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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

(1920年4月8日)



  我们这张报纸[157]是专门讨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的报纸。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很清楚,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只有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只有在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那些进行拼死反抗、组织反革命暴动和国内战争的剥削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在实际上提出来。
  在1918年初,这个时刻似乎就已来到了,在2月(1918年)那次德帝国主义对俄国的武装进攻之后,它确实是来到了。但在当时这个时刻出现得异常短促,新的更汹涌的反革命暴动和侵略的浪潮来得异常迅猛,苏维埃政权根本没有可能比较专心致志地着手研究和平建设的问题。
  现在我们已熬过了前所未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饥饿、穷困和苦难的两年,同时这也是红军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动匪帮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
  现在我们确有很大希望(如果法国资本家唆使波兰作战不成)取得比较稳定、比较持久的和平了。
  两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建设的经验。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认真提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确切些说,不是共产主义劳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因为这里指的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新社会制度的低级发展阶段即初级发展阶段,而不是高级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即推翻资本家所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也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具体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和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方式。
  在具体实行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
  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新形式,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这是最能收效最崇高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抗,为自己争取到了使这种工作有可能进行的基地。
  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韧性,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修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些品质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经过10年、15年以至20年的磨炼才得到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在两年中历尽空前未有的穷困、饥饿、破坏和苦难,使这些品质受到了进一步磨炼。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

  1920年4月8日

载于1920年4月11日《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14—316页



  注释:

  [157]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Субботник》)是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倡议出版的联合特刊。这张报纸是莫斯科各报(《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贫苦农民报》、《经济生活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部和撰稿人在1920年4月10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编辑的,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刷厂的工人排印,于4月11日(星期日)发行。列宁、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亚·米·柯伦泰、杰·别德内依、亚·绥·绥拉菲莫维奇、克·阿·季米里亚捷夫等参加了这张报纸的工作。——[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