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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1913年6月6日〔19日〕)



  在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128]上,关于堕胎,也就是关于人工流产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报告人利奇库斯引用了在现代所谓文明国家里极为流行的打胎现象的材料。
  在纽约,一年内人工流产达8万次,在法国,每月达36000次。在彼得堡,人工流产的百分比在五年内增加了一倍多。
  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定:母亲因人工堕胎而受到刑事追究是绝对不应当的,至于医生也只是在“图谋私利”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追究。
  在辩论中多数人发言主张堕胎不应受惩罚,这自然也就涉及到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129]的问题(人工避孕措施),并且触及到问题的社会方面。例如,根据《俄罗斯言论报》报道,维格多尔契克先生说“避孕措施应该受到欢迎”,而阿斯特拉汉先生的高声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
  “我们应当使母亲们相信,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学校里受摧残,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参加征兵抽签,就是为了让他们去自杀!”
  如果报道属实,阿斯特拉汉先生的这种论调果真博得了热烈的掌声,那么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这是因为听众都是一些带有市侩心理的中小资产者,从他们那里,除了最庸俗的自由主义以外,又能期待什么呢?
  但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阿斯特拉汉先生上述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社会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极端反动和极端贫乏。
  “……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受摧残……”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为什么不是为了让他们比我们更好地、更同心协力地、更自觉地、更坚定地去同摧残和毁灭我们这一代的现代生活条件作斗争呢??
  这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即一切小资产者的心理同无产者的心理的根本不同之处。小资产者看到和感觉到自己要完蛋了,日子愈来愈难过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残酷无情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愈来愈没有出路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小资产者对这种情况也表示抗议。
  但是他们是怎样表示抗议的呢?
  他们是作为必遭灭亡的、对于自己的将来感到绝望的、受压抑的和怯懦的阶级的代表来表示抗议的。于是没有办法,只好少生孩子,免得也象我们那样受苦受难,也象我们那样受穷受屈辱,——这就是小资产者的叫喊。
  觉悟的工人远不是这种观点。不管这种叫喊多么恳切动人,他们是不会因此而模糊自己的意识的。是的,不论我们工人,还是小业主群众,都过着充满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苦难的生活。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父辈更艰难。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要比我们的父辈幸运得多。我们已经学会斗争并且学得很快,而且我们不象我们父辈中的优秀人物那样单枪匹马地斗争,也不是为了资产阶级雄辩家提出的在思想内容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口号,为了自己阶级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斗争得出色。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斗争得更出色,而且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壮大,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对于农奴制、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们是悲观论者,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们是竭诚的乐观论者。我们已经在为新的大厦奠定基础,我们的子女将把它建成。
  正因为这样——也只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死敌;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市侩夫妇的思潮,他们恐惧地嘟哝说:上帝保佑,让我们自己勉勉强强地维持下去吧,至于孩子最好不要。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要求无条件地废除有关追究堕胎或追究传播关于避孕措施的医学著作等等的一切法律。这样的法律不过是表示统治阶级的伪善。这些法律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脓疮,反而会使这种脓疮变成恶性肿瘤。从而给被压迫群众带来极大的痛苦。医学宣传的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码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另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来反对把这一反动的怯懦的学说强加到现代社会最先进、最强大、最有决心进行伟大改造的阶级身上的尝试。


载于1913年6月16日《真理报》第13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55—257页



  注释:

  [128]这里说的是1913年5月29日(6月11日)—6月5日(18日)在彼得堡举行的第十二次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约有1500人。
  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即纪念尼·伊·皮罗戈夫俄国医生协会(简称皮罗戈夫协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是革命前俄国医生最有代表性的集会,约两年召开一次。皮罗戈夫是俄国外科学家和解剖学家,战伤外科学和外科解剖学的奠基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265。
  [129]新马尔萨斯主义是马尔萨斯主义在19世纪中叶以后形形色色变种的总称。——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