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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作的意义

(1913年4月27日和5月1日〔5月10日和14日〕)



  大家知道,1905年以后,随着“新”土地政策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推行,政府特别努力开展把农民往西伯利亚迁移的工作。地主认为这样做可以稍稍打开一点气门,使俄国中部地区的农业矛盾趋向“缓和”。
  结果怎样呢?范围更广泛地移民,是使矛盾缓和了呢,还是加剧了?
  我们首先援引一下关于农民往西伯利亚迁移的一般材料。
  1861年到1885年移去将近30万人,即每年12000人;1886年到1905年移去将近152万人,即每年将近76000人;1906年到1910年移去将近2516075人,即每年将近50万人。
  反革命时代移民的人数大大增长。毫无疑问,俄国中部地区的气氛必定因此而暂时“冲淡了”。
  但是为时多久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
  只要看一看从1909年起移民浪潮低落以及倒流的移民人数惊人增长的材料,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下面就是这些材料:

  年份          移民人数        倒流的移民
              (单位千)        所占百分数
  1905年          39            10
  1906年          141             4
  1907年          427             6
  1908年          665             6
  1909年          619            13
  1910年          316            36
  1911年          183            60

  由此可见,官方鼓励移民的先生们冲淡气氛为时总共不过四年(1906—1909年)。以后就开始了新的危机,因为移民人数大大下降,而“倒流”人数又急剧增长(36%和60%)。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一场危机,而且是极端严重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的一场危机。
  倒流的移民占36%和60%,这说明无论是在俄国欧洲部分还是在西伯利亚危机都在加剧。回到俄罗斯本土来的是那些失掉了一切、怨气冲天的最不幸的贫苦农民。西伯利亚的土地问题本来就十分尖锐,所以,尽管政府拼命努力,还是无法安排好数十万移民。
  可见,以上引证的材料无可争辩地说明,用移民的办法来挽救俄国1905年的农业危机,只是使危机推迟一个极短的时期,而其代价是接踵而来的比过去一个时期尖锐得多、范围大得多的危机。
  一个曾经在林业部门工作了27年、对西伯利亚移民工作特别熟悉的官员阿·伊·科马罗夫先生写了一本小书《移民工作的真相》(1913年圣彼得堡版,定价60戈比),这本小书很有意思地证实了这个根据政府枯燥的统计材料得出的结论。
  这本小书主要是由作者在1908—1910年用笔名在《新俄罗斯报》[77]上发表的小品文编辑而成。在这些小品文中,作者以“善意而诙谐的笔调”叙述了“国家这样地侵吞,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破坏西伯利亚土地和森林的情况,与此相比,以前对巴什基尔土地的侵吞就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作者的观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官员的观点,他看到“移民工作的混乱”(这是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小品文的标题),看到当地居民和移民被掠夺一空,一贫如洗,看到“所谓合理的林业遭到彻底破坏”,看到移民逃回俄罗斯本土并形成了一支“几十万”“俄罗斯流浪者”大军,看到极端的愚钝、官僚习气、告密制度、侵吞公款、整个工作乱七八糟等等现象,感到非常绝望。
  虽然这些小品文是用“善意而诙谐的笔调”写成的,或者确切些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把这些小品文收集在一起就使人产生一种极强烈的印象,感到旧的、农奴制的官僚习气乌烟瘴气,令人窒息。在这种情况下,用这样一些手段和办法来推行并由这样一些社会人士来指导的资产阶级新土地政策,就只能遭到失败。
  下面就是首席大臣斯托雷平与农业和土地规划管理总署署长克里沃舍因先生1910年8月到西伯利亚去巡视的情景。在“泰加”车站,他们在大臣专车的门口发表了演说……“一切都很好,因而一切都很顺利”。
  这位官场老手写道:“这是一次滑稽的巡视。这次巡视很象女皇叶卡捷琳娜到新罗西亚去的那次巡视;而且,根据彼得堡的命令,波将金的角色由托姆斯克省移民和土地规划署署长舒曼先生扮演……这使我最后决定放弃官职来出版这本小册子。”
  可怜的心地善良的小官员终于忍耐不住了!
  下面是移民浪潮达到最高点时移民工作混乱的情景:
  “移民地段还没有准备好,通向这些地段的道路还没有修好,移民站还在建设中……移民开始在林区随意占据他们所看中的地方,夺取以前划为贵族在西伯利亚的地产的代役租土地和预留地等等;这样当然就要驱逐这些肆无忌惮的迁入者了。于是出现了许多悲惨的而且往往是残酷的情景,这些就用不着再描写了。”移民官员们不得不“把几乎是昨天刚刚建设起来的官有林区分成许多小块”。“他们把这些小块土地拿来,碰上哪一块就是哪一块,——不管好歹只求能把那数十个疲惫不堪、倦怠已极的人安置下来,使他们不再纠缠就行,因为这些人老是呆在移民站,长时间地站在移民管理署的门口,成群结队地闯入省管理署。闹得每个办公的地方都不得安宁。”
  “多少亿卢布”就这样白白地被侵吞、被糟踏了。作者写道:“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把移民工作交给将来的西伯利亚地方自治机关。”这位天真的“正直的”俄国官员满以为……地方自治机关能够补缀这件“特里什卡的外套”[78]。
  下面是林业的情况:“意想不到的幸福降临到”移民身上,他们取得了出售森林的许可;他们把300俄亩建筑用的处女林按17卢布1俄亩出售。1俄亩建筑用的处女林,即使按西伯利亚的价格,至少也值200卢布。还有这样一个情景:移民们把25000根枕木用材按4戈比1根卖给承包人若戈列夫。他1根付了砍伐费5戈比、运费25戈比、轮船运费10戈比。而他却按80戈比1根卖给国家……这就是十月党人的原始积累时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以及俄国现实生活中的普利什凯维奇精神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下面是土地规划的一些情况。米努辛斯克县是“西伯利亚的意大利”。米努辛斯克的当地居民每人平均分得4俄亩土地,总算“体验到了神圣的所有权”。但他们却被禁止使用数万俄亩良田。
  “最近由于统一安排国家经济,这个意大利不断地遭到——用官方的话来说——‘歉收’……
  ……在叶尼塞斯克县有一条出名的鄂毕—叶尼塞运河,许多年来它已经耗费了国家数百万卢布,但是至今货物运输还不正常,因为这条运河正好是在不应该开凿的地方开凿的……
  库林移民区……设立在阿尔泰制盐厂附近的异族人的土地上。如果说这些异族人在土地被没收以后日子很难过,那么新迁入的人生活就苦透了,——这里的水根本不能喝。掘井也不解决问题。于是移民管理署开始钻井,结果钻出来的水更咸。现在这些居民要到离村子7—8俄里的叶尼塞河去运水,因而‘一切都很顺利’……”
  ……一片珍贵的松林被松毛虫吃得干干净净。虫害一开始,林务官就上书请求拨款。当与彼得堡的公函来往还在进行的时候,松林已经完蛋了……这位老林务官写道:“整个所谓的森林管理,简直等于零。”
  官场中稍微正直一点的人常常因被告密而遭到排挤(第118页),就连那些服务满35年的林务官也不敢说真话,否则“上级”就会向他们厉声斥责:“住口!”(第121页)“卑鄙的蛮不讲理的时代”——善良的科马罗夫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他认为坏官代替了“好”官才开始有这样的“时代”。
  作者在下面一段话里把他所描绘的作了一个概括:
  “……我所叙述的一切听起来好象都是笑话,但这毕竟是所谓的俄国立宪生活使我们已经听惯了的现实生活中的笑话;难道俄国全部现实生活不就是一则地道的很不体面的笑话吗?”
  有一个“大胆的”医生说什么返回来的移民不超过6%,科马罗夫先生嘲笑了他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准确数字。
  科马罗夫先生写道:“对这一点〈返回来的移民人数〉非常非常关心的不是别人,而是俄罗斯的地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返回来的都是些在将来会起可怕作用的人。返回来的不是那些终生当雇农,已经不习惯于去占有那曾经赋予他们(正象赋予神话里的安泰一样)以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的大地的人。返回来的是不久以前的业主,是那些从来也不会想到可以同土地分开的人。这些人正当地怀着一股强烈的怨气,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好的安排,反而破产了;不但他们自己,而且他们所有的家人,都由从前的业主和农民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人——这样的人对于任何国家制度都是危险的。1905年以来已经觉醒了的优秀的、有见识的人物,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1910年春,作者在俄国欧洲部分拜会了一位非常保守的、受作者尊敬和信赖的贵族代表[79]。
  “他对我说:咳,我们考虑,确实在考虑:我们从乡村被赶到城市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庄稼汉象野兽一样怒视着我们。青年人几乎全是些流氓。而现在从你们西伯利亚回来的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完全豁出去了。”
  最善良的科马罗夫先生继续写道:“在许多来向我询问‘有关西伯利亚土地情况’的人当中,有一个我已经记不起来的童年时代的朋友。我们曾经在一块玩过羊拐子游戏和打棒游戏,后来又在一块斗过拳。唉,现在他已经不是我过去斗拳时的伙伴了,而是一个秃顶的、长着一大把密密麻麻的花白胡须的稳重的庄稼汉。这次相遇,使我对最亲爱的彼得·费多罗维奇格外了解了。我们一起交谈,回忆往事,我还提到了1905年。这里应该指出,在这个时期,许多县里地主的庄园被烧毁,贵族的领地被毁坏,我们县就是其中被毁坏得特别厉害的一个,所以从我这方面来说,就十分自然地责备起我的朋友来了。记得我对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天晓得你们在1905年都干了些什么!你们本来可以干得好得多……
  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对于任何一个稍微熟悉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来说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我得到的回答是:
  ——你这话很对……你这样说是对的……我们本来不应该这样做。
  ——那么,这就对了,——我心平气和地说,为我们终于互相了解而感到高兴。
  ——对,对……我们真是失算了……我们一个人也不应该放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说应该不让一个人漏网……要消灭干净……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脸很和蔼,微笑着;在他那双明亮的、善良的、孩子般天真地微笑着的眼睛外角,出现了一些令人同情的皱纹……
  但是我坦白地承认,我真有些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如果这些好心肠的人都是这样,那么那些返回来的,那些出卖了自己的份地、要永远颠沛流离的人又会怎样呢?!
  啊,已故首席大臣和十月党人先生们向俄国提出的这个‘寄希望于强者’,由于移民工作的混乱,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给现实生活带来许多悲惨的景象。”(第75页)
  我们就谈到这个心平气和的、最善良的知识分子同这个和蔼的、善良的、天真的、稳重的、秃顶的庄稼汉的这次谈话为止。


载于1913年4月27日和5月1日《真理报》第96号和第9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03—109页



  注释:

  [77]《新俄罗斯报》(《Новая Рус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俄罗斯报》的续刊。《俄罗斯报》于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俄罗斯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和《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1910年停刊。——123。
  [78]特里什卡的外套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同名寓言。这则寓言说,特里什卡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补缀自己的外套,结果愈弄愈糟,把外套改得比小坎肩还短一截。——124。
  [79]贵族代表是由一省或一县的贵族选举产生的,负责处理本省、本县与贵族有关的一切事务,并担任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一职。——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