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7卷

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

(1919年9月20日)



  我们的无线电台经常截获从卡那封(英国)、巴黎及欧洲其他中心城市发出的电讯。巴黎现在是世界帝国主义者联盟的中心,因此那里发出的无线电讯常常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几天以前,在9月13日,这个世界帝国主义中心的政府电台向各国报道了著名叛徒、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出版的消息。
  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使用自己政府的电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认为必须把考茨基发起新进攻的消息告诉大家。为了同迎面袭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他们不得不抓住一切,连一根稻草,连考茨基的一本书也不放过。我们衷心感谢法国的百万富翁老爷们这样出色地帮助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这样有力地帮助我们,竟使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市侩庸俗的喧嚣变成了笑柄!
  今天,9月18日,我收到了一份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杀害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的凶手办的报纸——9月7日的《前进报》[72],上面载有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写的一篇关于考茨基这本新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并引了这本书中的许多话[73]。我们把施坦普费尔的文章同巴黎的电讯加以对照,就看出后者显然是以前者为依据的。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先生们,这些德国资产阶级的卫士、残杀德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极力吹捧考茨基的这本书,并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而我们的孟什维克,这些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最典型的代表们,看到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称考茨基为资产阶级奴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竟气愤得不知说什么好。
  先生们,不管你们怎样大动肝火,这是事实!《前进报》的谢德曼分子和协约国的百万富翁们,并不是由于与我合伙同谋而赞扬考茨基并把他捧出来当作同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工具。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来说,考茨基实际上正是我所说的那种人,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种人,也不愿意做那种人。
  为了表明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名义掩盖下的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背弃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我们把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最“严厉的”责难举出几点来看看。
  施坦普费尔写道:“……考茨基详尽地指出,布尔什维克最后总是同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他们过去是反对死刑,现在却大批枪杀人……”
  第一,说布尔什维克反对在革命时期采用死刑,这明明是撒谎。1903年,即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那一年,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党纲时,大会的记录中记载着:把废除死刑列入党纲的主张只是引起了一片嘲笑的喊声:“对尼古拉二世也这样吗?”[74]在1903年,甚至孟什维克也不敢把废除对沙皇的死刑的建议提付表决。到了1917年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我在《真理报》上写过:任何一个革命政府不用死刑是不行的,全部问题仅在于该政府用死刑这个武器来对付哪一个阶级。考茨基不会革命地考虑问题,陷入庸俗的机会主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竟不能想象,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远在取得胜利以前就能公开承认必须对反革命分子使用死刑!“真诚的”考茨基真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因此他可以不知羞耻地造谣诬蔑他的对手。
  第二,一个人只要对革命稍有一点了解,他就不会忘记,现在说的不是一般的革命,而是从各国的帝国主义大厮杀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从这种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居然不遭受隶属于地主资本家阶级的成千上万的军官的暗算和反革命谋杀,是可以想象的吗?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居然不用死刑来惩罚这种行动,是可以想象的吗?除了不可救药的可笑的书呆子以外,任何一个人都会否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以前曾经善于在具体历史情况下提出问题的考茨基竟然忘记了这一点。
  第三,如果考茨基不善于研究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而去造布尔什维克的谣言,如果考茨基不善于思考,甚至不能提出从四年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有什么特点的问题,那他至少可以看看自己周围的情况。在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军官们杀害,这证明了什么?军官们杀了人,居然逃之夭夭,后来又被故意重罪轻判,这又证明了什么?考茨基先生及其整个“独立”党(对无产阶级独立但完全依赖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党)以抱怨、谴责和庸人的哀叹来回避这些问题。而正因为如此,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越来越脱离考茨基之流、龙格之流、麦克唐纳之流、屠拉梯之流而转到共产党人方面来,因为革命无产阶级需要的是战胜反革命,而不是软弱无力地“谴责”反革命。
  第四,“恐怖主义”问题看来是考茨基书中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该书的标题看出来,也可以从施坦普费尔下面的话看出来:“……考茨基断言公社的基本原则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普选权,这无疑是正确的。”我曾在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引用了充分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类关于“基本原则”的议论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么大的嘲讽。现在我的任务不同了。为了指出考茨基关于“恐怖主义”的议论具有什么价值,这种议论是为谁服务,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我把一篇自由派的短文全部引在这里。这篇短文是给美国自由派杂志《新共和》(1919年6月25日)[75]编辑部的一封信。该杂志一般抱着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比考茨基之流先生们的大作好的地方,就是它既不把这种观点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也不把这种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
  下面就是这封给编辑部的信的全文:

“曼纳海姆和高尔察克


  编辑先生:盟国政府拒绝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据这些政府说,有下列几点原因:
  1.苏维埃政府现在(或过去)是亲德的〈pro-german,即站在德国方面的〉。
  2.苏维埃政府是靠恐怖主义维持的。
  3.苏维埃政府是不民主的,不能代表俄国人民。
  但是盟国政府很早就承认了目前在曼纳海姆将军独裁统治下的芬兰白卫政府,尽管下列事实是很明显的:
  1.德国军队帮助白卫分子摧毁了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曼纳海姆将军曾多次致电德皇表示钦佩和敬意。而苏维埃政府却在俄国前线的军队中间竭力进行宣传来动摇德国政府。芬兰政府是远比俄国政府更为亲德的。
  2.现在的芬兰政府在执掌政权后,几天中就冷酷地处死了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16700名人员,另外还把70000人关进集中营,要把他们活活饿死。而根据官方材料,俄国在一年之内,即到1918年11月1日为止,共处死3800人,其中包括许多被收买的苏维埃公职人员以及反革命分子。芬兰政府是远比俄国政府更为恐怖的。
  3.芬兰白卫政府杀了、关了近90000名社会党人,还把近50000人驱逐出境、赶到俄国——芬兰是个小国,选民人数仅约400000——认为进行选举已稳有把握。尽管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大多数社会党人候选人还是当选了,但是曼纳海姆将军却象海参崴选举后的盟国一样,不批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议员资格。而被苏维埃政府剥夺选举权的,却是那些不做有益的工作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芬兰政府比俄国政府显然更不民主。
  在鄂木斯克,民主与新秩序的伟大捍卫者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情形也是这样,可是盟国政府一直支持这位海军上将,供给他武器装备,现在还准备给予正式承认。
  因此,盟国提出的反对承认苏维埃的任何论据,如果用来反对曼纳海姆和高尔察克,那是更为有力也更为公正的。但是,他们都得到了承认,而对快要饿死的俄国的封锁却越来越加紧了。

  斯围亚特·蔡斯(Stuart Chase)
  于华盛顿”

  这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短文绝妙地揭露了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布兰亭之流先生们以及黄色伯尔尼国际的其他英雄们的极端卑鄙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第一,考茨基和所有这些英雄在恐怖主义和民主的问题上诬蔑了苏维埃俄国。第二,阶级斗争实际上正在世界范围内以最尖锐的形式进行,他们评价事件却不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而是象市侩庸人那样长吁短叹,说什么假如资产阶级民主同资本主义没有联系,假如世界上没有白卫分子,假如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不支持这些白卫分子等等,那么情形该会如何如何。第三,把美国人的这篇短文同考茨基一伙人的议论加以比较,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考茨基在客观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支持曼纳海姆之流和高尔察克之流,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诬蔑它实行恐怖主义和不民主。事实就是这样。因此,当考茨基、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及其同伙唱着他们关于恐怖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歌曲时,他们只不过在给资产阶级当应声虫。全世界资产阶级正是用这支歌曲来欺骗工人,正是在这种歌声中扼杀工人革命。那些“诚挚地”即极端愚蠢地唱着这支歌曲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的真诚,丝毫也不能改变这支歌曲的客观作用。“真诚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龙格之流以及他们的同伙,变成了“真诚的”(由于毫无气节)反革命分子。
  事实就是这样。
  这位美国自由派懂得了——不是由于他的理论修养,而完全是由于他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即在世界的范围内对事件作了细心的观察——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在组织和进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内战,为此他们支持俄国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芬兰的曼纳海姆、高加索的资产阶级走狗即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波兰的帝国主义者和波兰的克伦斯基之流、德国的谢德曼分子、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和资本家)等等。
  而考茨基这个十足的反动的市侩,则继续为内战的恐怖和惨象哭哭啼啼!这里不仅没有一点革命意识的影子,没有一点历史现实主义的影子(因为了解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究竟不是罪过),而且是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帮助资产阶级,在这场世界各地已经在进行或者正十分明显地酝酿着的内战中,考茨基事实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
  作为理论家的考茨基用对内战的喧嚷、喊叫、哭号和歇斯底里来掩盖他的破产。正确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在1914年秋天就向全世界宣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都表示愤怒或加以嘲笑,但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要掩盖自己的彻底失败,自己的轻率言行,自己的鼠目寸光,就必须竭力用内战的惨象来吓唬小资产者。作为政治家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做的。
  他在谈论这点时达到了多么荒谬可笑的地步,可由下面的事实看出来。考茨基断言,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你们认为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说,欧洲如果发生俄国式的革命,就会“在全世界燃起〈Entfessellung,挑起〉整整一代的国内战争”,而且挑起的并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者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斗争”。施坦普费尔援引的这些黑体字的话正是考茨基的话,援引者当然是欣赏这些话的。
  谢德曼手下的恶棍们和刽子手们怎能不欣赏这些话呢!“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拿革命吓唬人民,要把人民吓得离开革命!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考茨基在这里竟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同俄国作战将近两年,它们正在点燃本国的革命。如果革命能在现在开始,哪怕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在妥协阶段,只是发生在协约国的一两个大国,那它立刻就能使俄国的内战停下来,立刻就能使殖民地几亿人民得到解放,因为那里充满着愤怒和不满,只不过现在被欧洲的暴力抑制着罢了。
  考茨基在整个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显露出他的卑鄙的奴才灵魂的魅力,不仅如此,现在显然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在起作用:他被俄国内战的持久性吓坏了。吓得他忘了想一下,同俄国作战的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欧洲如果有一两个大国发生革命,就会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就会根本粉碎它的统治,使它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藏身之处。
  实际上,两年来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战争,鼓舞了全世界的革命者,证明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已近在咫尺,伸手可得。
  至于谈到“无产者之间”的内战,这种说法我们早已从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那里听到过。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说法的极端卑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农民即旺代人曾替国王作战来反对共和国。1848年6月和1871年5月,在扼杀革命的卡芬雅克和加利费的军队中也有一部分工人。如果有人说:我为“1792年法国农民之间的内战”、“1848年和1871年工人之间的内战”而悲痛,你们对这样一个人会说些什么呢?你们会说,这是头号伪君子,是反动派、君主制度和卡芬雅克之流的维护者。
  你们这样说是正确的。
  只有不折不扣的白痴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俄国正在进行(而全世界正在开始或正在酝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内战。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那样一种阶级斗争,即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内战也是一样。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一时帮助资产阶级。只有无赖才会用这一点来替自己倒向资产阶级的行为辩护。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愿意了解1914年以来全世界整个工人运动全部历史上的一切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什么。被庸俗习气和机会主义腐蚀了的、被“肥缺”和资产阶级的其他小恩小惠收买了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之间的分裂,1914年秋天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而在1915—1918年间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考茨基无视这个历史事实,竟责备共产党人闹分裂,这只是第一千遍证明他充当的是资产阶级奴仆的角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2年这40年中,经常谈到英国的殖民地优势和垄断造成了英国部分工人(即上层分子、领袖、“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很明显,帝国主义垄断必定会在20世纪的许多国家中造成英国那样的情况。在一切先进国家里,我们都能看到工人阶级的领袖和上层分子腐朽堕落,卖身投靠,倒向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施用小恩小惠,把“肥缺”赐给这些领袖,把自己的利润的零头赏给这些上层分子,把报酬最少的和最笨重的工作放到由国外招募来的落后工人身上,不断增加“工人阶级贵族”优于群众的特权。
  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证明,无产阶级的领袖和上层分子,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如龚帕斯之流、布兰亭之流、列诺得尔之流、麦克唐纳之流、谢德曼之流等等,都已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同时,一部分工人群众由于守旧心理,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跟着这些资产阶级流氓走。
  胡斯曼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谢德曼之流的伯尔尼国际,现在已完全成为这些社会主义叛徒的黄色国际。不同这些叛徒作斗争,不同这些叛徒决裂,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谈不上什么为社会革命而真诚地工作。
  让德国的独立党人脚踏两只船吧,他们的命运就是如此。谢德曼分子已经把考茨基当作“自己”人来亲吻和拥抱了。施坦普费尔正在大肆宣扬这件事。考茨基也的确是谢德曼之流的真正同志。既是独立党人又是考茨基的朋友的希法亭,却在卢塞恩建议把谢德曼之流从国际中开除出去。自然,希法亭只是遭到了黄色国际的真正领袖们的嘲笑。希法亭提出这项建议或者是由于极端的愚蠢,或者是由于极端的虚伪,因为他既想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左派”的声誉,又想在资产阶级奴仆的国际中保留一个席位!对于作为领袖之一的希法亭的行为不论作什么解释,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独立党人”的毫无气节,以及谢德曼之流、布兰亭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的卑鄙龌龊,必然会使无产阶级群众愈来愈离开堕落为叛徒的领袖。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分裂工人,英国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革命者联合起来、群众同革命者联合起来以及黄色社会党人被赶走的趋势却是一直在发展。共产国际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已经成立了共产党[76],巴黎的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和保卫工团委员会[77]已经站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了。巴黎有两种报纸转到了第三国际方面,这就是雷蒙·佩里卡的《国际报》[78]和乔治·昂克蒂尔的《禁名报》(《布尔什维克报》?)。英国正处在共产党成立的前夕,英国社会党、“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 Stewards Committees)中的优秀人物,以及革命的工厂工人等等之中的优秀人物现在都拥护共产党。瑞典的左派、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荷兰的共产党人以及瑞士和意大利的社会党[79],都已经同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站在一个行列里了。
  共产国际在1919年的几个月内已成为全世界的国际,它领导着群众,并坚决反对伯尔尼和卢塞恩的伙伴们组成的“黄色”国际中的社会主义叛徒。
  最后,我想谈一个特别富有教育意义的消息,它足以说明机会主义领袖们的作用。今年8月,黄色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卢塞恩举行会议期间,日内瓦报纸《小报》(《La Feuiller》)[80]在那里用各国文字出版了载有报告和报道的特刊。在英文版上(8月6日,星期三,第4号),载有记者对荷兰机会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特鲁尔斯特拉的访问记。
  下面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谈话:
  “11月9日的德国革命,在我国〈荷兰〉政界的领袖和工会领袖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荷兰统治集团曾有几天陷于惊慌失措之中,尤其是,当时军队中几乎普遍发生哗变。
  鹿特丹和海牙的市长力图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辅助力量。一个由过去的将军们(其中有一个以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来炫耀自己的老军官)组成的委员会,企图把一些同志引入迷途,把他们武装起来反对革命。自然,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在鹿特丹,有一个时候好象就要建立工人苏维埃。但是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的领袖们却认为采取这种办法还不是时候,因而只限于提出实现工人要求的最低纲领和发表激烈的告群众的号召书。”
  特鲁尔斯特拉就是这样说的。他还吹了不少牛,说他怎样发表革命言论,甚至主张夺取政权,说他懂得议会和纯粹政治民主是不够的,他承认在过渡时期要采取“秘密的”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特鲁尔斯特拉是一个标准的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欺骗工人的卖身求荣的机会主义领袖。在口头上他向你承认一切,你看,又是苏维埃,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什么有什么。实际上,特鲁尔斯特拉是最卑鄙的工人叛徒,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实际上,他是那些在紧要关头转向资产阶级,从而拯救了荷兰资产阶级的荷兰“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的领袖们”的领袖。
  特鲁尔斯特拉所说的那些事实,是十分明显和确凿无疑的。荷兰的军队已被动员起来。无产阶级已经武装起来,并且在军队里面已经同全体人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联合起来。德国革命激起了工人的热情,引起了“军队中几乎普遍的哗变”。显然,革命领袖的职责是引导群众走向革命,是在工人武装和德国革命的影响能够立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错过时机。
  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叛徒领袖们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用改良来安抚工人,并且用更多的改良的诺言、“激烈的号召书”和革命的词句来安抚他们,哄骗他们。正是特鲁尔斯特拉和他那一类的伯尔尼卢塞恩第二国际的“领袖”先生们帮助资产阶级遣散了军队,拯救了资本家。
  工人运动一定会抛弃叛徒和变节分子特鲁尔斯特拉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摆脱那些欺骗群众、实际上执行资本家政策的资产阶级化的上层分子而向前迈进。

  1919年9月20日




  附言:照施坦普费尔的叙述来看,考茨基没有提起苏维埃国家制度。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他是不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呢?是不是不再为他那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里关于这个问题的庸俗见解辩护了呢?是不是宁愿从主要的问题转到次要的问题上去呢?将来有机会读到考茨基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载于1919年9月《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82—194页



  注释:

  [72]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年停刊。——174。
  [73]指弗·施坦普费尔的《考茨基反对斯巴达克》一文,载于1919年9月7日《前进报》第457号。——174。
  [74]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经济派分子莉·彼·马赫诺韦茨(布鲁凯尔)曾提出废除死刑的建议,被会议以多数票否决(赞成的有10票)。——175。
  [75]《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是美国杂志(周刊),1914年创刊,在华盛顿出版。该刊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观点。——177。
  [76]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9月成立。9月1—5日,退出美国社会党的以查·鲁腾贝格为首的该党左翼举行了美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几乎与此同时,以约·里德为首的另一个左翼集团也于8月31日—9月5日召开了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代表大会。这两个党并没有纲领性的分歧,它们在各自的成立代表大会上都通过了参加第三国际的决议。由于受政府迫害,这两个党随即转入地下。1920年它们彼此建立了联系,并于1921年5月合并为美国统一共产党。该党不久加入同年12月组成的合法的美国工人党。在1923年12月30日—1924年1月1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美国工人党决定改称美国工人(共产)党。1930年6月改称美国共产党。——183。
  [77]国际联系委员会即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于1916年1月建立的。这是法国社会党人在法国建立革命的国际主义组织来对抗社会沙文主义组织的初步尝试。根据列宁的意见,伊·费·阿尔曼德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日益壮大的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成了团结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中心。委员会于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保卫工团委员会是1916年秋由一批否定议会活动因而退出国际联系委员会的法国工团主义者建立的。该委员会于1919年5月决定加入共产国际。——183。
  [78]《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法国工团主义者的周报,保卫工团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年2月15日—7月15日在巴黎出版,由雷·佩里卡编辑。——183。
  [79]瑞士社会党(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革命的一翼退出该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83。
  [80]《小报》(《La Feuille》)是1917年8月—192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日报),由让·德布雷任编辑。该报标榜不追随任何政党,实际上站在伯尔尼国际的立场上。——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