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0卷 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51] （1921年2月28日） （长时间鼓掌）大家自然都很关心也很担忧国内形势，但请允许我在谈国内形势以前先简单地谈谈最近国际方面的几件大事。为了简短起见，我只谈其中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已经开始在这里，在莫斯科同土耳其的代表们举行会谈[152]。这件事是特别值得庆贺的，因为过去我们同土耳其政府代表团之间直接进行谈判有很多障碍。而现在既然有可能在这里达成协议，我们相信，两国之间的接近和友好将会有一个十分良好的开端。当然，我们两国之间的接近和友好不是由于施展外交手腕（在这方面我们的敌人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不怕承认这一点），而是由于两国人民这些年来都遭到过帝国主义列强极多的欺凌。前面有一位发言人说，同帝国主义国家断绝关系（分离）是有害处的。[153]可是当狼袭击羊的时候，总不该对羊说别同狼断绝关系。（笑声，鼓掌）到目前为止东方各民族在帝国主义豺狼面前还只是一群羊羔，而苏维埃俄国第一个表明，尽管它的军事力量极其薄弱，但帝国主义豺狼把爪牙伸向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苏维埃俄国这一范例影响了很多民族，不管他们是否同情这些“造谣生事的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些“造谣生事者”全世界讲得很多，有人甚至说我们对于土耳其是阴险的造谣生事者。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什么也没有做到。尽管如此，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还是表明了：现代各民族对掠夺行为的反抗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各帝国主义政府对土耳其的掠夺引起了土耳其的反抗，以致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得不缩回自己的魔掌。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认为同土耳其政府的谈判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我们决不玩弄任何手腕。我们知道，这次谈判很有限，但很重要，因为尽管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各民族工农劳动群众还是愈来愈接近。在估计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在谈国际形势时必须提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里加举行和谈[154]的情况。你们知道，为了同从前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一切国家缔结稍微可靠一点的和约，我们正对这些国家作最大的让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压迫是激起各民族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和团结各民族对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主要力量之一，何况旧俄罗斯帝国以及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克伦斯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方面的胡作非为是世界上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对这些国家表现出最大的忍让，接受某些媾和条件，为此某些社会革命党人就责骂我们，差一点把我们说成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对于这种责难我们很泰然，因为对这些国家我们必须表现最大的忍让，以消除过去的压迫在它们中间造成的长期不信任，并为各民族的工农结成联盟打下基础。这些民族过去曾共同遭受过沙皇政府和俄国地主的蹂躏，现在又在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我们对波兰采取的这种政策，遭到俄国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极严重的破坏，因为他们享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诸如此类冠冕堂皇的“自由”，此外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也非常自由，他们自由地收买了波兰的大部分，极其自由地在那里进行鼓动，使波兰卷入反对我们的战争。现在资本家用尽一切力量来破坏已经缔结的和约。我们所以不能按照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大批复员我们的军队，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必须估计到有可能爆发某些人所想象不到的大规模的战争。有人说，我们不必把太多的力量放在军事方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我们的敌人现在正施展一切阴谋诡计来阻挠我们同波兰签订正式和约（我们同波兰已签订了初步和约）。最近谈判拖延下来了。尽管在几星期以前谈判曾有破裂的严重危险，最近我们决定再作一些让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公平合理的，而是因为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粉碎盘踞在华沙的那些俄国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这些人正竭尽全力来破坏和约的缔结。现在和约尚未签订，但是我可以说，我们完全有权利表示乐观：和约不久就会签订，反对签订和约的阴谋一定会被我们粉碎。我想我们大家都将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尽管这还只是一种预测。不过，今夜尚未来临，且慢赞美明晨。所以我们一刻也不会丝毫缩减和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同时我们也不怕对资产阶级波兰多作一点让步，只要能使波兰的工人和农民摆脱协约国，使他们相信工农政权决不制造民族纠纷。我们甚至将不惜作出重大牺牲来争取缔结这个和约。 第三个国际问题就是高加索事件。那里最近发生了一些大事，详细情形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这些事件的实质在于，我们正处于大战的边缘。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冲突不能不使我们十分关切，而这些事件使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战争转变为起义，参加起义的还有一部分俄国军队。结果，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反对我们的阴谋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根据最近得到的尚未证实的消息，在梯弗利斯甚至出现了苏维埃政权。（鼓掌）我们知道，亚美尼亚的起义正好发生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中立地带，而这个地带是格鲁吉亚经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同意后占领的。孟什维克，特别是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谈论同西欧国家断绝关系的害处，言下之意是应该信赖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最强大。可是先进的资本家是最会骗人的，这一点某些白卫分子却忘记了，他们认为：与全世界所有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相比，亚美尼亚算得什么呢，亚美尼亚的农民等等算得什么呢，遭到经济破坏的苏维埃共和国算得什么呢；先进的资本家是全世界的文明力量，因此我们要倒向他们。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为他们庇护资本家这一丑行作辩护的。此外，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还握有一把取得亚美尼亚农民的粮食的钥匙，那就是唯一的一条铁路。 谁也不会有耐心去读完我们同格鲁吉亚之间在这方面交换的电报、声明和抗议。如果我们同格鲁吉亚缔结了和约的话，我们一定会尽量维持下去。但是你们要知道，亚美尼亚的农民不是这样看待和约的，结果，2月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它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开来，不仅亚美尼亚人，而且格鲁吉亚人都投入了这场起义中。现在要得到那里的消息是很困难的。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证实了我们的预料。我们很清楚，格鲁吉亚的资产阶级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所依靠的不是劳动群众，而是本国的资本家，不过这些资本家正在寻找借口挑起军事冲突，但我们三年来所指望的则是劳动群众，而且至死都要指望他们，虽然他们是落后的和受压迫的国家的劳动群众。不管我们怎样谨慎小心，怎样竭尽全力去巩固红军，但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努力去扑灭已经在高加索燃起的大火。哪里有苏维埃政权，哪里就没有民族压迫，这一点我们在西方已经表明了，现在在东方也要表明。整个斗争最终取决于这一点，而不管怎样，工人和农民的力量终究要超过和大于资本家的力量，因为工人和农民要比资本家多得多。 在谈了有关对外政策的看法之后，现在我来谈谈对内政策。可惜布留哈诺夫同志在这里作的报告我没能听全。你们已经听到了他所说的一切详情细节，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因此我当然就没有必要再来重复了。我只想谈一下最主要的一点，也许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会引起严重的危机的。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任务，选择完成任务的途径。途径是有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力量象战后的艰苦环境所要求的那样，沿着选定的道路顽强地一直走下去。我们在各方面都很穷，但我们遭到的破坏毕竟不比维也纳工人遭到的更厉害。维也纳工人忍饥挨饿，濒于死亡的境地，他们的子女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但是他们缺乏我们所具有的最主要的东西：他们没有希望。他们因受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濒于死亡的境地，他们忍受牺牲的情况也和我们不同。我们是为了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而忍受牺牲的。这就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处境与维也纳工人的处境不同的地方。现在是春季，我们的粮食困难又加剧了，虽然不久以前粮食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征粮计划制定后所取得的成绩向我们表明，情况是有可能好转的。人民已极度饥饿，以致非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可了。不仅需要救济他们，而且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没有估计到，只顾眼前，到后来就会遇到困难。这是一个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才使我们现在面临粮食危机。在其他方面我们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比如在对波战争中和在燃料问题上。粮食工作、燃料（煤、石油、木柴）工作是不同的工作，但我们在这三方面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解决温饱问题时我们夸大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很好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的物资一下子就会用完；我们没有计算清楚储备的物资有多少，因此我们没有留下一点东西来应付困难的日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任何一个农民从平常简单的持家中都懂得的。可是我们在国家这个范围内却一直不管储备，只顾眼前，刚有些储备，就从眼前的需要出发去动用它，而不能把它留下来应付困难的日子。 在对波战争中我们的红军勇敢顽强，但是我们前进得稍微远了一些——一直打到了华沙城下，后来一退就几乎退到了明斯克。粮食问题同样如此。诚然，这场战争我们打胜了。1920年我们就向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提议缔结和约，当时提出的媾和条件比起现在的来对他们要有利一些。他们从这里取得了教训，全世界也取得了这个谁都没有料想到的教训。当我们讲到自己的情况时，我们讲的都是真话，我们宁可把坏的方面讲得过头一点。我们在1920年4月曾说过：运输业恶化，粮食缺乏。我们在报纸上公开地这样写，我们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大厅里举行的许多次大会上也这样讲。欧洲的间谍便急忙用电报发回这些情报，于是那里的人们便得意洋洋地说：“波兰人，干吧，你们瞧，他们的情况多么糟糕，我们马上就能打败他们。”而我们讲的是真话，有时还把坏的方面讲得过头一点，为的是让工人和农民们知道，我们还有困难。但当波兰军队依靠法英等国的金钱和装备并在这些国家的专家教官的监督下进攻我们时，却被我们粉碎了。现在，我们说我们的情况不好，我们的大使向我们报告说，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刊出《苏维埃政权的末日来临》这类标题，连切尔诺夫也在说苏维埃政权必然要垮台，但我们还是要说：“你们叫嚣吧，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吧，这就是资本家出钱的出版自由，这种自由随便你们有多少都行，而我们是丝毫不怕讲出令人难过的真话的。”是的，今年春季我们的情况又恶化了，现在我们的报纸登的全是承认这一点的消息。欧洲的资本家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萨文柯夫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你们想借此捞到什么便宜，那就试一试吧，你们准会摔得更重、更痛、更惨。（鼓掌）要改变1918—1919年那种极端贫困的状况显然是很困难的，当时谁都不能去考虑为期一年的储备或分配问题，而只能考虑两三个星期的储备或分配问题，往后只好“走着瞧”。要从1918—1919年的状况变成1920年的状况显然是困难的。到了1920年，我们的军队比波兰的军队多了，粮食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燃料也有了（顿涅茨和西伯利亚的煤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东西我们却没有做好。应当记住，要作出一年的计算是需要有特殊的办法和特殊的条件的。当时我们虽然知道今年春季比去年秋季要困难，但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得而知。问题不在于数字和分配，而在于工人和农民饥饿到了什么程度，他们能为全体工农的共同事业忍受多大的牺牲。谁来作这种计算呢？有人责备我们的失误，责备得有道理，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确有错误，谁都不想掩饰这一点，正象不想掩饰对波战争中的错误一样，那就让指出这个错误的人为我们作这种计算吧，根据这种计算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预先确定，需要从上半年的粮食储备中抽出多少来应付下半年困难的日子。可是并没有人作这样的计算。我们在1920年第一次作了这种计算，但是失算了。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奇迹。如果在1917年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能同全世界打三年仗，战争的结果会使两百万俄国地主、资本家及其子女逃亡国外，而我们却会赢得胜利，那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相信的。然而出现了奇迹，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中产生了一种抗击地主和资本家进攻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威胁到强大的资本主义。正因为在这方面出现了奇迹，我们忽略了作长远打算。结果我们大家都弄得非常狼狈。这次的党代表大会要早一点举行，因为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总结这个新的经验。在捍卫工农政权方面出现了奇迹，但这种奇迹不是天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因为这场由工人进行的革命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尽管他们受尽了压制和屈辱，苦难和折磨——获得了比任何一个富裕、文明和先进的国家强百倍的力量。但是现在不能拿老的一套来对待经济工作。在经济工作中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吝啬”（虽然这个字眼不很恰当）。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会“吝啬”。应当记住，资产阶级虽然被我们战胜了，但是它在我国还存在，因此斗争也还存在。他们同我们斗争的手段之一，就是散布惊慌失措的情绪。不应忘记，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行家。他们有报纸，即使不是铅印的，也能传播很广，他们把苍蝇说成大象，甚至不仅是大象…… 但我们决不能惊慌失措。我们的情况所以恶化，是因为我们在各种工作中都犯了错误。可是我们不怕这些错误，不怕承认这些错误，也不互相责难；为了在各种工作中利用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鼓起干劲，必须善于计算，必须以我们全共和国的主人翁的态度来进行计算，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粮食和燃料算清楚。当然，从健康人的需要来看，我们的粮食将是少的，但是要一下子增加粮食，这不可能。如果不进行储备，粮食就会不够，但是如果我们合理地加以计算，把粮食发给最需要的人，并从拥有较多余粮的人（这是与近三年来几乎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交出来的人相比较）那里拿来粮食，那我们的粮食还是够的。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是否理解这种计算呢？还不理解。他们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余粮都比俄国中部的农民多。他们还没有遇到过俄国中部这样的处境。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的农民都从来没有经受过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三年来所经受的那种贫困和饥饿（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所收获的粮食比乌克兰的农民要少得多）。他们通常拥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他们总认为，要他们拿出这些余粮就得马上给他们商品。可是在工厂停工的情况下，我们无从得到商品。要使工厂开工，就需要时间，需要准备，需要工人。我们不是在绝境中而是在不断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来忍受空前的牺牲的。这个差别决定着一切。 这就是我想在这里向你们强调的主要的一点，不过这不是从做粮食工作的同志和做燃料工作的同志为你们提供的确切材料的角度来谈的，而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谈的，目的是使大家了解，近几年来我们所犯的错误同过去的错误有什么不同，并且了解，这虽然是另一种性质的错误，但两者毕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本来能够上升一级，却试图一下子跳两级。不过我们毕竟是上升了。这当然很好。我们今年的燃料平衡毕竟比去年做得好多了。关于粮食方面，我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只能再引用一个材料，就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主管西伯利亚地区的助理打给我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现在交通已经恢复，七列运粮直达列车正开向莫斯科。在那里一度发生过骚乱和富农暴动。这当然可以开玩笑说是造谣生事，但要知道，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毕竟学会了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沙皇政府曾说我们是造谣生事者，而当我们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造谣生事者时，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个阶级，说的是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人，他们趁我们处境困难时印发传单说：“你们看呀，他们夺走了你们300普特的余粮，你们交出了一切，但得到的只是花花绿绿的票子。”难道我们不认得这些造谣生事者吗？他们是哪个阶级？还不就是那些地主，不管他们把自己叫作社会革命党人也好，或叫作自由、民权制度、立宪会议等的拥护者也好。他们的话我们全听过了，而且也学会了怎样去理解这些话。这些暴动表明，农民中间有些阶层不愿意接受余粮收集制，也不愿意接受粮食税。会上有一个人谈到了粮食税。他的发言有许多合理的想法，但他不该忘记补充一句，我们在这个讲台上讲这个问题以前，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登载过关于实行粮食税的建议，署名的不仅有一般工作人员，而且还有负责人员[155]。非党农民对我们说：“请你们在计算时要考虑到小农的需要；小农需要心中有数：我该交出多少粮食，其余的由我支配”，我们说：对，这有道理，这是完全符合当地情况的合理的想法，在我们还没有机器，农民自己还不愿意从小经济转到大经济以前，我们愿意考虑这样的设想。过一个星期就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将提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问题，并且作出决定来满足非党农民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当然，我们的机关有许多缺点和坏现象，因为官僚主义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机关中来，流毒很广很广。难道这些错误和缺点在我们的红军中就没有过吗？要一下子消除这些错误和缺点是不可能的，但是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帮助，我们的红军还是获得了胜利。红军中有过的错误和缺点，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一切部门中；这些官僚主义的坏现象，大家经常都在叫喊和责骂，因为它们就是我们的错误和不幸，我们一定要以顽强的工作来根除这些坏现象，我们既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要忽视有人企图利用这些错误来重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历史。我们这里正苦于煤不够用，而在乌克兰，偷盗储煤这类坏现象却层出不穷。那里成立过许许多多政府，那里的富裕农民受到了腐蚀。他们不能理解什么是工农政府，也不能理解这个政府征收粮食是为了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只要我们还没有向那里的人完全讲清楚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就还会不断收到那里发生骚乱、抢劫和暴动的消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愚昧、分散以及某些农民的敌意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我们需要花好多年的时间来改造他们。每逢春季我们都看到这种情况，今后每逢春季也还会看到这种情况。 东南地区的铁路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这一年主要是依靠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所供给的资源。我手头有一份五日报表。2月1—5日每昼夜有8个车皮，2月6—10日有32个车皮，2月11—15日有60个车皮，2月16—20日有109个车皮，而我们每昼夜实际需要200个车皮，只是在2月20日到24日这最近五天中我们才达到120个车皮。这等于3列直达列车。今天佛敏同志报告说，在最近两天内我们收到4列直达列车。至于顿巴斯的情况，正象一位同志所说的，那里没有粮食是因为没有煤，而没有煤又是因为没有粮食。因此必须凭着劳动者的毅力、干劲和英雄气概把这条要命的锁链从某个环节上砸断，使全部机器开动起来。我们在这方面经受了最大的困难，现在正开始摆脱这些困难。曙光已经显露出来了。同志们，我决不想用各种诺言来安慰你们，也不想对你们说，困难阶段已经结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好转的迹象是有的，但目前阶段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同去年秋季相比，我们本来可以不象现在这样困难的，尽管我们仍然处于同西欧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为了使我们不致同西欧断绝联系，我们应当实行租让：让你拿走500％的利润，而你为我们增加粮食、煤油等产品。所以我们要实行租让，一定要实行。这将是一场新的斗争，因为不经过讨价还价我们是不会给他们500％的利润或更多的利润的，而转入这场斗争就等于把全部火车纳入新的轨道。 为此就必须使资本家确信，用战争来对付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明确地采取了租让政策。你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工人和农民发生过不少争论；你们知道，工人们说：“我们赶走了本国资产阶级，又要把外国的资产阶级放进来。”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我们不能一下子从一无所有变得一切都有，为了使这种转变顺利进行，为了得到必要数量的粮食和纺织品，就要不怕作出任何牺牲。让资本家贪得无厌吧，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改善工农生活状况就行。但是实行租让是一件艰巨的事。还在去年11月间我们就颁布了这项法令，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签订过一个租让合同。当然，白卫分子和孟什维克的报刊在这方面有影响。要知道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俄文报纸，孟什维克就在这些报纸上发出反对租让的叫嚣，说莫斯科不太平，因此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要垮台，而你们资本家先生们，请不要相信他们，也不要同他们做生意。然而我们决不会放弃这场斗争，资本家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但还没有被消灭，他们只是换了一下座位，盘踞在华沙，这个地方曾经是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中心，现在却集结着反对苏维埃俄国的白卫分子。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在对外和对内两条战线上同他们作斗争。 我手头有一封季诺维也夫同志从彼得格勒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那里进行了逮捕，从一个被捕的人身上发现了一张传单，从这张传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外国资本家的间谍。此外还发现一张以《致忠诚的人们》为题的反革命传单。其次，季诺维也夫同志还告诉我们说，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张贴了许多传单，他们号召工人举行罢工，而在莫斯科这里则有人放出谣言，说要举行游行示威。事实上这里曾经发生一起挑衅性的枪杀事件，打死了一名共产党员。他是这些不幸的日子里的唯一的牺牲者。当邓尼金盘踞在奥廖尔一带时，白卫报纸曾经说，他一小时几乎可以推进100俄里。我们对这些报纸并不感到惊奇。我们看待事物是头脑清醒的。同志们，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否则我们怎么办呢？难道还要再尝一下克伦斯基、高尔察克的“联合”政府的滋味吗？高尔察克已经死了，可是没有高尔察克，还会有别人。俄国的将军真是多不胜数，简直可以组成一支大军。我们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怕世界上一切城市出版的报纸。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会因此而闭口不谈我们的困难情况。但是我们要说，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这样一场艰巨的、流血的斗争，现在他们不能用武器来反对我们，因而就用造谣诽谤来反对我们，而且利用我们的各种艰难困苦去帮助我们的敌人。所有这些，我再说一遍，我们都尝过了，经历过了。我们经受过比这大得多的困难，我们非常熟悉这个敌人，我们要在今年春季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以更有成效的、更加周密的工作来战胜这个敌人。（鼓掌）
注释： [151] 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会议（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会同莫斯科各区苏维埃全会以及各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作的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讲话。这次会议是由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根据1921年2月24日举行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决定（见注145）召开的。会议听取了列宁的讲话和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粮食状况的报告后，一致通过了告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书。这个文件向人民群众解释了粮食危机的原因，号召他们起来同那些利用粮食的暂时困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敌人作斗争（见1921年3月1日《真理报》第45号）。——361。 [152] 指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之间的谈判。谈判于1921年2月26日在莫斯科开始。3月16日，两国签订了友好亲善条约。10月13日，土耳其和外高加索的几个苏维埃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也在卡尔斯签订了友好条约。——361。 [153] 这里说的是孟什维克．．叶皮法诺夫在讨论尼·巴·布留哈诺夫的B报告时的发言。他说：“我认为，祸根不在于要废除强制性的余粮收集制，祸根在于俄国在经济上同国际经济生活断绝了关系。这个问题很尖锐，应当提上日程。”——361。 [154] 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为一方，以波兰为另一方于1920年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了关于休战和媾和初步条件的条约之后，双方即在里加开始关于最终缔结和约的谈判。这个谈判持续了5个月，直到1921年3月18日双方才在里加签订了正式和约。和约规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划归波兰。1939年9月17日，苏联政府废除了里加和约，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并入苏联。——362。 [155] 指莫斯科省粮食委员彼·谢·索罗金和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米·伊·罗戈夫合写的题为《余粮收集制还是实物税》的两篇文章。这两篇供讨论用的文章分别发表于1921年2月17日和26日《真理报》第35号和第43号。——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