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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51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21年6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书信、电报、便条、批示等。这个时期的列宁著作编入本版全集第42卷前半部分。

  1921年春新经济政策施行不久,俄国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部分地区发生空前的饥荒。本卷中的很多书信反映了列宁领导苏维埃政府采取各种紧急措施来救济千百万饥民的具体情况。列宁向全国人民发出全力救济饥民的号召,想方设法往灾区调拨食物和种子。他赞同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争取从国外获得救济粮的活动,坚持对利用这个组织进行反苏维埃活动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他欢迎国外赈济俄国饥民的活动,高度评价国际工人阶级的募捐活动,赞许欧美国家一些个人往俄国邮寄食品包裹,接受著名挪威学者南森领导的国际赈济饥民委员会的援助。苏维埃政府同美国救济署和国际联盟的代表就赈济俄国饥民问题在8月开始的谈判,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斗争。列宁在一些函电中既提出苏俄代表应采取的谈判策略和原则立场以及争取达成协议的具体建议,又指示苏俄代表高度警惕对方的活动,公开揭露他们的反苏目的。他认为战胜饥荒的主要出路在于迅速征收粮食税。列宁有关粮食税征收工作的函电在本卷中为数不少。在救灾的同时,列宁十分关心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关于恢复和发展受灾地区农业的计划,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有力地推行这一计划。他在9月29日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信中称赞工业企业农场总管理局下属的一些国营农场为建立真正无产阶级农业所取得的成就。

  改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十分关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结果。本卷涉及这一内容的书信很多。在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和探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途径的过程中,列宁认为发挥地方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最为重要。他在本卷开首的给撒马尔罕共产党员的电报中写道:“现在,主要的是立即改善工农的状况。粮食税,工农业之间流转的发展,小工业的发展,——这一切当前都取决于地方工作人员的干劲和才能。”(见本卷第1页)他起草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见本版全集第41卷),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责令省县两级经济会议定期汇报工作,以便研究、总结和交流各地的实际工作经验。6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这两个文件。列宁在7月和8月发了许多函电,作了若干批示,督促迅速印发这两个文件,检查各地经济会议上送报告的情况,布置对这些报告进行分析研究。7月21日他写信给中央各报编辑部,要他们发表解释《决定》的文章,详细论述地方经济会议和报告对于执行新经济政策和正确进行经济建设所具有的原则性意义,“尤应强调商品交换问题,还有发挥地方经济积极性问题,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以及吸收非党人士参加经济建设事业问题”(见本卷第94页)。列宁还告诫各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员要谨慎地实施新经济政策,务必考虑当地的条件和特点。在8月7日分别给米·巴·托姆斯基的信和给格·伊·萨法罗夫的信中,列宁强调必须慎重地对待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贫苦农民,要尽量多关心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教育;也需要向当地的农民和商人作一系列让步。他在9月13日致阿·阿·越飞的信中重申新经济政策要特别注意保护当地人的利益,要取得当地人的信任。他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问题,将会影响印度,影响东方,要千倍地慎重。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认为有组织的商品交换是最重要的问题。他屡次向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询问基层合作社用盐、煤油、布匹等交换农民的剩余产品和原料的情况。他强调同农民的商品交换应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批评“强制性的商品交换”的做法。他在9月开始感到自愿的商品交换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实物交换开始变成商品买卖,货币交换引起对货币的需求。他在9月致列·达·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到处都在叫嚷没有钱,我们可能崩溃,做买卖的浪潮比我们有力。商品交换明显失败以后,列宁及时提出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为此,建立稳定的苏维埃货币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在10月17日致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信中,列宁要求加快准备币制改革,采取措施整顿和改革同各方面都不适应的国家预算。在10月28日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列宁提出要根本改变币制改革的整个速度,拖延就有危险。他在11月初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几张便条,就整顿货币流通情况和稳定卢布价值问题提出降低钞票面值等具体意见。

  从本卷收载的众多信件和批示中可以看出,列宁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格外重视。列宁写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许多书信,提出了科学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正确安排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的具体意见。他在7月2日的信中特别强调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的任务仍是迅速地消除显然不合理的、显然与国家经济计划相矛盾的东西。对于国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如建造油船问题、森林工业的新管理形式、H.A.马霍宁工程师发明的电动机车、允许在乌拉尔地区对英国资本家实行租让的条件、发展农业以及发生饥荒地区的播种计划等,列宁都征询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意见。这类书信文献充分体现出列宁的民主作风。列宁写给中央统计局的几封信,除了布置新的统计任务,还对改进统计工作提出建议。

  本卷大部分文献反映了列宁领导经济建设的日常活动。列宁提议选择一些工人和诚实的专家,在工农检查院成立一个由亚·阿·科罗斯捷廖夫领导的经济部门促进委员会。7月份列宁与科罗斯捷廖夫的多次通信谈这件事。列宁认为,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振兴经济,改进工作,力求做到真正个人负责。列宁为保证卡希拉电站工程和沃尔霍夫电站工程必需的物资、设备和粮食的供应发出很多函电。他关心发展采金工业的措施和金矿开采场所需物品的保障。他非常重视顿巴斯煤炭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命令各省党政机关动员离开顿巴斯的煤矿工人返回矿井,指示顿巴斯煤田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促进当地的工业、商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他请科学捕捞研究专家不时报告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的工作进展情况,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他主张国家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那些对国民经济有决定意义的重点企业,为此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选择仍由国家供应的第一批企业。他在9月12日给各区域和各省经济会议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经济建设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缩减由国家供应的企业的数目,只保留最少量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企业和厂矿由国家供应。

  国营企业改行经济核算以后,1921年9月10日列宁签署的《工资问题基本原则》对工资制度作了相应的改革。在此以前,列宁在工资问题上曾广泛听取政治局委员、大企业领导人、工会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列宁强调劳动报酬和生产成果之间的直接联系,赞成物质奖励,实行提成、奖金等制度,以提高工人积极性。他在10月10日的一份电报中赞成顿巴斯煤矿实行按生产率用粮食和现金支付劳动报酬的新规定,废除过去平均支付的办法。他在10月15日写给瓦·亚·阿瓦涅索夫的信中提议,对仓库工作人员应按其把库存的东西直接分发给企业而腾出库房的面积给予奖励,也奖励把库存货物直接送到工厂的人。他写道:“不同个人利益结合,什么也办不成。要善于同利益结合起来。”(见本卷第441页)他在10-11月间致伊·伊·拉德琴柯的信中指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小包买主、代办员和代销人筹集出口储备的工作应按比例提成。他在收到A.и.波嘉耶夫关于对渔业工人实行计件工资、物质鼓励等新的报酬方法促进捕鱼量猛增的报告后,10月9日去信建议波嘉耶夫写一篇介绍新报酬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在10月22日致列·谢·索斯诺夫斯基的信中,列宁主张在生产企业里为迅速减少库存物资积压规定奖金。

  列宁认为实行租让政策和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有利于最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本卷的若干函电表明列宁竭力促使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租让谈判取得实际结果。同美国的俄裔百万富翁哈默签订的租让合同是苏维埃共和国谈成的第一个租让合同。列宁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谈判。10月14日列宁写信通报全体中央委员:朱·哈默想以优惠条件向乌拉尔工人提供100万普特粮食,他的儿子阿·哈默去过乌拉尔并决定帮助恢复乌拉尔的工业。他在10月19日致路·卡·马尔滕斯的信中写道,必须使哈默答允的事情具有租让合同这种确切的法律形式,因为这在政治上是重要的,让世人看到美国人已经承租。他在10月27日致伊·伊·拉德琴柯的信中指出,这个合同作为贸易的开端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英国大工业家莱·厄克特的承租问题、同瑞典滚珠轴承公司的租让谈判以及同意大利关于缔结贷款协定的谈判,列宁也过问甚详。他在10月13日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如不进行对外商品交换,共和国的经济复兴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434页)当时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对外贸易。列宁在许多情况下支持它们在对外贸易业务中有某种独立性,认为这可以迅速购买设备和粮食以恢复工业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本卷的几封书信反映列宁对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和南高加索各共和国的对外贸易的监督。

  欧美工人集体参加苏维埃俄国工农业的恢复工作,是1921-1922年出现的国际无产阶级援助苏俄的新形式。列宁对这种生产援助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给予很高评价。1921年6月间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美国的工业移民的决定指出,最好采用将某些个别工业企业或某几批企业按照议定的条件租给美国工人集体来经营的办法。列宁在10月13日致悉尼·希尔曼的信中,祝贺迅速达成关于组织美国工人援助苏维埃俄国的协议,指出特别重要的是组织这种援助的工作现在在那些并非共产主义者的工人中开展起来了。在同外国工人签订的所有协议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是关于美国工人移民团承办库兹涅茨克煤田一批企业和承租库兹巴斯一片土地的协议。列宁9月和10月写给瓦·弗·古比雪夫、路·卡·马尔滕斯、尼·彼·哥尔布诺夫等人的一些信是处理同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签订合同和该侨民区的活动问题的。

  列宁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书信在本卷中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列宁在许多书信和批示中继续关心无线电技术、泥炭水力开采法、电犁的鉴定和运用。他注视欧美科学技术新成就并主张从国外引进技术。他在9月3日致哥尔布诺夫的信中指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必须明确规定由谁负责向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清楚地、及时地、切合实际而不是例行公事地介绍欧美的技术,尤其要做到一切最重要的新式机器在莫斯科都应当有一件,以便学习和教授。在9月30日的一封信中,他确定外文图书委员会的任务是:“尽力使1914-1921年间国外出版的最新的科学技术(化学、物理学、电工学、医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等)杂志和书籍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共和国各大城市的专业图书馆里都备有一份,并做到按时收到一切期刊。”(见本卷第378页)他关心一切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学校的工作以及扫盲任务有关的最重要的事情。他直接参与《关于改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供应措施的决定》这一文件的起草。他在9月8日致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认为,绝对需要让本地居民特别是农民也负担学校的部分费用,容许为供应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关而开办和租赁企业,以改善学校的经济情况并减轻教师挨饿的程度。有一些书信反映列宁对教学地图集的绘制、现代俄语词典的编写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编选的关心和指导。

  本卷中的大量函电表现出列宁处理党政机关的各种日常工作的情况。列宁非常注意改进党政机关的工作。他要求党政干部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准确无误地完成承办的事情。他反复强调在各个部门和各项工作中都要建立个人负责制,追究玩忽职守和领导不力的人的责任。他在9月3日致哥尔布诺夫的信中写道:建立明确的个人负责制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最重要的工作,他将严格地要求做到这一点;应该有监督检查制度,对每一项工作都要经常检查实际完成情况,这是最重要最必需的。他在9月19日致尼·巴·布留哈诺夫的信中强调指出,应该改变一切部门性的指示和命令都送给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的做法,要敦促地方机关按正常纪律办事。他要求及时而准确地递送人民委员会主席收发的信件,并亲自拟出传送人民委员会主席发出的文件的几条规定。他按无产阶级原则排解人事纠纷,解决党组织内的冲突。在9月29日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他反对借口原则分歧把持不同意见者打成有错误倾向的人。他要求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处理人民的申诉和来信,他自己总是毫不迟延地处理违法乱纪行为。他对同志们的健康和治疗、工作安排以至生活困难的关怀感人至深。

  列宁不能容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他在本卷中两次说道,如果容忍拖拉作风,那就不要搞任何经济建设了。他在9月3日致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信中指出,拖拉作风在莫斯科各机关和中央各机关屡见不鲜,应注意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他在这封信中提出对失职人员要在报刊上申斥并严加惩办、选择有说服力的有关拖拉问题的案件提交法庭审理等七条整治拖拉作风的措施。9月27日致伊·卡·叶若夫的信又提出反拖拉作风必须采取的三项措施。9月30日写给副司法人民委员的信再次提出由法庭审理若干件有关拖拉作风的案件,要使每次审判都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事件。列宁在10月20日致莫斯科革命法庭的信中强调说,无论从党的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看,都应该把对拖拉案件的审理搞得非常庄严、非常有教育意义,应该使判决给人以强烈的震动。

  本卷中还有一些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列宁密切注视欧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动向,尤其注意纠正某些共产党活动家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7月7日写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策略委员会会议参加者的信和8月13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较为重要。在前一封信中,列宁指出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常常采取“过左”的立场,尽管如此,依然应该尊重那些优秀的、忠实可靠的革命者。在后一封信中,列宁建议在德国以合法形式建立一个对国际工人运动资料进行正确的综合和辑选的情报所,按国际帝国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这两个主要问题查阅世界各国全部书刊并按问题编繁重要书籍和报纸文章的目录,还建议编辑一些诸如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外围以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和争论问题、著名的罢工和事件的经过等等的专题目录。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编入本卷正文部分的书信、电报、便条和批示共602件,另有39封列宁签署的并非列宁起草的重要书信作为《附录》收载。所有这些文献绝大部分未编入第1版。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文献比第2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篇,即《给俄共(布)各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电报》,编入本卷的附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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