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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7卷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 （1915年9月底） 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前不久，帕·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出版了一本德文小册子：《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接着尔·马尔托夫在苏黎世的《民权报》[58]上发表了两篇吹捧这本小册子的文章。我们不知道这两位作者是否还要用俄文来出版这些著作。要了解组织委员会的领袖们是用什么样的论据为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例子了。 同“威胁党的统一的危险”作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整本小册子。“分裂和纷争”——这就是阿克雪里罗得所害怕的东西，这就是他喋喋不休、唠叨得令人厌烦的东西。不要以为他是把社会民主党的现状，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盟看成是纷争和分裂。不是的！阿克雪里罗得是把要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清界限说成是纷争。阿克雪里罗得把考茨基列为“具有无庸置疑的国际主义情感和觉悟的”同志之一。可是他在长达46页的篇幅里根本没有试图把考茨基的观点归纳起来，准确地加以引证，并且考虑考虑：在当前这场战争中认可保卫祖国的主张是否就是沙文主义。没有一个字谈到问题的实质。没有一句话提到我们的论据。可是，里面却有“向上司的告密”，说列宁在苏黎世的讲演中把考茨基叫作沙文主义者、庸人、叛徒（第21页）……可爱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这已经不是什么著作，而是警察局的“文件”了！ “在西欧……没有哪一种超人可以利用每一次党内危机，每一次困境，把自己打扮成唯一能挽救党于危亡的救星，并心安理得地在党内推行纷争和瓦解组织的政策。”（第22页）
这是什么？难道这是著作吗？但是，既然“在西欧”没有那样的超等怪物能把考茨基“本人”和阿克雪里罗得看成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而且使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一想到他们便恨得浑身发抖并倾吐出如此优雅芬芳的……“抒情诗”，那么阿克雪里罗得何以要在上述引文之前两页的地方写出如下的话呢： “如果注意到愈来愈多的党内的人，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党内的人，对于我们党的负责机关‘坚持到底’的政策日益感到愤慨，那就决不能排除列宁那种宣传的实际倾向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西欧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来的可能性。”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使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感到难堪的真正俄国的超等怪物！可见，是各正式政党的国际性的沙文主义——象阿克雪里罗得所亲口承认的，它不但在德国有，在法国也有，请注意这一点！——引起了国际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愤慨和反击。因此，在我们面前存在两个派别，它们都是国际性的。阿克雪里罗得所以发怒，所以谩骂，是因为他不理解这两个派别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之间的无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还因为公开承认他自己的立场是渴望当一名表面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使他感到羞愧、难堪和对他不利。“工人运动的国际化问题并不等同于我们的斗争形式和方法革命化的问题。”把一切都归结为机会主义而忽视“作为千百年历史过程产物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巨大力量”，这正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解释……”“应当力求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创造真正的现实〈黑体是阿克雪里罗得用的〉，创造客观的生活条件（起码为斗争中的工人群众创造），以削弱上面提到的那种依赖性”，即“群众对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和国土的社会构成的依赖性”。阿克雪里罗得对自己的这个深奥的思想进行了解释，他说：“譬如说，有关劳动保护和保险的立法，以及其他各种重要的政治要求，最后还有工人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需要和愿望，都应当成为”各国无产者“国际〈黑体是阿克雪里罗得用的〉行动和国际组织的目标”。全部问题在于“使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日常’斗争国际化……” 啊，这可真妙呀！可是有些超等怪物竟然想出要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不满足于“意识形态上的”解释的真正国际主义——带着重标记的国际主义——和真正“马克思主义”原来是关心保险的立法的国际化！！多么天才的思想……一切国际机会主义者，一切国际自由主义者，从劳合－乔治到弗·瑙曼，从勒鲁瓦－博利厄到米留可夫、司徒卢威、古契柯夫，都会不作任何“斗争、分裂、纷争”地举起双手赞成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考茨基的这个科学的、深刻的、客观的“国际主义”。 两种“国际主义的”妙论：考茨基说，如果我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即在为了掠夺和奴役别国而进行的战争中保卫自己的祖国，并承认其他交战国的工人也有权利保卫他们自己的祖国，那么这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阿克雪里罗得说，不要热中于对机会主义作“意识形态上的”攻击，而应当同千百年来的民族主义进行实际斗争，其方法是实现保险法方面的日常工作的国际化（也是千百年的）。马尔托夫赞同阿克雪里罗得的意见！ 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民族主义有千百年根源等论调和俄国农奴主在1861年前关于农奴制有千百年根源的论调政治意义完全相同。这些论调都是为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张目的，因为阿克雪里罗得避而不谈——很谦虚地避而不谈——几十年来特别是1871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各国无产者之间客观上的国际联系，而恰恰是现在，恰恰是当前应当在国际革命行动中把这种联系变成现实。阿克雪里罗得反对这样做。他主张提醒人们牢记奴役制度有千百年的根源，而反对旨在消灭奴役制度的行动！ 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件事该怎么办呢？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鉴于这场日益迫近的战争（两年后果然爆发了），而谈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阿克雪里罗得想必认为这个宣言是一种轻率的“意识形态”——这一用语完全符合司徒卢威和库诺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因而只字不提这个宣言。对于革命，他则用如下的话加以回避： “要是我们真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譬如说，就象俄国1901年爆发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预示着反专制制度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那么把迅猛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或起义看作是唯一能够克服民族主义的杠杆的倾向，也许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即使那些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很快到来的同志，现在也不敢绝对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马上就要发生。相反，他们也认为这个时期会持续几十年。”（第41页）
不言而喻，接下去就是对俄国侨民中的“空想”和“巴枯宁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但是阿克雪里罗得所举的例子却再好不过地揭露了我们这位机会主义者。1901年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绝对肯定”同俄国专制制度的决战“马上就要发生”呢？谁也不能这样肯定，谁也没有这样肯定。那时谁也无法知道，决定性的搏斗之一会在4年以后（1905年12月）发生；而同专制制度的下一次“决定性”搏斗可能“发生”在1915—1916年，也可能更晚一些。 如果说1901年谁也没有肯定（不仅没有绝对肯定，而且根本没有肯定）一场决定性的搏斗“马上”就要发生，如果说我们当时肯定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及其一伙关于一场搏斗“马上就要发生”的“歇斯底里”叫喊是不严肃的，那么，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倒是绝对肯定了另一件事：我们当时肯定，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在1901年不明白自己的任务是马上支持1901年的革命游行示威，鼓励和扩大游行示威，并为游行示威宣传最坚决的革命口号。尽管决定性的搏斗没有“马上”发生，尽管第一次决定性的搏斗在4年以后才发生，而且也不是最后的搏斗，不是决定性的搏斗，但是历史毕竟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且只有我们是正确的；历史谴责了机会主义者，把他们长久地抛到了工人运动之外。 现在欧洲的情况完全一样，一模一样。毫无疑问，1915年的欧洲具有象俄国1901年那样的革命形势。我们无法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决定性的”搏斗是否会在4年以后，或在2年或1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以后发生，也无法知道，“第二次”“决定性的”搏斗是否会再过10年以后发生。但是我们深知并“绝对”肯定，我们目前刻不容缓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支持已经发生的风潮和已经开始的游行示威。在德国，群众向谢德曼发出嘘声，在很多国家中，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物价上涨。而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却在逃避这个直接和责无旁贷的义务，而且劝阻工人不要履行这个义务。如果考察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议论的政治含义和中心思想，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阿克雪里罗得同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一齐反对立即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其他一切都是空话。 我们现在无疑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连考茨基这样“最谨慎的”理论家也早在1909年就承认了这一点（《取得政权的道路》）。1912年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在1901年不知道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夜”会持续4年之久那样，我们现在对于这一点也同样不知道。革命可以包括，而且将来很可能包括若干次多年的搏斗，即若干个猛烈进攻的时期，其间还会反复出现资产阶级制度的反革命挣扎。当前政治局势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是否应该支持和发展革命运动来利用已有的革命形势。是或者否。这个问题现在是划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政治界限。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尽管和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的5个书记一样满口革命词句，却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边的。 阿克雪里罗得不惜用大量漂亮的空话掩饰他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行为。在如何掩饰自己的观点，如何利用语言和文字来隐瞒自己的思想方面，他这本小册子堪称典范。阿克雪里罗得无数次翻来复去地说国际主义这个词，指责社会爱国主义者及其朋友们不愿向左移动，暗示他比考茨基要“左些”，他甚至还说必须建立第三国际，而且这个国际应该强大得足以“用突然爆发的革命风暴而不是用威吓”（第14页）来回答资产阶级燃起世界战火的举动，如此等等。口头上阿克雪里罗得准备什么都承认，甚至可以承认革命风暴，而在行动上却想同考茨基，从而也同德国的谢德曼，同俄国沙文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我们的事业》杂志[59]以及齐赫泽党团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反对立即支持和发展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口头上什么都说到了，行动上却什么也不干。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是“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而在行动上却支持全世界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反对革命的国际主义者。
注释： [58]《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57。 [59]《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ше 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月刊），1915年1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1914年10月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叶·马耶夫斯基、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