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4卷

谈谈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任务问题

(1914年1月)



  (奔萨省地方自治机关编。奔萨省估价统计调查总结。第3卷,地产调查。第2分卷,农户的按户调查。第1部,关于各村的参考资料和根据全面的按户调查编制的村社调查表。第3分册,克拉斯诺斯洛博茨克县。1913年奔萨版,定价1卢布,序言10页,正文191页。)
  奔萨省地方自治机关根据非常完整非常详细的提纲,进行了估价统计调查,任何一个研究俄国经济制度的人对这个提纲都会感到极大的兴趣。
  首先根据简化农户卡对所有农户进行全面的按户调查。然后根据比较完整的简单农户卡,每3户抽查1户;根据更完整的所谓详细农户卡,每9户登记1户;根据更加完整的专门农户卡,每27户登记1户;最后,每个县抽查25户(约占农户总数的千分之一),进行最详细的收支登记。
  总共是五类详细程度不等的调查,而较完整的调查提纲必然包括较简单的调查提纲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作者们在序言中对这五类登记表的每一类应有的详细程度作了如下规定:
  “收支表应包括农户的全部生产和消费项目。
  专门登记表应按农户弄清销售和购买农产品的情况、畜牧业的交易额(填在专门的表格内)以及详细农户卡中所包括的所有问题。
  详细农户卡应列出农户的全部地产、农场和各成员从事的副业,登记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耕畜、农具和房屋的价值;计算农场和副业的收入,农作物产量和雇用劳动力的费用。
  简单农户卡只填写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内容,列出地产、农场、副业、耕畜和农具。
  简化农户卡登记家庭的男女成员人数、男劳动力人数、地产、家庭的农场(不包括租来的)、主要牲畜、男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和手工业副业以及男女学生人数。”
  可惜书中没有附上囊括全部问题的所有五种登记表,只附有一种最简单的(“简化的”)农户卡。这种农户卡提供的登记农户的资料,其详细程度(几乎)也不亚于欧洲式的农业调查卡。
  如果奔萨省统计人员按上述提纲对全省进行调查,那么所收集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将是近乎理想的。假定全省有27万个农户(实际上可能更多),那我们就可以得到9万份关于租佃、全部耕畜和农具的登记表;3万份关于收成(每一个农户的)、雇用劳动力的费用、农具和房屋价值的登记表;1万份关于农产品销售和购买以及“畜牧业交易额”(也就是说,大概是关于牲畜的饲养和饲料条件,畜产品产量等等准确情况)的登记表;最后,还有250份农户收支表,如果这些农户划分成10大典型类别,那么这些收支表就提供了每一类的详尽的登记表,每一大类都有25份收支表,也就是说,要取得可靠的平均数字,这些资料已足够了。
  一句话,如果这个提纲能实现,那么对奔萨省农民经济的研究可以说是做得很好了——要比靠西欧式的调查来进行研究不知强多少(诚然,西欧调查不是以一个省,而是以整个一个国家为对象的)。
  全部问题就在于对这些很好的资料进行加工整理。这是一个主要困难。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工作是很周密详细的,但它的毛病也就出在这里。30万农户中每一户(或9万户中每一户,3万户中每一户,1万户中每一户)的资料可能是非常完备的,但是,如果这些资料的加工整理不能令人满意,那它们对于科学研究,对于了解俄国经济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按村社、乡、县和省得出的一般平均数字很少说明问题。
  目前在俄国,半中世纪农业(宗法制的和农奴制的)正在经历资本主义改造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以上。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俄国经济著作收集了分别说明这一过程的各种特点的大量资料。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地方自治机关周密详细地收集并经过核对的大量很好的统计资料进行必要的加工整理。应当对这些资料进行加工整理,以便从中得出准确、客观和有大量资料为依据的答案,来回答这半个世纪以来分析俄国改革后经济所提出或拟定的所有问题(而目前的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又提出大量关于俄国革命后经济的极重要的问题)。
  应当对统计资料进行加工整理,以便有可能根据这些资料对旧的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工役制的自然经济的破坏过程,以及对这种经济被商业性的资本主义农业所代替的过程进行研究。在俄国,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人现在都不会怀疑这个过程正在进行。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加工整理这些很好的按户调查资料,使它们不致毫无用处,而且能够根据这些资料对这个极为复杂多样的过程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要符合这些条件,在加工整理按户调查资料的时候,就应当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合理而详细地编制分类表和复合表,以便对实际生活中刚出现的或正在出现的(这是同样重要的)一切类别的农户分别进行研究。如果没有全面的、合理地编制的分类表和复合表,极为丰富的按户调查资料简直毫无用处。这就是现代统计工作的最大危险。我觉得,统计工作最近一段时间患了某种愈来愈严重的“统计痴呆症”,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大堆数字不见各种现象的经济类型。而这些经济类型只有通过全面地、合理地编制好分类表和复合表,才能显现出来。
  合理地编制这些表格的首要条件,是要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切枝节和一切形式进行仔细研究。资料加工整理要把保存得最完好的自然经济类型划分出来,要把自然经济被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所代替的各种不同程度(商业性农业在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先后吸引各农业部门为市场生产)划分出来,只有这样才算是合理的。应当把农户由完全的自然农业向出卖劳动力(靠出卖劳动力的所谓“手工业”)和购买劳动力过渡的各种不同的类型特别详细地划分出来。应当按富裕程度(按资本积累的程度以及资本形成和积累的可能),按整个农业生产的规模,还要按那些在当时当地最容易转变为商业性农业或商业性畜牧业等等的农业生产部门的规模,把不同类型的农业特别详细地划分出来。
  在现代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中,全部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自然经济向商业性经济的这种转变。官方的、自由派教授的、庸俗民粹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理论”之所以产生无数错误和偏见,就是由于不理解这种变化或者不善于深入研究这种变化的极其多种多样的形式。
  根据上面提到的这本汇编来看,奔萨省的统计人员不是一些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的人,他们真正关心并能进行极有价值的科学调查。但是他们进行的工作仍旧使人产生统计陈规甚多的印象,或者说,有“统计迷”的毛病,并且缺乏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常识与见解。
  上述汇编首先包括关于各村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所占的篇幅不到全书的1/10。其余9/10全是各村社的表格。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个村社的每一类农民(按土地的多少划分)都占一个单独的横格(全县总共有1009个横格),每一个横格包括139栏。这些资料异乎寻常地详细,其中的9/10也许连当地求知欲最强的居民也永远不需要。
  我们看到,第119—139这21栏提供了县内1000组农户的每一组的相对数字即百分比,这种异乎寻常的详细已经有些接近统计狂了!!!统计人员对一个县作了成千上万次的计算,就是当地居民也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用得着这些数字。统计人员进行了约15000—20000次的计算,其中大概只有一二十个数字才是当地居民需要的,而且万一有这种需要,他们自己也能作出他们需要的计算。
  统计人员白白浪费了大量劳动,也就是减少了他们(在目前的人力和财力即地方自治机关用于统计工作的开支很少的情况下!)可以用于研究工作的劳动量。上述汇编列出了数千项任何人都不需要的“华而不实的”统计数字,却没有提供一项总计。一切总计都推到出版其他分册的时候再作。可是第一,我们不相信一定会出版其他分册,就连完全受警察专横的摆布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人员也不相信这一点。第二,如果不试编各县的各种分类表和复合表,那就永远都编不出一套在科学性上完全令人满意的各省的分类表、复合表和汇总表。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汇编花费了无数的劳动,收集了大量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新的(实行11月9日法令的结果!)资料,然而没有加以总结、综合、分类和组合,因此这个汇编的科学价值微乎其微,几乎等于零。
  我们要指出,为了利用地方自治机关极其丰富的统计资料,至少有几种分类是能够而且应当进行的。最好是按情况把县和省划分为若干区,例如:按最普遍的各种商业性农业(用粮食和马铃薯加工的酿酒业,乳制品销售业,榨油业,特种商业性作物等等);按非农业性的副业和出外做零工;按地主经济的条件(近处有地主庄园或没有地主庄园;农奴制、工役制、徭役制、对分制、劳役制等等经济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的、雇佣的、地主的经济占优势);其次,按商业发达程度和一般资本主义周转的发达程度(这是极重要的划分,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的角度来进行,虽然一般不这样做,但是很容易办到:按离开铁路、市场、商业中心等等的距离来划分村庄);按村庄的大小(克拉斯诺斯洛博茨克县的278个村庄中将近有3万个农户,而其中19个最大的村庄共有9000多个农户——条件想必是最好的)。
  最好而且必须按下列情况来划分农户,即不仅按土地占有情况,而且按播种面积大小(编者在序言中说,奔萨省的农户“主要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在租来的土地上”耕作。但这种说法太笼统了,而租佃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加以详细研究);然后按商业性作物播种面积的大小(只要有这些作物并且能将这些作物单独分开的地区,就要进行这种分类);其次按“各种手工业”(不是用通常流行的那种粗糙的办法,只划分出“有手工业工人的农户”和没有手工业工人的农户,这种做法简直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嘲弄,一定要注意人在手工业中所处的地位:划分出有大量、中等数量和少量劳动力外出当雇佣工人的各类农户,和雇用大量、中等数量和少量工人等等的拥有大小作坊的各类农户);按牲畜占有的情况(在汇编中有一部分已经这样划分了)等等。
  我们假定有10种复合表,这些复合表按资本主义向农业渗透的不同特征把农户划分为10类(仍旧是大致的数目),这样就可以提供8000个新的数字(假定有80栏),它们所占的篇幅要比任何人都不需要的2万个关于各村社的百分比的数字少得多。
  这种多样化的、因而也注意到农业和农民依附于市场的许多不同形式的复合表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将是极其重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将给农业经济科学带来根本的变革。


载于1914年1月《启蒙》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74—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