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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8卷 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 同雅·弗里斯的谈话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询问关于揶威和揶威党的情况。他希望了解党和工人运动的力量，党报的种数和发行量，产业工人和农民的比例等等。我只好凭记忆尽力回答。不过我不得不暗自承认，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统计数字知道得这么少实在是一种耻辱。
列宁问：“从资产阶级报刊来看，英国在挪威的影响很大吧？” “是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指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过，个别报纸，如《时代的象征》追随英国，简直称得上亦步亦趋。”
列宁笑着说：“是的，他对整个革命一窍不通。”当我提到《时代的象征》时，列宁会意地笑了。他还记得这家报纸刊登过就俄国问题对蓬特沃尔的采访，想起了蓬特沃尔对布尔什维克压制资产阶级报刊一事所表示的愤慨。 我不得不说一点篷特沃尔后来的功绩，比如《工人政治》等等。
“不过他和他的支持者还留在党内吧？没有一个人退出？” “没有，一个也没有退党。”
“这就有点令人怀疑了。党内的这一右翼势力大吗？” 我让他放心，并介绍了工人运动的情况。如果那些最大的工会不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党内的右翼社会主义者就将是一种危险；只要工人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就没有任何危险。
列宁问：“可是农民呢？在挪威只有小农，是吗？” “是的，基本上是小农。他们中的大部分与工人有共同利益。”我提到了特兰迈尔的名字并且说他是农民出身，受过工会干部的教育，后来成了党报编辑，现在是党的书记和全党公认的领袖。
“他从来没有到过俄国吗？” “他没有时间。他整天忙于作报告和旅行。”
“请代我向他问候。在战争期间，挪威的农民和资产阶级一样，也发财了吧？” “是的，但是在实现和平时，经济上对他们的打击也是一个教训。”
“当然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把农民需要的产品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我们征集了粮食。我们第一年征集了3000万普特，第二年征集了1亿普特，现在征集了15000万普特。我们按固定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但是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得。比如，当我们有食盐时，农民宁愿要盐而不要钱。这势必会给农民造成许多困难。他们积攒了成堆的钞票，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因此，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拥护孟什维克，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统计表明，城市所需要的粮食，一半由国家供应，另一半则是投机商以高于国家牌价十倍的价格出售的。”我借机将话题转到了俄国。对俄国来说这也是个大问题：农民阶层将如何发展？当重新建立贸易关系时，货币是否将重新具有价值？农民中是否又将出现资本主义的兴趣？ “那么，是不是打算动用红军来对付这一新的‘内部敌人’呢？”
“是的，当然要这样做。农民称之为‘天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叛国。这是很大的差别。农民有两个灵魂。他看到革命解放了他，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对富人行使权力的政府。他理解苏维埃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劳动。他懂得，政府虽然还会犯许多错误，但它的意图是好的。这就是他的一个灵魂。这是我们要加强的。另一个灵魂是私有者的灵魂。这是我们要消灭的。办法是搞宣传、发传单、进行教育，但也要用步枪，运用国家的权力。为了农民，工人什么苦没受过？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工人过去每年平均得到11普特粮食，现在只有7普特。而农民现在每年却有17普特。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工人阶级实行专政不是出于一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觉悟的工人是懂得这一点的。那些差劲的工人在咒骂，有觉悟的工人则能够理解这一点，并要求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消除饥饿，但是他们并没有满腹牢骚。他们要求组织得更好。我们有难处，因为有管理能力的人为数相当少。20来岁的青年工人就得担任领导职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消极怠工。连我们自己往往也不相信我们能坚持下去。我们依靠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城市的产业工人管理国家已有两年多了，击溃了所有的敌人。甚至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人工作做得很出色。医生们经常发现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疲劳不堪，操劳过度，象法国人所说的‘过分紧张’。现在人们才看到在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人们开始懂得，世界革命将变为现实。例如，劳合－乔治景近的讲话就表明了这一点。现在，值得各地重视的一点，就是不要让工人由于革命带来的艰难困苦而害怕革命。右翼社会党人企图以此恫吓工人。奥托·鲍威尔、龙格、考茨基、布兰亭，他们一想到革命带来的艰难困苦就都畏缩不前了。他们高谈阔论，说要对工人进行教育、培养。可是，最重要的教育工作是要教育工人学会自我牺牲、自觉遵守纪律、忍受艰难困苦。他们把这一工作置于不顾。他们不去教育工人阶级，使工人懂得，现在世界上的问题是：要么革命，要么再打一场战争，再牺牲1000万人。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国内战争中牺牲比如说100万人……” 我们谈到了国际上各党的关系。列宁对匈牙利、意大利、法国以及英国都同样了如指掌。他批评这些国家中知识界的怀疑主义者使工人群众无所适从。对此我表示异议。我问：“您能要求其他国家具有同俄国一样的革命觉悟吗？令人信服的首先还是生活本身提供的教训。其他国家的情况还没有象俄国的情况那样使革命觉悟达到这么高的程度。”
列宁回答说：“是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位教师。例如，请看一看法国的巴比塞吧。我读了他的杰作《火线》和《光明》之后，很想看看他以前写的东西。我读了他战前写的《地狱》和《我们这些人》。十足的小资产阶级小说，色情文学！在《光明》这本书里他描述了他本人的发展过程：战争使他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变成了革命者。他当然不是一个理论家。他还有不少法国人的高谈阔论的倾向。但是，他的气质是革命的。他的情况是典型的。请再看一看另一方面，看一看卡尔·马克思的外孙、自称是革命者的龙格吧。他是一个地道的议会主义者，他向各方面鞠躬低头。一个空谈家和小丑！这种人必须驱逐出党。否则到处都有重新出现匈牙利那样的局势的危险。党内的右派社会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共产党人’并且暗中破坏革命，这是库恩·贝拉的不幸。再请看看英国的麦克唐纳吧。我刚刚读完他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您看他写了些什么：‘靠革命行动能实现社会主义吗？我不理解这怎么能办得到。我对第二国际不满意。我对我写这篇文章的方式也不满意。还有什么是我满意的呢？’这样的胡说八道您听到过吗？他应该建立一个他个人的党，建立一个‘怀疑派’或不满者的党。正是这些人才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公开的敌人远远不如他们危险。这就是匈牙利的教训，这也是芬兰的教训。革命前我居住在赫尔辛福斯时，就发现他们那里的人统统都是考茨基的信徒。去读一读库西宁谈他们革命经验的那本书吧！” “那么您是不是想建议我们，例如，在我们挪威现在立即就开始收集武器呢？我们的策略是打算通过士兵委员会来掌握军队。据您看，这是不是错误的策略？”
“不，绝对不是。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利用合法的途径。另一方面，我认为，只进行合法活动的‘共产党’就不配叫共产党。但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规定怎么办。参加议会选举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般地讲，我们从来都是主张参加选举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我们主张抵制，反对进行议会活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幼稚病，我常常不得不同这种幼稚病作斗争。在意大利，这种病症广为流行。那里的‘抵制派’共产党人[167]，就是反对参加选举的那一派，甚至有他们的党报，叫《苏维埃报》[168]。在我们这里，正如您所知道的，我在类似的问题上曾同布哈林和拉狄克作过斗争[169]。我曾反对过那种认为我们应立即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主张。我曾赞成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后来，他们公开承认他们错了。拉狄克吸取了教训，他在反对德国共产党里的反议会派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和汉堡共产党人[170]的斗争中甚至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出色。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目前必须做的是：（1）同孟什维克作斗争；（2）同左派幼稚病作斗争。” “后面这种人，您能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简短的评语呢？可不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对，完全正确。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不要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多一点总比少一点要好。尽管我们同革命浪漫主义者有分歧，但我们一向对他们是同情的。例如，我们从来不赞成搞个人恐怖。但是，对恐怖主义者个人的勇敢精神和牺牲决心我们总是表示钦佩的。我们的观点始终是：首先要对经济关系作认真的分析，然后再用本身的榜样来证明自己的信念。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在英国，我就坚决反对抵制工党[171]，我就投票支持韩德逊政府，但同时公开声明：让他们实际表现一番吧。实际将很快表明，他们什么都办不成。工人们将会懂得，经过战争破坏之后，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在所有的国家爆发。但是，西欧各国的革命将比我国的容易。那里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组织力量。目前我们暂时走在前面。但是一旦革命席卷西欧，俄国很快就会落在后面。挪威的知识分子情况如何？他们是不是非常反动？” “最近情况有所好转。尤其是法国的‘光明社’[172]运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法国作家开始成为‘布尔什维克’时，挪威作家很快就会跟上来。”
“那么，象这样一种赶时髦的运动恐怕靠不住吧。”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总觉得在工程师中有一个真正严肃的运动。”
“是的，在任何地方他们中总有一部分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德国不久可以说会出现一个工程师无产阶级。把工程师吸引过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国大部分工程师有着纯粹的资本主义兴趣。在我国重新建立工业生活还需要许多年。我希望在挪威要容易一些。” 列宁看了一下表。我站了起来，对我在莫斯科受到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请代我向全体挪威同志问好。再见，同志。”
注释： [167]抵制派共产党人即抵制派（弃权派）。 抵制派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因抵制资产阶级议会选举而得名，领导人是阿·博尔迪加。该派曾同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作过有力的斗争，但他们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策略是错误的。1921年1月21日，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该派同社会党决裂，随后参加创建意大利共产党。——367。 [168]《苏维埃报》（《Il Soviet》）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报纸。1918—1922年在那波利（那不勒斯）出版，1920年起成为意大利社会党抵制派的机关报。——[367]。 [169]这里说的是同俄共（布）党内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作斗争一事。“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367]。 [170]指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368]。 [171]英国工党于1900年成立，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英国联合政府。——[368]。 [172]光明社是法国作家昂·巴比塞在1919年建立的国际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团体。——[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