土耳其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签订的圣斯蒂凡诺和约提出复审。会议对这个和约作了重大修改。根据柏林条约，处于俄国势力范围内的保加利亚的国境被大大缩小，奥匈帝国得到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划归俄国的土地限于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以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及其周围地区。柏林条约加剧了巴尔干地区的矛盾，造成了未来外交冲突和战争的土壤。——202。 [128]《社会主义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是德国社会主义分子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04。 [129]《新时报》（《》）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04。 [130]尼古拉一世派遣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一事发生在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匈牙利革命以1843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