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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57]

致伦敦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



  1919年8月28日
  亲爱的同志:您1919年7月16日的来信,我昨天才收到。非常感激您把英国的情况告诉我,我要尽力满足您的请求,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我丝毫不怀疑,有许多工人称得上是优秀的、真诚的、忠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他们反对议会制,根本反对参加议会。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愈悠久,这一点就愈容易理解,因为在老的议会制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出色地学会了假仁假义,用各种办法欺骗人民,把资产阶级议会制说成是“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等等,巧妙地掩盖议会同交易所、资本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用被收买了的报刊,并且采取各种办法来运用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
  毫无疑问,如果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把拥护苏维埃政权但不赞成参加议会斗争的工人抛弃,那他们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如果一般地从理论上来谈问题,那么,正是为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的行动纲领才能够而且对今天来说绝对会把工人中一切忠诚老实的革命者团结起来。现在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工人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最忠实的拥护者,既然如此,那就证明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同志和朋友,是优秀的革命者,他们过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由于误会,更正确些说,不是由于误会,而是由于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年)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机会主义,歪曲了马克思的整个革命学说,特别是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的学说。我在《国家与革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一书中已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有信心有决心进行革命工作的共产党人,衷心拥护苏维埃政权(非俄罗斯人有时把它叫作“苏维埃制度”)的人,由于在参加议会问题上有分歧而不能团结起来,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这种分歧在目前并不重要,因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最高的、最自觉的、最革命的政治斗争。同那些在局部的或次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革命工人在一起,比同“正式的”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在一起要好得多,因为后一种人尽管在局部问题上同意正确的策略,但他们不是忠诚的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而议会制问题现在正是一个局部的、次要的问题。我认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对的,他们在柏林斯巴达克派1919年一月代表会议[58]上反对了会议的大多数,主张参加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做得更对的是,他们愿意同犯了个别错误的共产党在一起,而不愿意与公然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徒谢德曼及其政党同流合污,不愿意与实际上是走狗、空谈家、胆小鬼、资产阶级的下贱帮凶和改良主义者的考茨基、哈阿兹、多伊米希和整个德国“独立党”[59]同流合污。
  我个人深信,拒绝参加议会选举是英国革命工人的错误,但宁肯犯这个错误,也不要拖延时日,不把您列举的那些同情布尔什维主义并衷心拥护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派别和分子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大的英国工人共产党。假如在B.S.P.[60]中有一些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在参加议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拒绝立刻同第4、第6、第7三个派别组成共产党,我认为,这些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错误要比拒绝参加英国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错误大一千倍。当然,我这样说,是假定第4、第6、第7这三个派别都是同工人群众有真正联系的派别,而不只是英国所常见的那种知识分子小集团。在这[61]方面,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大概特别重要,应当说,它们同群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善于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参加每一次罢工,对群众的每一个要求作出反应,这一切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主要的事情,尤其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在英国,象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直到现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工人运动的,主要是工人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工人贵族,他们多半已完全为改良主义所腐蚀而不可救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所俘虏。如果不同这一阶层作斗争,不使这一阶层在工人中威信扫地,不使群众相信这一阶层已彻底为资产阶级所腐蚀,那就谈不到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这既适用于英国和法国,也适用于美国和德国。
  工人革命家把议会制作为集中抨击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就表明他们在原则上否定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工人革命用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东西,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批评议会制不仅是正当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不仅说明为什么必须过渡到苏维埃政权,而且说明意识到了议会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意识到了议会制与资本主义(而且只是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意识到了议会制和中世纪相比是进步的,和苏维埃政权相比是反动的。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欧美议会制的批评往往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参加选举和议会活动。这不过说明他们缺乏革命经验。我们俄国人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大革命,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议会制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直接举行革命的时期能具有什么意义和事实上具有什么意义。必须取消资产阶级议会而代之以苏维埃机关。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有了俄国、匈牙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更不容怀疑,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必然会发生的。因此,经常不断地训练工人群众使他们对这一点作好准备,预先把苏维埃政权的意义解释给他们听,宣传和鼓动他们去争取苏维埃政权,这一切是每一个想成为真正革命家的工人的绝对的义务。而我们俄国人也曾经在议会舞台上执行过这一任务。在沙皇时代地主的骗人的杜马里,我们的代表知道怎样进行革命的和关于共和国的宣传。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在它们内部,同样能够而且应当进行苏维埃的宣传。
  这一点,在一些议会制国家里也许还不很容易立刻做到。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必须使这一正确的策略为世界备国的革命工人所领会。如果一个工人政党真正是革命的,如果它真正是工人的政党(即同群众,同大多数劳动者,同无产阶级的下层有联系,而不是仅仅同无产阶级的上层有联系),如果它真正是一个政党,是一个善于用一切方法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的紧密团结的革命先锋队的组织,那么,这样一个政党一定能掌握自己的议员,使他们成为象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真正的革命宣传家,而不是使他们成为机会主义分子,成为用资产阶级手法、资产阶级习惯、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无原则性来腐蚀无产阶级的分子。
  如果在英国还不能立刻做到这一点,如果只是由于在议会制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使英国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根本团结不起来,那么,我认为,立即建立两个共产党,即建立两个都赞成从资产阶级议会制转到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将是一个走向完全统一的有效步骤。就让一个党赞成加入资产阶级议会,另一个党反对加入资产阶级议会吧;这一意见分歧现在并不重要,最好不要因此引起分裂。况且这样两个党的同时存在与目前情况比较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可能是一个走向完全统一和迅速取得共产主义胜利的过渡。
  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将近两年的经验不仅证明,甚至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也能存在,也能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有组织有秩序的最好证明)而在难以想象的空前困难条件下坚持下来。
  苏维埃政权实现了更多的东西:它已经在全世界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因为各国工人群众虽然对于苏维埃政权只有一鳞半爪的了解,虽然听到了诬蔑苏维埃政权的无数谎言,但他们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懂得,这个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只有这个政权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摆脱资本的枷锁,摆脱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走向持久的和平。
  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者只可能打败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但不可能战胜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苏维埃运动。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附言:下面是俄国报纸的一张剪报,这张剪报向您提供了一个我们报道英国情况的样本:
  “伦敦8月25日讯(从别洛奥斯特罗夫转发)。哥本哈根《柏林时报》驻伦敦记者于今年8月3日就英国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作了如下报道:‘近来的罢工和不久前揭露的事件,动摇了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会受布尔什维主义感染的信心。目前各报正在热烈地讨论这一问题,当局正尽一切努力来查明“阴谋”已长期存在,其目的正是要推翻现存制度。英国警察逮捕了革命委员会成员,据报纸断言,该委员会拥有金钱和武器。《泰晤士报》公布了从被捕者身上搜出的某些文件的内容。其中有完整的革命纲领,纲领要求:解除整个资产阶级的武装;为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弄到武器和军用物资,建立红军;一切国家职务由工人接管。其次,还计划成立革命法庭来审判政治犯和虐待犯人的人。没收全部粮食。解散议会及其他社会自治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苏维埃。工作时间限定为6小时,最低的周薪增加到7英镑。废除国债和其他一切债务。宣布一切银行、工商企业和运输工具为国有。’”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应该向以英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机关报即世界上最富有的《泰晤士报》[62]为代表的该国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表示无限的感激和谢意,感谢他们替布尔什维主义作了极好的宣传。《泰晤士报》的先生们,请你们继续这样做吧,你们正在出色地引导英国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载于1919年9月《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60—166页



  注释:

  [57]这是列宁给英国工人运动女活动家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复信。
  1919年7月16日,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写信给列宁,请求他就对待议会的态度问题发表意见。她在信中评论了当时英国的一些党派和团体,并给它们编了号:一、工联主义者和旧式的工人政治家;二、独立工党;三、英国社会党;四、革命的产业工人(包括工人委员会委员和车间代表);五、社会主义工人党;六、“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七、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列宁在复信第6段中沿用了这种编号。潘克赫斯特的信载于1919年《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154。
  [58]指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即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46个地方组织的83名代表,3名红色士兵同盟的代表,1名青年代表和16名来宾。大会由威·皮克主持。卡·李卜克内西在会上作了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报告,罗·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纲的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以进一步发展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为主要任务的党纲。在对待国民会议(立宪会议)选举的问题上,尽管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选举势必要举行的情况下主张党参加选举运动,以便利用国民会议的讲坛来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但代表大会仍以62票对23票的多数拒绝接受这个提案。后来,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抵制国民会议选举的策略是错误的。——155。
  [59]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55。
  [60]B.S.P.即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56。
  [61]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在车间代表运动的中心克莱德地区,建立了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其影响遍及该地区的所有工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章程中规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按阶级原则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直到完全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为止。在伦敦、设菲尔德等大工业中心也成立了工人委员会。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56。
  [62]《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