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 旧版第19卷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19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09年6月至1910年10月期间的著作。
自1907年六三政变以来，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急剧转变和严重危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斗争日趋激烈。孟什维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取消派。取消派认为，在反动时期，不需要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合法机会上。他们放弃革命，宣布不必争取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社会民主党，完全转到各种合法组织中去进行活动，力图使这些组织脱离党、同党对立。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召回派。召回派主张从国家杜马（议会）中召回工人代表，号召党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和工作方式。他们在革命处于低潮、国内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要立即采取冒险的革命行动，而不愿对广大的工人群众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取消主义代表了半自由主义倾向，召回主义代表了半无政府主义倾向。取消派和召回派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中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取消派直接建议取消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而召回派则在暗中威胁党的存在，割断党和群众的联系，使党变成宗派组织。无论是取消派还是召回派，都散布不相信劳动人民会起来革命和工人阶级能够取得胜利的思想，都对党起着瓦解作用。列宁认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所造成的党内危机是无法避免的，是俄国由农奴制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产物。这种危机是由革命时期加入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性引起的，取消派和召回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并且同样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代表。为了保存和巩固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扩大党对群众的影响，使群众作好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准备，列宁坚持不懈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取消派，又反对召回派，反对它们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的歪曲。列宁阐述这个阶段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文献占了本卷的大部分篇幅。
本卷开头刊载了列宁的一组有关《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献。《无产者报》是由列宁编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机关报。1909年6月21-30日（公历）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这次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有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派别活动问题。会议的这一主要内容体现在列宁为会议所写的公报、他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发言、他为会议草拟的多项决议中。会议不仅谴责了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而且采取组织措施，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划清界限。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在揭露召回主义的实质时，把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作了比较，称后者为“右的取消主义”，称前者为“左的取消主义”。列宁同以亚·波格丹诺夫、格·阿列克辛斯基、安·索柯洛夫、阿·卢那察尔斯基、马·利亚多夫等为代表的召回派进行的斗争从1908年春就开始了。列宁指出，在召回派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他们的一切；而召回派不了解合法机会对社会民主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列宁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于社会民主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社会民主党并不把利用合法机会看做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这项工作同秘密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在斯托雷平反动体制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结合起来，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在为阐述扩大编辑部会议的精神而写的《取消取消主义》一文指出：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不能前进，取消主义不仅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即召回主义以及最后通牒主义、造神说等。
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以及《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专门对最后通牒主义进行了揭露。列宁认为：要在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出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它们紧紧地系在一起；“从政治上看，最后通牒主义现在同召回主义毫无区别，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它造成的混乱和所起的涣散作用就更大。”（见本卷第34页）第一、二、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孟什维克占多数，党团在其活动中犯了严重错误。它企图使自己独立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它拒绝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自行其是。布尔什维克批评并纠正党团的错误，尽力帮助党团改进工作。而最后通牒派在原则上反对利用第三届杜马讲坛，不主张用革命精神教育党团，不去做细致工作帮助党团纠正错误；它主张向党团提出要绝对服从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最后通牒，否则立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杜马中召回。最后通牒派还把他们的做法同布尔什维克过去对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对当时进行的抵制的真正含义和性质的歪曲。列宁说：“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企图根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表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实，得出结论说，抵制路线是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命得势时期也是如此，这表明，它们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因为孟什维克鼓吹，凡是代表机关统统都要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见本卷第34页）收入本卷的《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文还专门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同最后通牒派的斗争过程。
列宁在批判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对待国家杜马的错误态度时，阐述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利用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他在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中指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议员那样把议会活动推崇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独立存在的活动，而是尽力使自己的工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同党保持经常的联系，贯彻党的观点，执行党的指示；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活动“不是徒劳地对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利用杜马讲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反革命思潮作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应当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阶级的旗帜。”（见本卷第23页）列宁还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还要积极干预所有劳工法的制定，揭露社会改良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吸引群众参加独立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列宁在扩大编辑部会议之后所写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等文献指出，在反动势力加强的条件下，在社会民主党同群众的联系被破坏、党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掌握议会的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务。
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也对造神派进行了抨击。造神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鼓吹科学社会主义是新宗教的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为卢那察尔斯基、弗·巴扎罗夫等人。列宁在收入本卷的论述党内斗争的文章中多次抨击这个流派。列宁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中指出，在反动时期，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制造宗教，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造神派靠几个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帮助，在俄国的合法书刊上大肆宣扬造神说，在客观上起了与资产阶级相呼应的作用。
扩大编辑部会议《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这一决议是就卡普里党校的问题而作的。这所所谓党校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于1909年春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创建的。这些人以从工人中培养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为名义，把这所党校办成了自己的派别组织中心。列宁说明这所党校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列宁说，“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作为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标，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标。”“布尔什维克派对这个党校不能负任何责任。”（见本卷第39页）载入本卷的《可耻的失败》一文专门介绍了该校非法创办的经过。
无产阶级的文学家阿·高尔基一度接近召回派和造神派，并参加了卡普里党校的教学工作。本卷所载《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一文专为高尔基被开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事辟谣。列宁说，高尔基通过自己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因此只能以鄙视回敬这些报纸。在《政论家札记》中，列宁揭露波格丹诺夫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小集团的利益对高尔基加以利用的行为。列宁指出：“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而且还会作出更多贡献，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以因高尔基参加自己这一派而理所当然地引以自豪”，而波格丹诺夫等人“利用的恰恰是他的弱点，恰恰是在他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一个负数”（见本卷第246页）。
本卷中的《论“前进”集团（大纲）》、《政论家札记》、《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等文评述了“前进”集团。前进集团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在卡普里党校解散后于1909年12月由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倡议建立的。该派曾在国外出版同名刊物。“前进”集团在政治上否认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必要性，否认建立新型的秘密党组织的必要性；它宣布召回主义“合理”，为召回主义打掩护。“前进”集团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制造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是创造“自己的”哲学。列宁指出，“前进”集团的所有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的词句，所掩饰的正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说，当时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而“前进”集团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核心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他们看来，非马赫主义的哲学就是“非无产阶级的”哲学。
列宁在《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取消取消主义》、《被揭穿了的取消派》、《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党在国外的统一》、《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等一系列文献中，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如何与以格·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联盟的问题。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退出了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为了同取消派作斗争又于1909年重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他虽然仍持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却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并为此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列宁指出：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分化出来；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分开，同后者接近；普列汉诺夫宣布了护党路线，反对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胜利。列宁提出同孟什维克护党派达成协议的基础是：“保卫党和党性，反对取消主义，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在符合党的路线这个范围内决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见本卷第149页）
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批判了列·托洛茨基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表现的调和主义，指出：“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在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而真正的党性却在于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见本卷第250页）调和派空喊“统一”，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掩盖意见分歧的根源，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列宁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揭露了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使用的手法：他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于是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
本卷的许多文献都论述了在党内斗争中保持和巩固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必要性。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等文献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产生有其很深的根源，采取只消灭两种倾向中的一种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两个派别实际接近的基础，不在于呼吁统一和呼吁消灭派别等等，而在于这两个派别的内在发展。列宁说：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当实行统一的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抱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统一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带来危害。列宁又说，“无论党内斗争怎样严重，有时又是那样困难，而且又总是使人不快，我们都不应该看到现象的形式就忘掉现象的实质。谁要是看不见在这个斗争（在当时党所处的情况下这个斗争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派别斗争）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的觉悟工人所形成的党的基本核心的团结过程，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见本卷第404页）
《论统一》、《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还有上述《政论家札记》、《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等文献，都评述了1910年1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著名的“统一”全会。这是一次充满激烈斗争的会议。各个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调和派在会上占多数。在会上列宁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布尔什维克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得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支持，他们竭力袒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而调和派实际站在他们一边。在这次会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被选进党的中央机关，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为全会所支持，“前进”集团被承认为党的出版集团；布尔什维克的中央被解散，《无产者报》停刊，而呼声派（取消派）和前进派则只是口头上答应解散他们的派别和停办其派别机关报。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为这次会议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关于派别中心的决议草案》也未获通过。
载入本卷的《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一文评述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的歪曲报导。文中提到，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哥本哈根开幕那一天发表了托洛茨基歪曲介绍俄国党内情况的匿名文章，为此，列宁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向德国党中央提出了抗议。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杂志也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和马尔托夫的文章，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列宁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这一长文予以驳斥，但《新时代》杂志的领导人卡·考茨基等拒绝刊登列宁的文章。马尔托夫、托洛茨基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场“为影响政治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的根子是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之中，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的革命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的口号，认为只有这种专政才能够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保证生产力的最迅速发展，而孟什维克却认为这两个阶级的专政“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也批驳了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关于俄国无产阶级落后和不成熟的论调，指出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歪曲俄国的党内斗争，从而也歪曲了俄国革命的历史。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及《为什么而斗争？》、《论俄国罢工统计》、《革命的教训》等文对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论俄国罢工统计》一文指出，在1905-1907年这三年中，俄国罢工人数的最低数超过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时期曾达到过的最高数；尽管这并不说明俄国工人比西方工人更强大，但这说明，人类迄今尚不清楚，工业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中能够发挥出何等巨大的力量，而这样巨大的力量却第一次在一个正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的国家里显示出来了。列宁还说明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相互依存关系。指出在运动初期和在吸引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而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革命的教训》一文总结了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三点主要教训：一、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只要这一斗争一减弱，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会被夺走。二、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沙皇政权不消灭，沙皇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三、我们看清了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持的态度和它们所争取的自由是各不相同的，只有工人阶级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社会，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压迫，他们奋不顾身地反对沙皇政权和农奴主地主。
在《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背叛民主事业，在反动时期同沙皇政府结成联盟，揭穿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所标榜的“民主主义”的虚伪性。1909年，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思想家们出版了《路标》文集，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指出《路标》反映了现代立宪民主主义的无可置疑的本质，是自由派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路标》的作者在哲学方面攻击唯物主义和用唯物主义解释的实证论，恢复神秘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在政论方面，他们攻击代表俄国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攻击群众的民主运动。列宁说：“目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和仇恨的，与其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运动，也就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面——通过诉诸群众来保卫民主。”（见本卷第172页）
列宁在《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和《对芬兰的进攻》两文中指出，受到芬兰人民支持的俄国革命曾迫使沙皇放松对芬兰的控制，使芬兰扩大了民主权利，而当沙皇镇压了俄国1905-1907年的革命后，又重新向芬兰人民发动了进攻。列宁指出：芬兰不自由，俄国就不可能自由；芬兰无产阶级的斗争必将用新的团结的纽带把芬兰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联结起来；芬兰工人只有通过联合俄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免除沙皇的进犯。
列宁《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的发言》和《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一文论述了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部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阐明了该党分裂的原因，抨击了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因支持荷兰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而拒绝荷兰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新党提出的加入国际的请求。
列宁是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成员。列宁拟定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和他所写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一文，阐明了无产阶级合作社的性质及其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合作社通过减少中间剥削、通过影响供货人那里的劳动条件和改善职员的生活状况等使工人阶级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无产阶级的合作社由于能在罢工、同盟歇业、政治迫害等期间提供帮助，因而在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具有愈来愈大的作用；无产阶级的合作社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训练他们独立管理事务和组织消费，并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列宁同时指出，只要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对掌握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阶级实行剥夺还没有实现，合作社所争得的一些改善就极为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合作社是纯粹商业性的机构，并且要承受竞争的压力，因此有蜕变为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的趋势；它不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有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因此列宁要求在合作社组织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有机联系。列宁评述了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合作社问题的争论，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存在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路线，认为合作社就是进行这个斗争的工具，是进行这个斗争的辅助手段之一。另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它搞乱了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把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观和小业主的合作社观混为一谈，把合作社的目的规定得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都能接受。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列宁的一篇没有完整保留下来的长文的一部分。列宁根据1907年德国的农业统计资料来研究德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德国农民的状况作了分析。他以图式表示，德国当时的农户呈“金字塔”状，底层是几乎占农户总数五分之三的无产者农户，顶端是占农户总数二十分之一的资本主义农户。只是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农户所占有的土地却超过全部土地和耕地的一半，占有五分之一的从事农业的工人和一半以上的雇佣工人。德国当时的无产者农户体现了农奴制的社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的血缘关系，是农奴制在资本主义下的直接残余。大批的无产者农户占有数量微乎其微的土地，靠这些土地维持不了生活，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后备军的一部分。他们使资本主义无须增加任何开支而随时可以得到大批廉价劳动力。介于资本主义农户和无产者农户之间的是小农户，即小农。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小农如果不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农场，就无法生存下去；在资本主义国家，小农成为真正的资本家的情况是很少的。小农由于耕作技术十分落后，使用着简陋的、只适于小规模经营的农具，只能靠拼命干活以勉强维持生活。而资本主义必然用使广大小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提高农业技术和推动农业向前发展。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文献比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7篇。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中，有14件为新文献。《附录》所载全为新文献。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新增一篇反映列宁在革命低潮时期为恢复党的真正统一所作的不懈努力的文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关于派别中心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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