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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芬兰的进攻

(1910年4月26日〔5月9日〕)



  1910年3月17日,斯托雷平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关于颁布有关芬兰的全国性法令和决定的程序”的草案。这个官腔十足的标题掩盖了专制制度对芬兰的自由和独立发动的最无耻的进攻。
  斯托雷平的法令草案规定,芬兰的一切事务,凡是“非纯属这个边疆区的内部事务”,一律交给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世处理。芬兰议会只能就这些事务发表“最后意见”,而且这些最后意见对谁都没有约束力,因为芬兰议会对帝国而言已落到了布里根杜马的地位。
  那么,所谓“非纯属”芬兰“内部事务的法令和决定”指什么呢?我们不全部列举斯托雷平草案中所提出的17条,我们仅指出,芬兰同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税关系、芬兰刑法例外条款、铁路事业、芬兰的货币制度、群众集会条例、芬兰的出版法,等等,均属此列。
  这一类问题一律交给黑帮-十月党人杜马处理!彻底摧毁芬兰的自由,——这就是专制制度打算依靠根据六三宪制联合起来的地主代表和商界上层代表来实现的计划。
  这个计划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这里指的都是被这一“宪制”认为合法的人:50名极右分子,100名民族主义分子和“右派十月党人”,125名十月党人,——这就是已经在杜马中集合起来的、接受了政府报刊长期恶毒宣传而随时可以对芬兰采取任何暴力措施的一支反动队伍。
  现在,压迫一切“少数民族”的专制制度的旧民族主义变本加厉,首先是由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仇恨人民,因为人民利用俄国无产阶级十月的短暂胜利在黑帮沙皇身边创造了一部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创造了把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一边的芬兰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自由条件。芬兰曾利用俄国革命的机会赢得了几年的自由和和平发展。俄国的反革命势力现在正迫不急待地趁“家中”完全沉寂之机来拼命掠夺芬兰的成果。
  历史似乎在用芬兰的例子表明,被一切庸人当作偶像膜拜的名震一时的“和平”进步,不过是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的、昙花一现的例外,这种例外完全证实了一条常规。而这条常规就是:只有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各族人民的生活发生巩固持久的变化,才能根本摧毁中世纪制度的统治和半亚细亚式的资本主义。
  芬兰过去松了一口气,完全是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动摇了俄国的专制制度。现在,芬兰工人只有通过联合俄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求得出路,免遭黑帮强盗的进犯。
  芬兰这个和平的国家是靠俄国的十月罢工而进行了革命、靠俄国的十二月斗争和两届反政府的杜马而捍卫了自由的,可是即使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资产阶级也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特性。芬兰的资产阶级攻讦芬兰工人赤卫队,指责他们搞革命主义;它千方百计不让芬兰的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充分的自由;它企图讨好沙皇政府(象1907年出卖政治活动家那样),以逃避沙皇政府对它施加的暴力行为;它指责本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被俄国社会主义者带坏了,感染上了他们的革命性。
  现在,甚至芬兰的资产阶级也可以看出,执行让步、讨好、“献媚”的政策,执行直接或间接出卖社会主义的政策,会得到怎样的后果。离开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训练并由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斗争,芬兰人民就不能找到摆脱自己目前状况的出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就无法反击尼古拉二世。
  由于我们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自觉的反革命性的增强,我国专制制度的旧民族主义政策也加强了。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支国际力量仇恨的加深,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也随之而增长。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变本加厉,是同国际资本竞争的加剧和尖锐化相辅相成的。沙文主义的出现就是由于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失败和无力制服特权地主而产生的报复行动。沙文主义从地道的俄国企业主和商人的贪欲中得到了支持,因为俄国企业主和商人没能在巴尔干捞一把,所以是很乐于“夺取”芬兰的。因此,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的组成,使沙皇政府得到了镇压自由芬兰的忠实伙伴。
  但是,侵犯自由的边疆地区的反革命“战役”的基地扩大了,反击这些反革命战役的基地也扩大了。如果说,芬兰的敌人不仅仅有官僚和一小撮权贵,而且还有第三届杜马代表机关中有组织的领地贵族和最富有的商人,那么芬兰的朋友,就是千百万的群众,他们开创了1905年的运动,推出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革命派。无论目前政治气氛多么沉寂,这些群众也仍然在照样生活和成长。要为俄国革命的新的失败报仇的新的复仇者也正在成长起来,因为芬兰的自由受到的挫折就是俄国革命受到的挫折。
  我们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弱和没有气节现在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当然反对进攻芬兰。他们当然不会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但是,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使“公众”不再同情唯一给芬兰以自由、使芬兰的自由已经持续四年有余的直接革命斗争和10—12月的“策略”的,难道不正是他们吗?联合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同背弃了这一斗争和这种策略的,难道不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吗?拼命在俄国的整个文明“社会”里激发民族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难道不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吗?
  社会民主党的决议(1908年12月)说,立宪民主党人鼓吹民族主义,实际上正是在为沙皇政府效劳![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页)。——编者注]事实证明,这句话讲得多么正确!当俄国在巴尔干遭到外交上的失败时立宪民主党人要采取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立场”,果然不出所料,是一种可怜的、无原则的、奴颜婢膝的反对派立场,是讨好黑帮分子、刺激黑帮分子的贪欲、因黑帮沙皇力量还不够强而对他责怪的立场。
  “人道的”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你们现在来自食其果吧。你们曾向沙皇政府指出,它坚持“民族”任务不力,现在沙皇政府向你们表明,它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迫害很得力。你们的民族主义、新斯拉夫主义等等,是自私的、有阶级局限性的资产阶级实质加上响亮的自由主义空话。空话始终是空话,实质却在为专制制度仇视人类的政策效劳。
  自由主义空话过去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这些空话只能装饰资产阶级狭隘的自私和粗野的暴力;它们只是用虚幻的花朵来装饰人民的锁链;它们只是麻醉人民的意识,使他们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敌人。
  但是,沙皇政策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第三届杜马存在的每一个月,都会愈来愈无情地打破自由主义的幻想,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自由主义的软弱和腐朽,愈来愈广泛和愈来愈多地播下无产阶级新的革命的种子。
  总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会奋起争取芬兰的自由,争取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


载于1910年4月26日(5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18—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