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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个政权

(1917年4月8日〔21日〕)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我国革命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一事实是需要首先认清的;不认清这个事实,就不能前进。对于旧“公式”,例如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要善于补充和修改,因为这些经实际证明大体上是正确的公式,具体实现的结果却成了另一个样子。关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以前也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想到。
  两个政权并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除临时政府即资产阶级政府外,还形成了另一个尽管还很软弱、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确实存在而且在日益成长的政府,即工兵代表苏维埃。
  这另一个政府的阶级成分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穿了军装的农民)。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怎样呢?它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这完全不是欧美先进国家中迄今最常见的那种一般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政权。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不深入思考这一点,而这却是全部实质的所在。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其基本标志是:(1)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2)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在这种政权下,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即武装的人民自己来维持;(3)官吏,官僚,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官吏,处于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他们从占有能领取资产阶级高薪的“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巴黎公社这一特殊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普列汉诺夫之流(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之流(“中派”分子,即摇摆于沙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子)先生们,以及所有一切现在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都把这种实质忘掉了和歪曲了。
  他们空话连篇,装聋作哑,推托躲避,千百次地相互祝贺革命成功,但是不愿意想一想,工兵代表苏维埃究竟是什么。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明显的真理:既然存在着这种苏维埃,既然它们是政权,那在俄国也就存在着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
  我强调了“既然”这两个字。因为这还只是萌芽状态的政权。它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达成了直接的协议,做了许多实际的让步,是它自己把阵地不断让给资产阶级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犯了“错误”吧?没有的话。只有庸人才会这样想,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样想的。原因在于无产者和农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上述领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采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在于他们不去启发工人的意识,反而模糊他们的意识,不去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反而诱发这种幻想,不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反而加强这种影响。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我们的同志也犯了这么多的错误,竟“简单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当马上推翻临时政府?
  我的回答是:(1)应该推翻它,因为它是寡头的、资产阶级的政府,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它不会给人民和平、面包和充分的自由;(2)但是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它有同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这样一个主要的苏维埃达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形式的和实际的协议作依靠;(3)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因为它依靠第二个政府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第二个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比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更高更好类型的政府,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来,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
  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因为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资产阶级。
  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优秀分子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我们要团结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本阶级的工作,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就会愈来愈多地转到我们方面来。因为实际生活将时时打破“社会民主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更“地道的”小资产者等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
  资产阶级主张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觉悟的工人主张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主张用启发无产阶级意识、使它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而不是用冒险行动来取得单一政权。
  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则摇摆不定,妨碍这种启发和摆脱的工作。
  这就是决定我们任务的实际的阶级的力量对比。


载于1917年4月9日《真理报》第2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45—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