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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

(1912年3月13日〔26日〕)



  我们读了《现代事业报》第7号从《言语报》转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恶意声明[124],感到非常惊奇。”至于《言语报》刊载新倒戈分子的这个声明,倒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叫喊什么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他的逃跑发表评论是出自所谓“报复心”,《言语报》把这种话发表出来,是很自然的。可是,《现代事业报》却为什么转载这些话呢?同一号《现代事业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的问题》的文章,文中散布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说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已经发生的逃跑事件而感到惶惑不安”,这怎能不使人奇怪呢?
  一方面,《现代事业报》“认为,在别洛乌索夫退出的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他的这种做法”。另一方面,它还是……半吞半吐地评论了,装腔作势地谈到了“这种逃跑行为”!
  为什么要耍这种把戏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报刊履行自己的职责,公开讨论有政治意义的事实的时候吗?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致表示,别洛乌索夫先生应当立即辞去代表职务,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投票选进杜马的,他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已经呆了4年半的时间。
  别洛乌索夫先生在《言语报》上作了答复,他完全回避了问题的这一实质。但是,觉悟工人的舆论不能允许以沉默来回避这个问题。即使别洛乌索夫先生打算闭口不提,我们也没有权利沉默。一个工人报刊如果不去讨论对于工人阶级的杜马代表权非常重要的事实,那还要它干什么呢?
  从一个民主派应尽的义务来说,能不能容许一个以社会民主党人的身分当选并且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呆了4年半的代表,在选举前几个月退出党团而不退出杜马呢?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任何一个意识到自己对选民的义务——不是指为地方利益“请愿者”的义务,而是指在选举中在全体人民面前打出一定旗帜的政治活动家的义务——的民主派都不会否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希望所有阅读工人报刊和关心工人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权问题的工人,都能十分重视别洛乌索夫先生的退出,都能认真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不能保持沉默。觉悟的工人在这种场合是不应当保持沉默的。应当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任何选民都有的权利,即要求他们选出的代表始终忠于自己的旗帜,不敢随便逃跑,否则他们将因此受到惩罚。
  杜马党团认为,一个在杜马党团里呆了4年半而且是被社会民主党人选进国家杜马的代表,如果现在退出党团,他就必须退出杜马,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对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是完全对的!如果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主张工人代表团的统一、团结、严整和坚持原则,我们就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每个人就应当单独或是联名给《明星报》和杜马党团写信(这些信还应当转给地方报纸),申明我们坚决谴责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行为,不仅每个工人阶级的拥护者,而且每个民主派都应当谴责这种行为。在一定的旗帜下选举出来的、曾在这个旗帜下参加过9C10的杜马常会的代表竟在选举前夕声明,我要退出党团,但我还是个代表,我愿意继续做“人民”代表,真难以想象,这是什么“人民代表”!
  对不起,倒戈分子先生!现在你代表的是什么人民呢?不是把你当作社会民主党人选举出来的人民!不是在9C10的杜马常会期间都看到你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的人民!你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欺哄人民的骗子,因为现在,在选举前的这段时间,人民不可能,确实不可能(即使他们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根据实际情况,根据你的行为弄清你是什么人,你成了什么人,你滚到哪里去了,你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你必须退出杜马,不然所有的人都有权藐视你,把你看作政治上的冒险家和骗子!
  有各种各样的退出。有时,观点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明确的、毫不掩饰的,是由人所共知的事实引起的,因而在评价某些退出的做法时不会发生分歧,某些退出的做法没有什么不体面、不光彩的。但是现在,只是现在,只是在上述情况下,杜马党团在报刊上提出抗议,就不是偶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直截了当地说,别洛乌索夫先生“希望不要把他退出党团的事实公开出来”。别洛乌索夫先生在《现代事业报》所转载的答复中破口大骂,却推翻不了事实。我们要问:一个人退出党团,却希望把自己退出的事实隐瞒起来,对这种人每个工人该怎么想呢?如果这不是欺骗,世界上什么才叫欺骗呢?
  社会民主党党团直截了当地说,“它根本无法弄清自己这位过去的成员今后会演变到什么地步”。请读者考虑一下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吧!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这句有分量的话,不是针对所有退出的人说的,而只是针对这个退出的人说的。这是投了完全不信任票(决定是投票通过的)。不仅如此。这是对所有选民,对全体人民的警告:对这样的代表根本不能信任。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致对所有的人发出这种警告。每个觉悟的工人现在都应当作出回答,表明他已经知道这个警告,懂得这个警告,同意这个警告,他不会默不作声地看着在俄国自称民主派的人们中间形成这样一种议会风气(确切些说: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议会风气):代表捞取代表资格,就象猎取猎物一样,是为了“自由”摆布这种猎物。所有的资产阶级议会一向都是这样,而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工人在各地都在同这种风气作斗争,通过斗争来培养自己的工人代表——不是捞取代表资格、玩弄议会欺诈手腕的政客,而是忠于工人阶级的代表。
  希望工人不要受诡辩的蒙蔽。《现代事业报》声称:“我们认为,在捷·奥·别洛乌索夫退出的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他的这种做法”;这种论调就是诡辩。
  第一,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声明说:“别洛乌索夫先生说明他退出的理由是,党团早在两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东西了。”难道这不是宣布理由吗?难道这不是清清楚楚的俄文字吗?如果《现代事业报》不相信党团的声明,就请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要支吾搪塞,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在党团已经作了评论、已经宣布了某些理由或党团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以后,还说它“没有权利评论”。
  第二,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和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所刊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答复中说:“我要说,党团的声明根本〈??!〉没有谈到我同它决裂的真正理由。我知道,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不允许党团宣布我在口头和书面中解释过的我同它的分歧。”
  请看,竟出现了这种情况。党团正式宣布了别洛乌索夫先生的理由。别洛乌索夫先生破口大骂(“诽谤、中伤”等等),但又不去推翻这个理由。他声称还有些东西,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不允许党团“宣布”出来(如果真是情况不允许宣布,那阁下您为什么还用暗示的办法宣布不能宣布的东西呢?您的这种手法不是近乎诽谤吗?)。而《现代事业报》在转载别洛乌索夫先生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弥天大谎时立即声称:“在……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而这些理由,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又“不允许”宣布!!换句话说,《现代事业报》要等不能宣布(按别洛乌索夫先生本人的说法)的东西宣布出来以后才来评论别洛乌索夫先生的退出。
  《现代事业报》不但不去揭露它转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谎话,反而把这个谎话掩盖起来,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过我们要补充一点。以不宣布不能宣布的东西为借口,就等于自我揭露。而评论已宣布的东西,已为人所共知的东西,是每个重视工人阶级的杜马代表权的人所必须做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硬说:“我退出党团,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方针。”这是一切叛徒一再重复的空话。这些话同党团的声明是矛盾的。我们相信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而不是倒戈分子。关于别洛乌索夫先生的“方针”,我们也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知道一点,就是这是极端取消派的方针。别洛乌索夫先生的取消主义已经发展到使党团完全“取消了”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联系的地步。这样对社会民主党、对工人、对工人事业要更好一些。
  而别洛乌索夫先生退出杜马,不仅应当是所有的工人,而且应当是所有的民主派的要求。


载于1912年3月13日《明星报》第17号(总第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90—195页



  注释:

  [124]指登载在1912年2月25日(3月9日)《言语报》上的捷·奥·别洛乌索夫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孟什维克取消派别洛乌索夫是第三届杜马伊尔库茨克省代表,他在1912年2月向社会民主党党团递交一份声明,宣布他退出党团,同时又要求对此不要公开。社会民主党党团讨论了别洛乌索夫的声明,一致认为他应立即辞去杜马代表的职务。党团的决定于1912年2月23日(3月7日)在《明星报》上发表。别洛乌索夫给《言语报》编辑部的信就是针对党团的决定而写的。
  几天以后,1912年2月29日(3月13日),伊尔库茨克交易所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致电别洛乌索夫,表示该省“工商界人士恳请他不要放弃杜马代表的称号”。当天别洛乌索夫电复该委员会,对其“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列宁写这篇文章时,还不知道别洛乌索夫与伊尔库茨克交易所委员会之间的电报来往。因此,《明星报》编辑部在发表列宁这篇文章的同时,向读者披露了这些电文的内容。列宁的文章发表后,别洛乌索夫又向《明星报》编辑部递交一个声明,其中充满了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谩骂。——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