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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43]

(1917年3月16日或17日〔29日或30日〕)

自拟简介



  列宁的报告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列宁扼要地说明了能够而且必然促成沙皇君主制在8天内就垮台这一“奇迹”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05一1907年的“大叛乱”。当前左右局势的人物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曾对这次“叛乱”竭力诽谤,而对1917年的“光荣革命”则竭力欢呼。但如果1905年这场真正深刻的革命没有“翻松土壤”,没有使各阶级和各政党看清彼此的行动,没有揭露沙皇匪帮的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本质,那么1917年就不可能这样快取得胜利。
  由于各种条件的非常奇特的凑合,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够在1917年联合起来去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第一,统治和掠夺全世界最凶狠的英法金融资本在1905年反对革命,帮助沙皇政府(1906年给予贷款)扼杀革命。现在它最积极地直接插手革命,策动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和一部分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密谋废黜尼古拉二世或强迫他让步。从世界政治和全世界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不过是“英法”银行的伙计,不过是继续进行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工具。第二,沙皇君主政府的接连失败淘汰了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新的年轻的即资产阶级的指挥人员。第三,在1905—1914年间加紧组织起来并在1914—1917年间加快了组织步伐的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同地主勾结起来反对腐败的沙皇君主政府,想靠掠夺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等地发财。第四,除这些帝国主义性质的势力以外,还有强大而深厚的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要求和平、面包自由,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还带领由工农组成的军队的大多数前进。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开始转变为国内战争。
  这就造成了当前革命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使得当前的革命仅仅成为战争引起的第一个革命的第一阶段。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或自由。这是一个继续进行强盗战争、公然宣布信守沙皇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即完全以掠夺为目的的条约的政府。这个政府顶多只能把危机延缓一下,它决能使国家摆脱饥饿。它也决不会给予自由,尽管它许下许许多多的“诺言”(廉价的诺言),因为它受着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资本的利益的束缚,它一开始就同王朝勾结起来,准备恢复君主制。
  因此,为了所谓“同反动势力作斗争”而去“支持”新政府,这是一种最愚蠢不过的策略了。要进行这种斗争,必须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才是反对沙皇制度和打破古契柯夫之流与米留可夫之流恢复君主制的图谋的唯一切实可靠的保证。
  因此,斯柯别列夫代表说得对,他说俄国正处在“第二次革命,真正的(wirklich)革命的前夜”。
  进行这一革命的民众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日益发展。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英法资本的代理人,《泰晤士报》和《时报》的记者肆意诽谤苏维埃,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列宁研究了各报有关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报道,得出结论说,苏维埃中存在着三个派别。第一个是最近似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派别。这个派别信任克伦斯基,即那个爱说空话的英雄、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手中的傀儡、“路易·勃朗主义”的最坏的代表[44]。克伦斯基用空洞的诺言款待工人,象欧洲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及象考茨基之流的社会和平主义者那样尽说漂亮话,在实际行动上却劝导工人“容忍”强盗战争继续进行。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通过克伦斯基的嘴向工人说:我们将给你们共和国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彼得堡已经实行),我们答应给你们自由,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你们帮助我们抢劫土耳其、奥地利,从德帝国主义手中夺取它的赃物,保住英法帝国主义的赃物。
  第二个派别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各报都发表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的摘要(Auszug)。这篇宣言已于3月18日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宣言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利于农民,没收存粮,立即由工兵代表苏维埃而不是由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着手进行和平谈判。宣言认为这个苏维埃真正的革命政府。(列宁补充说,甚至《泰晤士报》记者也说俄国有两个政府。)关于立即媾和的谈判,应当同各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而应当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宣言号召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选举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
  这是唯一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策略。
  第三个派别是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他们总是摇摆不定,这在《泰晤士报》和《时报》时而称赞时而咒骂齐赫泽的评论中也反映得很明显。有一个时候,齐赫泽拒绝参加第二届临时政府,宣称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时他执行了无产阶级的政策。有一个时候,齐赫泽参加了第一届临时政府(“杜马委员会”),他在自己的号召书的第三条中要求“俄国工人阶级要有足够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国际主义者参加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他(还有斯柯别列夫)呼吁这个帝国主义政府着手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向工人说明这样一个真理:资产阶级被离不开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束缚住了手脚),齐赫泽的朋友图利亚科夫和斯柯别列夫在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授意下前往“安抚”反叛了自由派将军的士兵(他们打死了涅佩宁(Admiral Nepenin),甚至使德帝国主义者也感到痛惜!!),——这时,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们陷入最糟糕的“路易·勃朗主义”,是在推行资产阶级政策,损害革命事业。
  列宁还抨击了高尔基的社会和平主义的呼吁书,并对这位大艺术家搞政治、重复小资产阶级偏见表示遗憾。
  在第二部分中,列宁的目的是要说明无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什么样的策略。列宁描述了当前历史形势的特点,认为目前正处在一个过渡时刻,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从反对沙皇制度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或者说向实现国民公会过渡,而只要政府肯履行它所许下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就有可能把立宪会议变为国民公会。
  根据这种过渡情况而制定的当前的特殊任务,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组织。但这不是各国社会主义叛徒——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以及考茨基派所满足的老一套的组织,而应当是革命组织。这种组织首先必须是全民的,其次必须是把军事职能和国家职能结合起来的。
  在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时期的国家的学说。考茨基在他同潘涅库克的论战(1912年)中也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国家与革命》第6章第3节《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编者注]马克思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军队、警察、官僚)。[注:参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致路·库格曼的信》(1871年4月12日)以及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5—216页;第17卷第355页;第33卷第206页;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考茨基派(社会和平主义者)加以反对或掩盖的真理。这就是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最重要的实际教训。
  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我们认为要实现革命的变革就必须有国家。但我们跟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也不同,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成的”国家机器,不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存在的那种国家机器,而是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直接政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国家。1871年的巴黎公社、1905年和1917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实质上就是这样的国家。我们应当在这个地基上展开建设。不让警察恢复!要把民兵建设成为真正全民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兵,成为“我们的国家”,要资本家按照工人在民兵中执行勤务的天数付给工人报酬。无产阶级在昨天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奇迹”,在明天反对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的斗争中也将同样表现出这种奇迹,除此以外,他们还应当表现出“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这就是当前的口号!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推动工人走上这条道路的客观条件是:人们在挨饿,必须分配粮食,必须实行“公民服务义务制”,必须争取实现和平。列宁说,我们的媾和条件是:(1)作为革命政府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即宣布它受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所签订的任何条约的约束;(2)它立即公布这些卑鄙的掠夺性的条约;(3)它公开建议交战国立即停战;(4)它建议签订以解放一切殖民地和一切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为条件的和约;(5)它宣布不信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并号召各国工人推翻这些政府;(6)它宣布用于战争的债款是资产阶级借的,应由资本家偿还。
  这就是能把大多数工人和贫苦农民争取到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方面来的政策。没收地主土地是保证能实现的。但这还是社会主义。这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将能保证和平、自由和面包。为了实现这样的媾和条件,我们也同意进行革命战争!列宁提醒说,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1915年10月13日)上就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决不拒绝这样的革命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保证会到来。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卑鄙号召(如盖得的可耻的信:“先争取胜利,后建立共和国”)一定会象烟雾一样化为乌有。
  最后报告人高呼:俄国革命万岁!已经开始的世界工人革命万岁!


载于1917年3月31日和4月2日《民权报》第77号和第7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72—78页



注释:

[43] 1917年3月14日(27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用德语向瑞士工人作了题为《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的报告。《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是列宁亲自为《民权报》撰写的这个报告的简介。3月31日(4月13日),在取道斯德哥尔摩返回俄国的途中,列宁又把这篇简介交给了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报纸《政治报》。该报编辑部把简介稍加删节,刊登在4月15日(公历)该报第86号上,用的标题是《列宁论俄国革命。在各国人民之间而不是在政府之间的直接和平谈判》。——64。

[44] 参看本卷《路易·勃朗主义》一文(第127—130页)。——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