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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和“羞耻”

(1911年5月7日〔20日〕)



  任何危机都揭示现象或过程的本质,扬弃表面的、细微的、外部的东西,暴露所发生的事情的更深刻的基础。例如,就拿经济现象方面最平常、最不复杂的危机——各种罢工来说。这种危机最能暴露各阶级间的实际关系、当代社会的真正性质、最广大的居民群众屈从于饥饿的影响,少数有产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诉诸有组织的暴力。再拿工商业的危机来说,这种危机最明显不过地驳斥了“利益协调”的辩护士和传道者的各式各样的言论,最突出不过地彻底暴露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制,即彻底暴露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者的分散状态以及一人反对大家和大家反对一人的战争。最后,拿战争这种危机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要受“火与剑”的检验和考验。每一个民族的制度和秩序的强大和虚弱,可以由战争的结局和后果来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公然掠夺弱者,这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我国臭名远扬的“议会”危机的意义,也在于它揭示了俄国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遗憾的是,这次危机的多数参加者和当事人——部分是有意识地,部分是由于考虑不周或受因循守旧的习惯和传统的支配——不仅没有打算解释这次危机,指出危机的真正原因和意义,反而空话连篇地竭力掩饰这次危机。第三届杜马的“重大日子”,即4月27日同斯托雷平进行辩论的日子,成了“议会”空谈的重大日子。但是,不管斯托雷平本人、他的朋友和对手的空话怎样滔滔不绝,还是没有能够掩盖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国的各种日报愈是重复自由主义的空话,登载一些细枝末节,玩弄法律程序,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再一次总的回顾一下4月27日展示出来的危机情景就愈为合适。
  斯托雷平的演说的基调,是维护“君权”,不让它有任何的“缩小”。斯托雷平说:“第87条的意义就在于它确定了君权,缩小它的意义,就要开创令人不快的先例。”斯托雷平起来反对“损害最高当局在议会解散前发生非常情况时运用第87条的权利”。斯托雷平说:“这种权利不容否定,它是以现实条件为依据和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的。”“对这种权利的任何其他解释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会损害法律的意义和观念,使君主应用非常法令的权利化为乌有。”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清楚,而且都不是空话。问题提得很无耻——“很现实”。君主和缩小……的企图。如果发生该由谁最后解释权利的意义的争论,那么,解决这一争论的是力量。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清楚,而且都不是空话。
  与此相反,马克拉柯夫的“激动的、热烈的、充满激情的、充满自信的”责备,倒是纯粹的空话和卖弄,是法律上的虚构。他说他听到一些人以君主作借口,“感到非常遗憾,非常羞耻”(4月28日《言语报》第4版的报道)。马克拉柯夫以整个所谓“立宪中派”的名义(即以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名义)维护通常虚构的立宪君主制。但是立宪民主党的或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的“维护”无非是空谈。既然问题在于力量,那为什么又要感到遗憾和羞耻呢?希望立宪的资产阶级感到遗憾的是君主不让立宪,并为此而“感到羞耻”。君主“感到羞耻”的是有人竟会强迫他立宪,他认为这是“缩小”他的权利,同时对旨在“缩小”他的权利的任何法律所作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解释都使他“感到遗憾”。
  有两个方面。有两种对权利的解释。两方面都感到遗憾和羞耻。所不同的只是,一方面光是感到“遗憾和羞耻”,另一方面既不说感到遗憾,也不说感到羞耻,而说缩小“是不能容许的”。
  实际上对这种形势“感到羞耻”,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感到羞耻的正该是马克拉柯夫之流先生们,正该是我国的整个立宪民主党的和十月党的资产阶级,这不是很清楚吗?贵族联合会的代表厚颜无耻地谈论他们厚颜无耻地制造出来的危机,发出挑战,用武力进行恫吓。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却象个被市长吓住了的小商人一样,怯懦地一味后退,而且一面后退,一面喃喃地说:您对我这样瞧不起……我感到遗憾,我感到羞耻!
  马克拉柯夫竭力剖白道:“我认为,我是个比大臣会议主席高明的立宪派〈我在想象,斯托雷平听了这些话在自己家里不知要怎样暗自发笑呢:亲爱的,问题不在于自己宣布自己是立宪派,而在于谁有力量来决定要不要立宪,要什么样的立宪!〉,但又是个不比他差的君主派。〈斯托雷平笑得更加得意了:这才是先威吓,后求饶!嘿,这个马克拉柯夫真是个好斗士!〉我认为,在没有根基的地方建立君主制是不明智的,但在历史根基巩固的地方屏弃君主制同样是不明智的……”
  先威吓,后求饶,现在又开始引用有利于斯托雷平的论据。啊,好一个出色的自由派议员!啊,好一个无与伦比的“立宪”(lucus a non lucendo [125]:没有宪法的“立宪”)中派即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中派的领袖!
  我们的“人民自由”(应读作:我国历史性的人民奴隶制)的代言人大声说道:“大臣会议主席还会继续掌权的,是对他的代理人制造的那种革命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使他掌权的(右边有人喊道:“可耻”;吵闹声)……是开创先例的危险使他掌权的”!!
  有这么个故事:伊万·伊万诺维奇羞辱了伊万·尼基佛雷奇,而伊万·尼基佛雷奇也羞辱了伊万·伊万诺维奇[126]。伊万·伊万内奇对伊万·尼基佛雷奇说:不遵守立宪制的常规是可耻的。伊万·尼基佛雷奇对伊万·伊万内奇说:用你自己害怕、不相信、不支持的革命来进行威吓是可耻的。
  读者们,在你们看来,这两个争论的人当中,究竟哪个更厉害地“羞辱了”对方呢?
  格格奇柯利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自由派报刊把危机看作“立宪”危机是不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通过自己的发言人支持了关于立宪中派的罪恶幻想”,对于立宪还缺少某种运动(只是格格奇柯利在他发言的末尾提到“无政府状态”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词不该在这里说)。在格格奇柯利发言后,“立宪中派”的代表李沃夫第一发了言。
  就李沃夫第一的发言来看,可以认为甚至某些地主从格格奇柯利的说明中也明白了某种事情。李沃夫第一说:“已发生的事情确实表明,我国没有宪法,没有议会制,但是我国也没有主要的法律,也根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制度〈竟是这样!难道地主的存在不是表明有组织的地主制度吗?“立宪中派”的先生们,祸从口出〉,有的只是专横暴虐〈这正是有组织的地主制度的主要的、最本质的标志之一〉和蛊惑宣传。”
  “进步派”地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所说的蛊惑宣传是指某种最不愉快的事情。请听下去:
  “当权者利用这种蛊惑宣传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其他一些想夺取这种权力的人也会利用这种蛊惑宣传……〈唉呀呀……多么可恶的、多么不道德的意图!俄国自由派资产者可决没有这种意图。只有在腐朽的西欧,不道德的资产阶级才力图夺取权力,甚至制造一种邪说,似乎只有资产阶级的权力才能保障资产阶级的宪法。我们俄国自由派,受过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说教的教育,因此我们认为,权力应该继续由托尔马乔夫之流掌握,而关于真正按照宪法行使这个权力的训令,应该由马克拉柯夫之流签署〉……蛊惑宣传是这些人更加有效的工具。当心这种蛊惑宣传吧,因为它会把一切都葬送掉,无论是你们的尊严,还是你们的财产,或者你们的荣誉以及俄国的文明,都统统葬送掉。”
  “进步派”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说得真好。关于“财产”,他说得甚至十分清楚:例如,一个地主昨天有1万俄亩土地,今天却只剩下了50俄亩,这就是说,9950俄亩土地被“蛊惑宣传”“葬送了”。这很清楚。这不是空话。但是关于“尊严”和“荣誉”说得却不那么清楚;我们的进步派是不是想说,只有当地主拥有1万俄亩土地的时候,他才是“有尊严”、“有荣誉”的人,如果他失去了9950俄亩土地,他一定会成为没有尊严、没有荣誉的人呢?或者李沃夫第一想说,如果没有公平的价格,比如说,每俄亩500卢布上下,那么尊严和荣誉就会被蛊惑宣传葬送了吗?
  关于“俄国的文明”,“进步派”李沃夫第一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他说,我国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制,也没有主要的法律,如果这话说得对,那就是说我国也没有文明,而没有的东西,是无法葬送的。如果李沃夫第一的话说得对,那就是说我国的文明是为我国的“有组织的〈地主的〉制度”葬送了。我们的“进步派”是不是说漏了嘴?他是不是想说,我国的有组织的地主制度将要为俄国的文明葬送?他是不是想把这种假定的事变称之为蛊惑宣传?当他说“当心这种蛊惑宣传”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说,第三届杜马的多数应该当心这种假定的事变?
  有这么个故事:伊万·伊万内奇谴责伊万·尼基佛雷奇搞了蛊惑宣传,而伊万·尼基佛雷奇反过来谴责了伊万·伊万内奇。伊万·伊万内奇对伊万·尼基佛雷奇说,你是个蛊惑者,因为你掌权,并利用这一点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而且拿居民的国民利益作为借口这样做。伊万·尼基佛雷奇对伊万·伊万内奇说,不对,你才是个蛊惑者,因为你在公共场所高声喊叫,说什么我国只有专横暴虐,而没有什么宪法,也没有什么主要的法律,同时你还十分粗鲁地暗示要把我们的财产葬送掉。
  究竟是谁揭穿了谁进行蛊惑宣传,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两贼相争,好人得利。


载于1911年5月7日《明星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45—250页



  注释:

 [125] Lucus a non lucendo是一句拉丁话,大意是:(树林被称为)光明的,是因为它里面黑暗(在拉丁语中“树林”和“光明”谐音)。这句话常被用来讽刺某种事物名不副实。——[250]。
  [126]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雷奇(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支猎枪的争端而反目,打了十几年的官司。——[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