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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2月25日)



  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会议表示祝贺,并趁这个机会谈几点意见。
  提到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我可以谈谈今天收到的英国发来的电讯,它最能说明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电讯说,昨天,24日,协约国最高会议作出结论:如果俄国的邻国征询关于对俄政策的意见,最高会议将表示,它不会劝它们打仗,从而损害它们的利益,更不会劝它们去进攻俄国;但是,如果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侵犯这些国家的合法边界,那协约国最高会议就将给它们以支持。接着协约国的先生们表示希望由华盛顿劳工委员会派一个使团来俄国。会议的组织者社会主义叛徒们已就若干社会改革问题同阿尔伯·托马谈妥,想把这些人(他们代表着国际联盟的一部分)派到俄国来,考察一下俄国情况符合“文明”国家的一般要求的程度。
  关于协约国昨天所作决定的这条消息清楚地说明,这些先生已经晕头转向,而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他们花了几亿的钱来支持战争(就英国来说),结果却声明不能再支持战争了。他们那股进攻的狂热劲已经消失了,虽然还在往波兰继续输送军用品,继续输送武器。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说波兰正在重新部署军队,准备进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协约国的声明。尽管来自协约国的外部威胁现在已消失十分之九,但是一定的威胁无论如何还是存在的;对邓尼金的战事结束之后,我们还必须保持作战准备,不能作完全复员的打算。
  总之,国际资本主义进犯俄国的危险十分之九已经消失;他们遭到了极大的失败,以致多次提出了派使团来俄国的建议。如果这个使团将包括在战时访问过俄国的阿尔伯·托马之流的先生们,那么这除了使他们丢丑和使我们得到一个进行鼓动的良好机会外,是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的。我们会热烈欢迎他们,叫他们不得不尽快从俄国滚出去,使他们除对别国工人进行鼓动外将一无所获。他们想来吓唬一下,可是我们一说我们准备欢迎贵宾,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打算收拾起来。这说明他们张皇失措到了何等地步。我们现在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有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能从那里取得主要产品。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确有很大的好转,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危险已消除了十分之九。
  来自外部的危险消除愈多,我们就愈能从事和平建设工作,所以对于你们的工作,对于你们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寄予希望的。要把学校教育办得比较象样,就要从物质上作一系列改善:兴建校舍,物色师资,以及对组织工作和选拔教员的工作进行内部改革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作长期准备。而在社会教育方面,你们不太受这种长期准备的牵扯。居民对于在学校教育系统之外受教育的要求,以及对这方面的工作人员的需要,都在急剧地增长。我们相信,依靠大家的帮助和共同的努力,一定会作出比现在更大的成绩。
  最后,我要谈谈社会教育是同宣传鼓动工作相联系的这一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工作的根本缺点之一是同组织劳动这个基本任务脱节,因为资本家需要驯化和调教的是一些俯首帖耳、训练有素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组织国民劳动的实际任务同教学工作没有联系。教学工作死气沉沉,不切实际,形式主义,深受神父的毒害,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必然会把一切有生气的、健康的东西扼杀掉。要直接地、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国家政权机关,没有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开展起来。既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从备战和军事抵抗的轨道向和平建设的轨道转变作准备,你们社会教育工作者就应当而且必须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考虑到这种转变,使宣传的任务和计划同这种转变适应起来。
  为了说明我对教育、教学、培养和训练的任务及其性质如何适应苏维埃共和国业已改变的任务的看法,我要提一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电气化的决议。这个决议恐怕大家都已知道了。最近报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在两个月内(正式发表的消息说成两周,那是不对的),将拟订出为期2—3年(最低纲领)和为期10年(最高纲领)的国家电气化计划。我们全部宣传工作和纯粹党的宣传工作的性质,学校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性质,以及社会教育的性质都应当改变,这并不是说要改变教学原则和教学方针,而是要使教学工作的性质适应向和平建设的转变,这种和平建设要实现国家的工业改造和经济改造的远大计划,因为总的经济困难和总的任务就是恢复我国的经济力量,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在小农经济存在的同时,建立起新的经济生活基础。到现在为止,农民还只能把粮食贷给工人国家,因为用花花绿绿的票子,用货币去换粮食是不能使农民满意的。农民对票子不满意,要求有正当的权利,要求用工业品交换他们提供的粮食,但是,不恢复经济,我们又拿不出工业品。恢复经济,这是基本任务,不过我们不能在旧的经济技术基础上进行恢复。这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荒唐的;必须找到新的基础。这种新的基础就是电气化计划。
  我们要向农民这些最不开展的群众指出,要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总之,必须恢复经济。最无知的农民都懂得,经济被战争破坏了,不恢复经济,他就不能战胜贫困,就不能用粮食换到必需的工业品。全部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正是应当同农民的这种最直接、最迫切的需要结合起来,衔接起来,这样就不致脱离最迫切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会根据这种需要的发展和农民对这种需要的认识,着重指出唯一的出路是恢复工业。但是,恢复工业不可能在旧基础上实现,因为工业必须在现代技术基础上恢复。这就是说,要使工业电气化,要提高文化。为了建设电站,需要将近10年的工作,而且这是一项要求有更高的文化和觉悟的工作。
  我们将要实行远大的工作计划,应当使这个计划在广大农民群众心目中同明确具体的目标联系起来。这决不是几个月就能办到的。实现最低纲领至少也要3年。但是,可以有根据地说,花上10年工夫,我们就能使整个俄国布满电站,使电力工业能够满足现代技术的要求和结束旧式的农民耕作。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有更高的文化和教育。
  你们不会不看到,目前迫切的实际任务是恢复运输和运送粮食,在目前的生产率状况下,不可能执行远大的任务,所以你们应当在宣传和教育方面注意到根据文化技术的需要进行全盘改造的任务,并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赶快抛弃已经过时的旧的宣传方法,抛弃过去那种只是对农民泛泛地谈阶级斗争的宣传方法,而有人就是根据这种方法杜撰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等等的谬论[99]。这种无用的宣传方法倒是很象孩童时期的幼稚病,我们要赶快根治这种毛病。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在教育工作中,我们要改变作风,要比较冷静比较切实地处理问题,这才同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作风相称,而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两年来已经学会了一些东西,他们向农民宣传实际的、切实的和明确的改造整个工业的计划,并说明农民和工人凭现有的教育程度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不能消除肮脏、贫困、斑疹伤寒和各种疾病的。这个显然同提高文化教育相关的实际任务,应当成为一个中心,围绕着它来开展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和活动,来开展我们的教学工作和训练工作。这样,上述各项工作才会紧紧地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结果,我们就能使工人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增长百倍。我们绝对相信,既然我们在两年当中完成了最困难的军事任务,我们就一定能在5—10年的时间内完成更困难的任务即文化教育任务。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鼓掌)


载于1930年4月25日《真理报》第1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60—165页



  注释:

  [99]列宁指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鼓吹的理论。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声言要由无产阶级制造出“自己的”、与过去的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先后在他们办的卡普里学校和博洛尼亚学校灌输这种思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挑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这个协会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独立的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组织。波格丹诺夫等掌握了它的领导权,继续坚持其“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积极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