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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波格丹诺夫

(1914年2月25日〔3月10日〕)



  编辑部收到一封13个“左派布尔什维克”寄自“高加索梯弗利斯”的联名信,信中询问编辑部如何看待亚·波格丹诺夫撰稿的问题。[173]写信人自称是“‘前进’集团思想的拥护者”,他们的口吻一清二楚,分明是敌视我们报纸的。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同他们彻底地把问题说清楚。
  为什么亚·波格丹诺夫已经不能再为坚持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工人报纸和杂志撰稿了呢?这是因为亚·波格丹诺夫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写信人沿着波格丹诺夫发表在取消派报纸上的那封信所暗示的小道,去寻找亚·波格丹诺夫从我们报纸的版面上消失的原因,认为这是由于某些个人关系和某些人居心不良等等。这一切完全是胡扯,不值得一驳,也不值得解释。事情要简单明了得多。
  如果写信人关心的不是“人身攻击”,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组织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经历,那么他们就会了解到,1909年5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全权代表会议,经过仔细的和长时间的酝酿讨论,早已决定不再为亚·波格丹诺夫的政治著述承担责任了[174]。如果写信人少听些庸俗的流言蜚语,多关心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思想斗争,那么他们就会了解,亚·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创立了某种社会哲学体系,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哪一派都反对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凡是关心马克思主义历史和俄国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了解,在亚·波格丹诺夫为工人报纸撰稿问题上,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则问题,即马克思的哲学和亚·波格丹诺夫的学说之间的关系问题,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应当学一学,读一读,问一问。已经有许多著作、小册子和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和详细说明。从政治上评价一个著作家为工人报刊撰稿,不能看他的风格和机智,不能看他才华出众,很受欢迎,而要看他总的倾向,看他的学说给予工人群众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肯定地说:亚·波格丹诺夫的整个写作活动不外是企图向无产阶级意识灌输经过粉饰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唯心主义概念。
  如果有人认为不是这么回事,认为在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争论中,正确的不是普列汉诺夫,不是伊林,而是波格丹诺夫,那他就应当出来为波格丹诺夫的体系辩护,而不是指手划脚,说波格丹诺夫的哪篇通俗文章应该在工人报纸的版面上有一席之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我们还没有看到过有为波格丹诺夫体系作辩护的。反对波格丹诺夫的学说的,不仅有他的“派别”对手,而且有他的政治集团中的旧同僚。
  关于波格丹诺夫的问题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他“修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作了分析,认为这种尝试是与现代工人运动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同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些集团已经决定不再为他的写作活动以及其他一切活动承担责任。从此以后,对亚·波格丹诺夫随便抱什么态度都可以,但是为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的工人报刊上争版面,那就是既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理解波格丹诺夫的学说,更不理解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
  在我们报纸所从事的教育工人群众的事业中,我们和波格丹诺夫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我们对这种教育的理解跟他不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不过由于有人因私心而影射个人关系,问题的实质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珍视自己报纸的方针的工人,应当象清除肮脏的垃圾一样清除掉所有这些把事情归结为某些著作家的“人身攻击”的做法,应当弄清楚波格丹诺夫学说的性质这个问题。他们只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就会很快得出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波格丹诺夫的学说完全是另一回事。工人报纸应当清除无产阶级意识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杂质,而不应当用自己的版面来传播这种倒胃口的大杂烩。
  有人会对我们说:可是《真理报》还是刊登过几篇亚·波格丹诺夫的文章呀。是的,刊登过。
  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清楚,那不过是一个错误,是创办俄国第一张工人报纸这样的新事物时难以避免的错误。主持这项工作的同志曾经希望,波格丹诺夫在给报纸写的通俗文章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会使他的学说中自成一派的东西退居次要的地位。结果,正如本该意料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波格丹诺夫寄来的头几篇文章或多或少是中立的,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公然企图使工人报纸变成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宣传他的经验一元论[175]的工具。显然,亚·波格丹诺夫认为他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在这之后,即从1913年春天起他就再没有寄来任何文章。
  这时,关于参加撰稿的问题就成为编辑部所面临的一个原则问题了,并且已经象读者都知道的那样得到了解决。
  现在来谈谈“前进”集团。我们的报纸把它叫作“冒险”集团。[注:见本卷第325页。——编者注]
  写信人由于本身不会从政治上而只会庸俗地思考问题,竟然以为这也是影射这个集团成员个人的。这也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恐怖主义民粹派集团等的政策称作“冒险”政策,因为他们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谁也不敢否认,前进派分子倒向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他们纵容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176]、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和斯·沃尔斯基的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习气等。正是由于前进派分子的政策倒向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因此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种政策称作冒险主义政策。
  这不过是为“前进”集团的彻底瓦解所证实了的事实。工人运动一复兴,这个由各种各类分子拼凑起来的没有确定的政治路线、不懂得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集团就彻底瓦解了。
  工人运动将甩掉这些集团,甩掉“经验一元论者”、“造神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等,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前进。


载于1914年2月25日《真理之路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38—341页



  注释:

 [173]1912年,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前进”集团开始转向同布尔什维克共同工作。这年11月,格·阿·阿列克辛斯基代表前进派巴黎小组向《真理报》编辑部提出为该报撰稿的建议。编辑部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12月11日(24日)在《真理报》第190号上公布了撰稿人的补充名单:格·阿列克辛斯基、弗·巴扎罗夫、亚·波格丹诺夫、斯坦·沃尔斯基、`.利亚多夫;随后又增加了“失业者”(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和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这个名单公布后,波格丹诺夫写信给《光线报》编辑部,说《真理报》从未建议他为该报经常撰稿,因此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删去。直到1913年2月,波格丹诺夫得到《真理报》编辑部的单独一份建议信以后,才成为该报撰稿人。吸收前进派为撰稿人一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事先并不知道。
  波格丹诺夫成为《真理报》撰稿人后,曾为该报写过系列文章《外来语词汇选释》(《纲领》、《阶级》、《党》、《策略》以及泰罗制的概述等,后来由于宣传马赫主义(《意识形态》一文)而被取消了撰稿人资格。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列宁1913年6月3日(16日)给《真理报》编委会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257—259页)。——[365]。
  [174]这里说的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于1909年6月8—17日(21—30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的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和乌拉尔三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它实际上是有地方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问题。这两个派别的代表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和维·列·尚采尔(马拉),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得到莫斯科地区组织的代表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的支持。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
  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造神说倾向;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在卡普里岛创办的党校;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关于马克西莫夫分裂出去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会议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召开的,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会议坚决谴责了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号召所有布尔什维克同它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会议也坚决谴责了造神说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并责成《无产者报》编辑部同一切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进行斗争。会议谴责了召回派和造神派建立派别性的卡普里党校的行为。会议确认布尔什维克中央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的正确性。会议提醒布尔什维克不要进行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鼓动,因为这在客观上将导致党的分裂。会议号召不停止同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主张同党的所有组成部分接近,加速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由于波格丹诺夫拒绝服从会议决议,《无产者报》编辑部宣布不再对他的政治活动负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他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会议决议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利用国家杜马讲坛的性质和目的的决议,强调必须把工人阶级所有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变成由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据点。会议还通过了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定。有关这次会议的列宁文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40页。——[365]。
  [175]经验一元论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学说。它以单一的“经验”为哲学基础,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和马赫主义的变种。列宁对经验一元论的批判,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4章第5节(《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35—242页)。——[367]。
  [176]造神说是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人。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宣扬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
  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间给高尔基的信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