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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统一

(1910年1月23日和2月1日〔2月5日和14日〕之间)



  正是一年前,我们在1909年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代表会议所做的工作,使党在经过“瓦解的一年,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路途艰难的一年”之后“走上大路”(见《走上大路》一文)[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编者注]。我们在那里指出,我们党所经历的严重危机显然不仅是组织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危机。我们认为,党的机体战胜反革命时期的腐蚀作用的保证,首先在于代表会议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正确地解决了一个基本课题:工人政党完全肯定了代表会议在不久前的狂飙突进时期所提出的革命目标和经过群众直接斗争检验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同时也估计到目前经济和政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估计到专制制度企图适应当代的资产阶级环境,搞资产阶级君主制,并且企图公开、广泛、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工商业资本主义巨头结成联盟来维护沙皇制度和黑帮地主的利益。我们提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党的组织任务,即秘密的党必须利用包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合法机构,来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我们指出,这个组织任务与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实施非常法时期所完成的任务有相似之处,同时,我们也指出了“逃避坚持不懈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可悲倾向”,如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或拒绝直接公开批评我们杜马党团的路线,否定或贬低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而企图用不定形的合法组织来取代它,企图削弱我们的革命口号,等等。
  在作了一番回顾后,我们就能对不久前举行的我们党的中央全会[119]的意义作出更正确的评价。读者可以在本报这一号的另一处看到全会所通过的重要决议的原文[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6—311页。——编者注]。这些决议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全党为实现实际上的统一、团结党内一切力量而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是全党在关于党的策略和组织的基本论点方面统一认识而迈出的重大的一步,因为这些基本论点是确定社会民主党在我们困难时期的道路的依据。一年前指出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现在全党都走上了这条道路,党内的一切派别都确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过去的一年是出现新的派别分裂、新的派别斗争的一年,是党内瓦解的危险加剧的一年。但是各地的工作条件,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困难处境,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迫切任务,——这一切也推动着各个派别去团结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反革命势力愈强大、愈嚣张、愈猖狂,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各阶层中可耻背叛和放弃革命的行为愈普遍,党对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吸引力也就愈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下半年,在所有这些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党内彼此之间分歧很大的人,如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一方,“前进”集团(即脱离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为另一方,也都表示要维护党的原则。前者在1909年8月提出了“为争取在党内的影响而斗争”的口号,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分裂党的路线。后者发表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在开头谈到了“为恢复布尔什维主义的统一而斗争”,但是最后又对派别活动、“党内有党”、“派别分立互不通气”严加斥责,坚决要求派别“溶解”在党内,要求派别“合流”,把派别中心变成“确实仅仅是思想和著作”的中心(《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小册子第18页和第19页)。
  党内多数人清楚地指出的道路,现在已经为一切派别一致承认,当然,不是所有细节都承认,而是在基本方面承认。一年来的尖锐的派别斗争对于消灭一切派别和任何派别活动,对于党的统一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关于团结一切力量去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迫切任务已经作了决定;宣布了停办布尔什维克派的机关报;一致通过了关于必须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即孟什维克派的机关报的决定。一致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决议,即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和关于召开下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可以说是各派别大联合的纲领,所以应当特别详细地谈谈。
  决议的开头写道:“为了阐发1908年党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基本论点……”我们在上面援引了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三个主要决议(即关于对时局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关于党的组织政策和关于党对待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的这些基本论点。毫无疑问,党内对这些决议的每一点、每一条并不是都意见一致,因此,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以便根据日益复杂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决议进行批评,进行修改。毫无疑问,今后党内的一切派别,正确些说,党内的一切流派,都应当把进行这种批评、应用和改善的工作,看作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和阐明自己的路线的事情。但是批评和纠正党的路线的工作,不应当妨碍党采取一致的行动;党的行动一分钟也不能中断,不能动摇,它必须在一切方面都符合上述决议的基本论点。
  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第1条在阐发这些论点时提及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基础”,认为根据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能“只”适用于“目前的具体环境”——这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如此,而应当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道路,适用于各种可能的情况,既适用于“大变动”时期,也适用于“较稳定”时期。现在无产阶级第一次可以有计划地运用这一策略方法并且将其贯彻始终。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无产阶级的这一行动中,在目前这一有组织的支部网内,我们党的策略就应当“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公开的革命斗争”(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作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完成1905年那个时代留下的、为当前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每一特点所规定的我们的基本事业),并“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动摇不定的反革命制度的一切矛盾”(否则我们的革命性就会变成说空话,变成重复革命词句,而不是应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革命经验、知识和教训去指导每一个实际行动,去利用沙皇政府、它的同盟者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每一个矛盾和每一次动摇)。
  决议的第2条说明了俄国工人运动面临的转折时期。我们要团结起来去帮助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新一代,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革新党的组织,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丝毫不拒绝“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方法”,而是要捍卫它们,为在将来的新的革命中更有成效地应用这些方法打下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
  决议的第3条叙述了促使各地觉悟工人“迫切要求集中社会民主党内护党的力量和巩固党的统一”的种种原因。其中广泛的反革命思潮是主要的原因。敌人已经团结起来向我们进攻。沙皇政府、横行霸道的官吏、无恶不作的地主-农奴主,除了这些原来的敌人之外,又增加了资产阶级,这个新的敌人根据亲身经验对无产阶级恨之入骨,因而愈来愈团结一致。革命家惨遭前所未见的残杀、拷打和折磨。有人对革命百般辱骂诋毁,竭力想从人民的心中抹掉革命。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曾让敌人夺走过任何一次革命(包括任何一次多少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在内)的主要成果,即群众斗争的经验和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对革命的信念,——要使自己的状况真正有所改善就必须进行革命的信念。俄国的工人阶级经过一切考验之后,也一定会表现出他们夺取1905年胜利的那种革命斗争的决心和群众的英勇精神,并且在今后不止一次地取得胜利。
  促使我们团结起来的不仅是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和嚣张的反革命气焰。促使我们团结起来的还有一点一滴的平凡的日常实际工作。社会民主党坚持在杜马中不懈地进行工作,不断纠正初期不可避免的错误,克服怀疑情绪和漠不关心的态度,锻造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所珍惜的工具——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任何一个有工人参加的合法大会,任何一个合法机构,只要无产阶级能够打进去,传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公开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和民主要求,都能促使力量团结起来,促进整个运动的发展。无论政府进行什么样的迫害,无论它的同盟者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施展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不能扼杀多种形式的并且有时是意想不到的形式的无产阶级斗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每一步都在训练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促使他们团结起来,扩大他们的队伍,激起他们更大的义愤。
  社会民主党集团的分散现象和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也在这方面(维护党的原则)有影响,这种分散现象和手工业方式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很大的损失。如果不集中力量,不建立一个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开展实际工作。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如建立这样的核心并发挥它的作用,用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来扩充这个核心,使它的工作同各地工作取得更紧密的联系,等等。在停滞时期必然会提到重要地位的理论工作,也同样要求我们团结一致地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动员一切力量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作斗争的时候更应如此。
  此外,决议的最后一条谈到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由于1908—1909年社会民主运动内部变化急剧,在过去的这一时期中,这些任务也非常尖锐地被提出来了,并且是通过十分激烈的派别斗争来完成的。这在各地党组织面临危机和瓦解的情况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现象。但这只是在当时是必然的现象。而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决议的一致通过,则清楚地表明了要求前进的共同愿望,结束对基本论点的争论,承认这些论点是不可争辩的,并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齐心协力地加紧工作。
  决议指出,由于目前的历史环境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必然出现两种偏离正确道路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从本质来看有如下的特点:“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弱革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这些错误显然是同社会民主党外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潮流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最恨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因为它用行动表明自己忠于革命的未竟之业,坚决同斯托雷平“合法性”原则作无情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奴仆们最恨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任务和口号。而捍卫革命的任务和口号则是我们当然的任务。所以,要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就特别需要我们同一切“贬低”秘密政党的“作用和意义”的行为作斗争。所以,有必要在较小的问题上,在规模不大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在合法范围内维护党的观点,这就特别需要注意不能削弱这些任务和口号,斗争形式的改变不能取消斗争的内容,不能缓和不调和的斗争,不能歪曲无产阶级的历史前景和历史目标:领导所有被剥削劳动者,领导全体人民群众,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走向推翻资本主义本身的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来谈另一种倾向的特点——如果不学会改变工作方式,使之适应每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那就不能实际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工作。“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否定利用合法机会,不懂得这两者的重要性”,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使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政策难以实现的倾向。俄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并不意味着旧的任务已经完成,已经可以抛开不管了,不,这意味着,必须考虑这些新的任务,寻求新的斗争形式,制定相适应的策略和组织形式。
  既然党内对这些基本问题,对“克服”(主要通过扩大和深入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上述两种倾向的必要性开始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对于正确规定“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来说,最主要的东西已经获得了。现在应当有步骤地贯彻已经获得的东西,要使全党上下,所有地方工作者都充分了解这些任务,讲透这两种倾向对一切工作部门的危害性,搞好工作,防止产生这两种摇摆不定的倾向。为实现已通过的决定而采取的实际措施以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它们日后将会自然表明在这方面还有什么要做和应当怎样做。
  在这些要求中,有一项要求已是党的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如果存在这种“惯例”的话)。我们说的就是把各地从事实际工作的全国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集团的代表召集在一起的党代表会议。尽管这项工作很平常,但是目前的瓦解状态使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考虑到新的困难(如果不可能召开省的代表会议,各省的代表可以由各地支部选举产生,而不必由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和新的任务(吸收合法运动中的党的活动分子参加,给他们以发言权)。
  客观情况要求把那些规模较小、从目前的工作形式来看是秘密组织的工人支部,作为党组织的基础。但是在目前的困难条件下,为了学会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就要求它们发挥比过去大得多的首创精神和主动精神,在它们往往得不到有经验的老同志帮助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这样做。这些支部之间如果一不建立牢固的联系,二不建立各种各样的合法机构作为据点,那就不能完成经常影响群众以及同群众互相影响的任务。因此,必须召开由这些秘密支部代表出席的代表会议,——无论如何必须首先、立即这样做。因此,必须吸收合法运动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护党派分子参加,吸收“合法运动中那些愿意同各地党的中心建立牢固的组织上的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团体的”代表参加。至于在我们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谁真正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是护党的,谁真正懂得上述的新的工作条件并懂得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的任务同这些新的工作条件结合起来,谁真心愿意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努力,哪些集团真正愿意同党建立牢固的组织上的联系,——这只能在各地进行的日常秘密工作的过程中来断定。
  我们相信,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力量都会通过这项工作团结起来,中央和各地的党的工作者将全力以赴筹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必将有助于彻底巩固我们党的统一,必将有助于齐心协力地进一步为今后的革命斗争建立更广泛、更牢固、更富有适应性的无产阶级基础。


载于1910年2月13日(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92—201页



  注释:

  [119]指1910年1月2—23日(1月15—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政论家札记》一文(本卷第236—300页)。——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