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弗·伊·列宁

回忆弗·伊·列宁^[1]

（日内瓦时期。1903-1905年）

　　我们留在日内瓦的人为了在代表大会期间出版《火星报》和完成党的其它实际工作，我们从伦敦的来信中，从片断的消息中，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侨胞的传闻中就已知道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发生在盼望已久的我党代表大会上，使人十分痛心。我们曾幻想这次代表大会^[2]能把所有的组织都统一起来，找到共同语言，找到一条在俄国进行宏伟斗争的总路线，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并给予沙皇制度以毁灭性的打击。可是突然分裂了！昨天还是政治上亲密朋友和同志，今天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工作弄得我十分疲倦，傍晚我沿着勃朗官区一条街往家走。一拐弯，突然，完全出乎意料我和列宁迎面相遇。他亲切地同我打招呼，他疲倦的、略带发黄的面孔，聚精会神、忧郁的眼睛立刻向我表示出在最近几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切情况令他十分伤心。
　　“分裂了！”我说。
　　“是啊，深刻的和原则的分裂……对党章的第一条首先发生了分歧……您当然知道表达方式的差别是什么……”
　　“是啊，是啊……”我插话说。
　　“这是第一点… …”他停了一会，表示有些疑问地望了我一眼……
　　“可是本来是对立的表达方式，是公开的自由派的，是司徒卢威^[3]，‘解放派’完全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而不是“火星派”、革命者所能接受的……”
　　“好，非常好……”列宁笑了笑，接着大笑起来，“完全正确的评价。建立一个秘密职业革命者的组织……”
　　“难道他们否定它吗？……”我打断他的话。
　　“是呀！当然……据说这是胡说，这是退化之路……”
　　“那么怎样工作呢？谁来工作呢？谁运送书刊呢？谁来组织俄国的秘密工作呢？运输、武器、印刷厂……”我向列宁提出一连串问题。
　　列宁轻声地笑一笑，这一向是表示他很满意，很高兴，然后说道：
　　“一种革命实践，它总是要走上正确的道路……”
　　“否则怎么办呢？我们要消灭什么？一切都消灭吗？或者是要经常改换工作……”
　　“改换工作……”他重复了一遍，“对，他们叫我们做的正是经常改换工作的事……现在就是这样，沙皇专制竭尽全力消灭我们的时候！？”
　　“他们想使我们不断遭到失败：
　　“显然是这样…”
　　“我看，我们更需要集中，更需要秘密工作，以便使我们的组织成为真正坚强的组织，无论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也决不会动摇……”
　　“完全正确……”
　　我们沿着无人的小巷慢步而行，交谈着。
　　列宁突然从正面看我一眼，并且问道：
　　“您们这里开过什么会吗？您和谁谈过话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过……除了和维拉·米哈伊洛夫娜^[4]、勒柏辛斯基^[5]以外，和谁都没有必要谈话。准确的消息没有，文件也没有，不知什么原因，彼此交谈都感到很拘束……我还是头一次从您这儿听到这些详细情况，我应该坦率地对您说，您讲的这些情况，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觉得这是我很久以来心情的充分反应。正是应该这样。我向您表示，我完全同意您的立场。”
　　列宁高兴地笑了，好像挪后一步，非常认真地凝视着我。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您不要这样快就作出决定……您要好好想想，检验一下，读读文件，那时您把有关这些事件的意见最后告诉我。主要的是不要着急……”
　　“我完全懂得您说话的意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回答他说，“非常感谢您的友好忠告。我非常懂得这个问题应当一次解决，而且一生永远不变，但是照我的理解，最主要的是我从您这儿听到的和您说的一切，我感觉，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无论何时何地决不能违背它……”
　　“这非常好……但只是您应当慎重”，他笑着对我说，并友好地紧紧地和我握手……“过两三天到我那儿来，而现在我们再见……”于是他和往常一样，很快就走了，到一个拐弯处就不见了……
　　我目送他很久……
　　“这个令人惊奇的人，他的心情怎样呢？”我想着。可是他相信自己的原则，坚如岩石。而他要同所有的人、最亲密的人决裂，只是为了不轻视我们的革命旗帜、我们的斗争旗帜。
　　我非常严肃，心情异常激动回到家里，在家我遇到几个同志，他们因白天的问题都很激动，可是这时关于刚才遇见列宁的事，我对谁一句都未说。在争论中我沉着而坚定地发言，像一个十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一样。
　　这是我作为我们党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个成员，永远不能忘记的第一次发言。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对我的沉着和不容争议的坚定，感到异常惊奇。当所有的人都走了，我把我和列宁的谈话告诉她了。她对我说，如果全部情况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并坚定地对我说，她要旗帜鲜明地站在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一边，要在所有问题上和列宁意见一致。
　　在两三天里，日内瓦小组的同志都已明确起来，表示赞同列宁的观点。除了来自代表大会的人以外，这里有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维·米·韦利奇金娜、勒柏辛斯基夫妇、沃罗夫斯基、古谢夫、利亚多夫、莉迪娅·曼德尔施塔姆^[6]、伊林兄弟、工人阿法纳西、马利宁、莱博维奇^[7]等人。
　　过了三天，我们这个不大的小组到列宁那儿去了，向他表示我们坚决地站在代表大会多数派一边，并准备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就这样组成了日内瓦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原文阙如〕它经受住了里加^[8]代表大会的战斗考验，并发表了……〔原文阙如〕（宣言），这是分裂后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文件。
　　日益清楚，孟什维克根本不愿保持少数地位，也不想忠诚地服从代表大会各项决议。他们在总委员会里^[9]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我们确实很清楚，因为总委员会的一个书记是我们的最亲密的同志，列宁的忠实战友潘·尼·勒柏辛斯基）以及少数派代表们的许多别的表现，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他们正在准备并寻找适当时机向我们发动总攻击。进行这次攻击的基地他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后来不久决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代表大会。
　　孟什维克动员了所有力量，搜罗了欧洲各地同盟的孟什维克成员，这些人以前只是列入名单，从来也未积极参加过运动。我们也不得不召集所有的成员。可是，我们几乎没有人可召集，因为我们的两个缺席的同志莱特伊仁（林多夫）和塔赫塔烈夫（塔尔）^[10]不可靠，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俩保持中立。在政治斗争中，还能有什么比既不冷，也不热，只是温和的那样的人更坏呢？
　　我们有组织地来参加同盟的会议。孟什维克都到齐了。都得坐在一个很大的，但却很拥挤的房间里。在履行了最初的必要程序以后，选举了各委员会成员，恰好我得首先代表多数派发表声明，建议用什么方式组成秘书处。托洛茨基极为刻薄地回答我的话，他历来都是这样十分刻薄，甚至在一些小问题上都是这样，暴露出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异常的仇恨，这种仇恨在很久以前他就耿耿于怀了。托洛茨基代表孟什维克讲话，当然对我们的提议根本不能同意^[11]。
　　表决我们的提议时，出现了孟什维克的明显多数，一致的多数，没有希望能把这个多数分化开。显然，代表大会上的表决将起绝对作用，代表大会是否有意义，不取决于决定和决议，而取决于大会上的那些发言，那些说明立场和阐明本身当然也很重要的观点。代表大会开得非常激烈，自始至终都很激烈。全体代表都期待尤·奥·马尔托夫^[12]的发言，特别是列宁的发言。
　　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列宁骑自行车从自己住处往我们一个同志家去的时候，发生了事故：自行车轮掉到电车轨道里，列宁骑得很快，跌倒碰伤了，而且脸碰到石头上，碰破了眼眉，眼睛也受了伤，还碰坏了手和腰部。他勉强走到一个医生那儿，医生给他治疗一下。他的一只眼睛包扎着绷带，来到代表大会时已经迟到了。
　　当时我们知道发生了事情，都非常焦急不安。我们采取一切办法，缩短第一天会议的时间。未经列宁的同意，我们同代表大会主席团开始谈判，谈列宁发生了令人伤心的事情，是否可以将会议延期。可是这些冒险记仇的狂吠政客们缺乏表示同意的风度，而且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些青年好汉，他们不知羞耻地喊道：“伤了眼睛，那又怎么样？如果病了，让他回家吧，没有他我们也行………”政治信仰各异，观点不同使朋友永远地分开了。
　　当列宁做了很长的论据充实的报告，他总结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13]出现的一切意见分歧的时候，会议达到了高潮。这实际上是代表大会后第一个重要发言。他的演说越深刻，越有说服力，孟什维克就越加狂怒。亚·尼·波特列索夫^[14]躲在普通咖啡馆大厅的远处角落里，在那儿几乎是发作了，他的神经抽搐厉害到如此程度，有时象神圣维特的跳舞。马尔托夫暴跳如雷，打断讲话，用力喊叫：“撒谎！撒谎！”用拳头击着附近的桌子。孟什维克其余的有神经质的人也附合着他，于是发生了一出难以置信的丑剧。当马尔托夫喊得声嘶力竭的时候，他停下来了，笨重地坐到椅子上。当都静下来的时候，格·瓦·普列汉诺夫清楚高声说道：
　　“尤皮捷尔，你发脾气，就是你不对！”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这些话把可怜的马尔托夫更加气坏了，他跳起来，攻击起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进行侮辱。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面色苍白，并对马尔托夫说：
　　“如果您认为您受了侮辱，我准备和您决斗，但是，您不要把自己降低到莫斯科黑帮好汉所作所为的水平。”
　　“若尔日，您怎么了？怎么说到决斗上去了？嗯，这象什么话？”维拉·伊万诺夫娜^[15]面色苍白，急忙说道，于是她立即走到主席跟前，要求休会。
　　宣布休会。
　　在吵闹的时候，列宁泰然地站着，理着缚在眼睛上的绷带。当肃静下来之后，列宁又开始证明孟什维克的立场是毫无根据的，他说不能把喊叫和谩骂当作证明相反意见正确性的论据。他一再建议认真地、心平气和地将全部问题都讨论一下，权衡一下。列宁的沉着镇静把孟什维克气坏了，使他们暴跳如雷。
　　代表大会已经快要结束了。因为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必然与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明显地对立，这就破坏了党的纪律；因为党不能容忍孟什维克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代表大会自主的意志，那么，中央的代表决定解散同盟代表大会，认为它是明显的分裂大会。国外代表和中央委员库尔茨（弗·威·林格尼克）^[16]高声宣布党中央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央认为俄国社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应该解散。
　　于是这时出现了“混乱状态”。孟什维克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们没有想到中央委员会会当面称他们为分裂分子，所有这些情况使他们十分惊讶，以致最初他们竟惊慌失措了。但是，过了一会，就喧嚷、大喊大叫和谩骂起来。这种情形，我在任何一次党的会议还从来未见到过。所有孟什维克都从座位上跳起来了，跺着脚，敲着桌子，作手势，彼此打断对方的话，发狂了，跑到我们面前，用拳头威胁人。我们对所有这些情况都已经预料到了，我们安静、沉着地站着，我们对孟什维克的发疯报以完全沉默……马尔托夫声明说，党中央委员会胆敢以骑白马的胜利者姿态来到“我们的”，即他们的组织，“可是我们不仅不愿服从胜利者，而且我们将要审判和遣责他”，并号召自己同志公然不服从党中央的指示。
　　在马尔托夫的歇斯底里发作中，特别可笑的是他本人就是党总委员会的成员，总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应该监督党员和党组织不违反党的纪律。而他本人在辩论中竟忘记了自己的崇高称号，极其恶劣地破坏党的纪律，并号召别人也这样干。
　　“这就太妙了！”列宁心平气和地对我们说道。“现在全党很快就会知道，实际上究竟谁是分裂分子，谁破坏中央的工作，谁号召单独行动，谁破坏党的纪律和谁搞垮党本身。”
　　于是我们很平静地离开了会场。孟什维克独自继续开会，并提抗议书。
　　就这样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初次出现了分裂的后果。在党内，在党的机关里就此产生了分裂，这种分裂发展得很快而且很深。
　　我们在本派的会议上立刻作出决定，坚定不移地履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交给我们的一切义务，不管怎样，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违反党的纪律。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分裂之后，全部事务机构仍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党的新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日内瓦成立一个中央发行部。我们党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到我这里来商量，要成立一个事务处和成立一个归它所属的正规的会计科。当我向他说明了我的计划之后，他表示赞同，并说他很希望我担任这项工作，还说他将和列宁商议这件事。当天晚上，我收到列宁用楷书写得很工整的便函，上面写道，要我在次日上午十点到他那里去一趟。我当然准时到达他那里。林格尼克同志早已在那儿了。
　　“我想把整个发行部和事务处都委托给您”，列宁说道，从自己房间走出来，同我打招呼，一边走，一边系皮带，将皮带系在斜领衫外，和往常一样，立刻就谈起工作来。
　　“我的义务吗？”我回答时问他。
　　“真见鬼，这很好，人们先是谈义务，然后大概就要谈权利了……”他狡猾地眯缝着眼睛，好像仔细地看，望着我笑。
　　“我认为，一个普通党员的唯一权利是出色地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一切任务”，我回答他说。
　　“就这些么？”
　　“别的权利我不知道……”
　　“开头很好，非常好……”于是他坐到我对面，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人一样，认真地计算和考虑一期报纸我们要用多少钱，需要多少人员，需要缩减什么，增加什么，最好用什么样纸印报，印刷多少册书籍等等。
　　对于我提出的各项实际建议他都注意地听着，有时当场表示同意这项或者那项建议。
　　“您把这个再检查几遍，全面权衡一下，简单写写，在星期四给我，我们在星期四三点整开会，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最后商量一下。”
　　“您不要着急，”他在谈到另一点时说，“全部考虑一下，要记着，宁肯不做，也不要犯错误，我们的经费非常有限，错误会引起孟什维克狂吠，会引起俄国国内的反响，我们必须处处做到一步一个脚印……”
　　处处都要作到：谨慎，有预见，计算，核算，节约，开支尽量小，要尽力关心来自俄国的人，要特别关怀工人……
　　我们的公务谈话，大致是在1904年1月进行的，历时一个多小时，其结果，列宁写满一页纸，上面记了儿十个问题，都是根据我们这次谈话精神提出的。我得逐点作出详细答复的这张纸，他在星期四之前交给了我。
　　我收到中央委员（列宁和林格尼克）签署的正式任命，当天就去接收我们同志莱博维奇主管的发行部、印刷厂、装订厂等，他没有能力作这项工作，是偶然地交给他的，甚至使他很苦恼。

　　《火星报》从第四十六号（1903年8月15日）开始由新的编辑（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负责出版，一直到第五十一号（1903年10月22日）。
　　第五十二号（1903年11月7日）只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出版，因为列宁由于产生了意见分歧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
　　从第五十三号起（1903年11月25日）由格·瓦·普列汉诺夫遴选的新编辑部负责出版，从新回到编辑部的有亚·波特列索夫（旧教徒）、尔·马尔托夫、巴·阿克雪里罗得^[17]和维·查苏利奇。《火星报》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它停刊止成为唯一的孟什维克报纸。普列汉诺夫在其中的影响越来越小，最后无法忍受了，在孟什维克的“全俄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作出决议之后，他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在第一百零一号上（1905年5月29日）刊登了关于此事的声明。从这时起，曾经是全党的、而从前是正统的革命报纸，现在完全成了社会民主党内部新的俄国机会主义分子的机关刊物，孟什维克的机关报。
　　格·瓦·普列汉诺夫显然预见到了他同“劳动解放社”的老同志和《火星报》年轻同志的未来分歧，从1905年3月便开始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记》^[18]，以便可及时撤退到事先准备好的、巩固的文学阵地上。但是他虽然退到这一阵地上，他几乎仍然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没有起组织群众作用的机关刊物。代替报纸，他因生活环境所迫，只能出版自己的《个人日记》，即某些个人的、非常个人主义的东西，而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社会革命生活正坚定地走向集体创作。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无与伦比的政论家、领袖、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最后十五年生活和活动悲剧的第一幕就这样开始了。
　　发行部里我们组织得很好，我们的事业进展得很不错，尽管按党的纪律我们还得推销公开敌对我们的机关刊物《火星报》。
　　发行部的工作本身日益走上轨道，1904年2月列宁要去休养的时候，他更加坚决主张让我们认真地担负起我党全部事务工作。尽管我已正式接管了发行部，可是仍然处于某种两权并存的状态，因为莱博维奇同志移交工作极为迟缓，无论如何他也不想结束这项移交工作：时而要和印刷厂、装订工人、造纸厂人进行清算，时而要收集分散在日内瓦一些小工厂里已印好的书籍和报纸，时而要与另一些人清算账目，所有这些事情都非常麻烦，而且使人厌烦。而我们要把工作做到这种地步，在与孟什维克完全断绝关系之后，随时都能转上独立的轨道上来。前面我已说过，列宁把我们国外的全部事务组织工作委托了我，在临行之前，除了与我亲自谈话以外，于1904年2月8日还写信通知我：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
　　十分感谢您提供的地址。给您添了这么些麻烦，很抱歉。我没有估计到，您得为这些地址去跑一趟。
　　我大约今天走。请您把发行部完全抓到自己手里来：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莱·^[19]那边的事没有进展。至于如何抓法，到时候您会知道的。但我愈来愈相信，您抓不到手，是不会有好处的。这件事请再与瓦西里也夫商量一下^[20]。

紧紧地握手
您的尼·列宁

　　附言：印刷厂的事，希望也寄托在您身上了！^[21]

　　鉴于发现对我们的信件进行监视，以及由于从代表大会发生分裂时起，必须改变我们的全部通讯地址，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知道，寄给我们的信件是否会落到孟什维克手中，弗拉基米尔决定改换大部分通讯地址，用以进行秘密通信。
　　列宁需要可靠的通讯地址。我认为不能把此事写信告诉住在瑞士各城市的我的政治上的朋友，而为了确信无疑地可以使用这些通讯地址和按这些地址将寄来的全部信件组织转寄出去，我立刻到这些城市去了一次，安排好一切。当我完全确信这些通讯地址可靠的时候，就把这些通讯地址通知了列宁。
　　有一天，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的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亚历山大罗夫^[22]（奥里明斯基），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是从书籍上知道他的，因为他是著名的拉赫廷彼得堡印刷厂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在这个印刷厂出版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的许多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出版了几本列宁的小册子。这个印刷厂从前是民意党的，所谓第四号小报的民意党人的，即在他们定期出版的《小报》第四号上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欢迎工人阶级斗争。这种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很新的，我们年轻马克思主义者高兴地欢迎我们这些新的同盟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迹象，我们的理论传播到革命的民意派阵营中，使那里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使优秀的积极革命分子脱离民粹派的环境。我们还听说，在流放中米·斯·亚历山大罗夫（奥里明斯基）同我们的同志关系很密切，并很勤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妻子，亚历山大罗娃是一个精力充沛、积极而聪明的人，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但是我们听说他和她相处很不和睦，甚至似乎是离婚了。
　　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从巴黎来，并到了我们发行部。这使我们很高兴。和我们大家认识之后，他马上提议要工作。这正好是特别急于整顿我们新的发行部的时候，新同事来，我们很高兴。我毫不犹豫地提议他担任非常枯躁无味的，可是却极其必要的清点我们仓库的工作。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很谦虚地接受了这项工作，每天认真地工作数小时。我们和他愈来愈了解，而且十分喜欢这位优秀的人、同志和革命者，他不仅对我们的理论问题，而且对实践以及革命者的日常道德问题都有严肃的、饱经风霜的见解。很快，我们同他不仅亲密相处，而且彼此真诚爱戴。他成为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成了我们小组、会议的常客，成了亲密谈心和秘密设想和计划的参加者。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不久便和列宁认识了，并且相处得很好。1904年夏，他已写了著名的抨击性小册子，用笔名 “加略尔卡” 发表的，1904年秋他成了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份《前进报》的一个编辑。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共同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我荣幸地同这位俄国革命老战士保持着最友好、同志的关系，从来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我希望仍能永远地保持下去。

　　每年12月日内瓦都要广泛举行人民胜利节的庆祝活动。在这些日子里，日内瓦人庆祝这个很久以前就摆脱了从属外国地位的节日。保留下来一种传说，当日内瓦被外国军队包围想征服日内瓦人的时候，全体人民就坚决地举行了起义。男人作战，妇幼就到要塞墙上，在那里烧开水并用开水浇包围要塞的敌军，他们登梯子往要塞上爬。于是把敌人赶跑了，日内瓦人胜利了。这个从可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日子，日内瓦人代代相传，神圣地纪念它。全城沸腾起来了。举行人民庆祝活动，到处都有木马游艺场，有很多卖甜食美味的摊棚民间杂技团、射击场、各式各样变戏法的、流动动物园等都来了。但是最使人感兴趣的是晚上的狂欢节，这时大家穿着各式服装，戴着假面具。整个城市洋溢着欢乐气氛。大家兴高采烈，彼此撒着彩色纸屑，缠着彩纸条，满街闪烁着美丽的灯光、焰火、充满欢乐和歌声。我们俄国政治侨民当然要去看看这个光景。可是，由于我们郁闷、笨拙和腼腆，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参加过这四天的人民节日的欢乐。而现在，当我们党内充满严重灾难，把大家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我们中间没有欢乐情绪的时候，1903年的12月来临了。我们坐在自己的角落里，研究文件，准备报告，建立自己新的组织。我们谈不上娱乐。甚至也不想到街上去。突然电铃响了。列宁进来了，他精神饱满、兴高采烈。
　　“怎么我们大家都闷闷不乐，严肃认真坐着看书呢？看，街上多么欢乐啊！……笑声、玩笑声、跳舞……我们去散步吧！……把一切重要问题搁到明天办……”
　　看到列宁这样高兴，朝气勃勃，我们都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代表大会之后，由于整个这样的气氛，他本来已十分疲倦，精神十分紧张了。
　　大家高兴地响应。好像大家都在期待这种号召。我们说说笑笑，走到街上。天气非常好，很暖和。到处的火光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多水的湍急的、山地的阿尔瓦河，就在近处流过，婉转流着，发出喧嚣流水声……我们到同志们那去，带领大家到街上去。不停地说说笑笑，列宁走在我们大家的前面。我们这群高高兴兴的人和街上的共同欢乐汇合在一起，唱着，喊着，吵闹着，更加被共同的高昂情绪所吸引。我们把彩色纸条比别的人群更加使劲地撒向各处，我们也热心地把彩色纸屑撤向最有趣和最活跃的戴假面具的人。

　　于是唱起歌来。大家都唱，整个街上的人都唱起快活、鼓舞人心的歌曲，忽而唱起《马赛进行曲》、忽而唱起《卡尔曼纽拉》。有些人开始跳舞。突然，列宁迅速有力地抓住我们的手，一瞬间在几个戴假面具的姑娘四周围成一个圆圈，我们唱着，围着转，围着她们跳舞。她们也合着我们唱起歌来，也跳起舞来。我们的圆圈扩大了，在共同的欢乐中我们沿着大街变着样往前走，一会儿围上这些人，一会儿围上另些人，一路上吸引着所有的人。许多别的游玩的人也仿效我们的样子，特别是青年人非常高兴地随着唱起新歌曲，开着新玩笑，跳着新式舞。
　　应当看到，在这儿大街上，在日内瓦群众中间，当然其中首先是工人，在这个不大的，愉快而优雅的小城市的劳动居民中间，列宁是多么开心，由衷的高兴，多么巨大的热情并使大家都情绪高昂。跳舞已跳不动了，我们带领许多许多我们的同志，谦恭而有礼貌地沿街游玩，人们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这群人，特别是看着列宁，他表现出真正富有朝气的性格：他既善于集中精神，严肃认真，又能醉心于娱乐，喜欢生活的乐趣，带头开玩笑和游玩。
　　最后，已经十分疲劳，我们大家就到我们喜欢的“兰多里塔”咖啡馆，它是俄国政治侨民常到之处，大家认为油煎小灌肠加炖酸白菜最好吃，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菜。
　　第二天在我们俄国侨民中间传开了消息，说布尔什维克在列宁亲自带领下，在街上玩乐。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我们会很随便地违反侨民的笃信宗教和表现出这样朝气勃勃，并和青年人一样参加民间娱乐。但是，当大家知道这件事的发起人是列宁的时候，都感到多么惊讶。
　　这有多么好啊！就是现在，几乎已经过了二十五年之后，回忆起列宁不仅是一位战士、一个革命者、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和学者，而且是一位如此普通、朝气蓬勃、快活的人，以自己的喜悦感染着大家，并以同样的热情醉心于娱乐，以同样的热情做一切事情。
　　有些人把列宁描绘成性格忧郁的人，总是埋头于最严肃的事务中去，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欢乐与悲伤。他具有为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与幸福而组织生活的坚忍不拔的志向，他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理解。他不能容忍庸俗生活、市侩习气，压制一切有生气的东西，同时他能响应群众的各种喜悦，凡与群众有关系的事情——他们的幸福和利益，他们的喜悦和欢乐，他都响应。他总是想着被压迫人民的生活，力求了解和实现能使这种生活高尚起来，纯洁起来，提高起来的一切条件，他总想亲自积极、直接参与到生活最深处去，从各个方面研究和认识生活。
　　列宁一贯是这样的人。

1929年于莫斯科

　　列宁在这个时候，尽管已经极其疲倦，因为代表大会使他消耗了很大的精力，可是他还得为了同俄国各委员会通信做大量工作，为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准备出版一本书，该书大家都知道，标题是《进一步，退两步》。我们知道列宁在写这本书，我们也催促他，因为趁印刷厂还归我们管的时候，必须把它印出来，因为愈来愈清楚，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即将来临。我们可能碰到各种障碍，每天都耽心。
　　列宁的著作在孟什维克掌管的我们党的印刷厂排版的时候，我为了以防万一，采取了措施，把该书分印刷页迅速印刷，然后把印好的部分立即送到装订厂，马上装订，以便做到等最后的印刷页送到之后，立刻就能出书。列宁的这本书，我没有交给我参加建立的我们的装订厂，而是交给一家瑞士装订厂，因为我怕掌握着我们党的装订厂的孟什维克阻挠该书出版。孟什维克伙伴当然也没有忘记对此进行恶毒的中伤，说布尔什维克已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企业”了，还支持资产阶级企业。但是我们宁肯犯这种罪过，也不能冒出不了书的危险。对此，我们的预见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久就显露出来了。我断定党的印刷厂的领导人会阻挠出版列宁的书。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我们在装订厂装订最后几印刷页和贴书皮，同时把列宁的书送往发行部，那里一切都组织好了，立刻把书送往侨民区、各团体、书店和个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到发行部来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国外代表诺斯科夫^[23]同志，于是问我：
　　“列宁的书什么时候出版？”
　　“书已经出版了……”我递给他一本已装订好的。
　　“怎么这样快？本来书是刚刚开始印刷啊？”他莫明其妙地说。
　　“可是现在已经装订好了。”
　　“你们现在是在做什么？”他追问我。
　　“我们准备把书分发到各地去。”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我还得把它再读一遍。不行，不行，不准分发……我以中央的权力禁止分发…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中央的代表充当党的书籍检查官的角色：
　　“好一个调和派！”
　　“鬼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从各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话。
　　“因为您代表中央作了正式声明，并且要停止分发列宁的书，”我对诺斯科夫说，“那么首先我建议您马上用书面的东西来证明您的话，其次请向我们指出党章里哪一条，它准许您作这样的声明……”
　　诺斯科夫发火了，面色苍白，真地喊叫起来了：
　　“我禁止，禁止！不服从中央！我们瞧着，开除你们！
　　看到我们可敬的同志大发雷霆，我们简直觉得好笑，嘲笑他作一个中央委员来说，扮演党内的检查员的角色有多么不适宜。从我这方面说，我向他宣布我将等待他的书面通知，当然，我不停止分发书，而且恰恰相反，现在我还要加紧分发。诺斯科夫从发行部跳了出去，像被开水烫了似的，像被子弹射了似的钻到中央机关报^[24]去了。我们镇静地继续工作，并立刻把列宁的书按所有地址大量地分发出去，采取了最有效的办法把书运到俄国去。就这个问题我们和诺斯科夫的通信，现已发表在党史^[25]的刊物上。诺斯科夫再没有到发行部来。
　　列宁的书在孟什维克中间引起了愤怒迸火。《火星报》第六十六号（1904年5月15日）刊登小品文《考茨基论我们党的意见分歧》，《火星报》编辑部已开始提到列宁的新的抨击性小册子。在另一些文章中他们，尤其是马尔托夫，千方百计地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辩论从原则分歧的高度贬低为个人的斤斤计较，因编辑部里的职位而引起的无谓的争吵等等。
　　不久，终于到了要完全划分技术权限的时候了。中央委员会新的国外代表希望把发行部接管过去。我们对此已完全有所准备。当党的发行部财产接管委员会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当然马上同意交出按理归孟什维克所属的全部东西。在第一次会议上我就对他们指出，也许他们不太想传播布尔什维克作者写的书籍，尤其是分裂后出版的政治书籍，当然我们要把它留在自己的发行部。
　　“难道您还要有自己的发行部吗？”有一个人问我。
　　“怎么？难道您认为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离开我们，我们就会死吗？……”
　　我竭力以和平方式“根据双方协定”争得尽可能多的这类书籍，这是一些从前和现在出版的，并具有一般理论性的，我们又完全可以接受的书籍。
　　最后，我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搬迁。
　　这时才证实，我们有了作发行部用的住所并有自己的通讯地址，这有多好啊。因为我们清楚，孟什维克想剥夺我们这所住处，从而使我们忙碌于安排新的发行部工作。
　　我坚决地向他们声明，这处住宅是用我的名义租下来的，而且我坚决不愿把它转租给任何别人，我需要这处住宅，等等，等等，同时我指出，他们有自己的发行部，它的地址登在《火星报》上。最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不久孟什维克就从我们这儿把属于他们的财产运走了。
　　我们终于松了口气。至少我们的关系已经完全明朗了。我们决定出版小册子。列宁建议我组织这项工作，并建议用“邦契-布鲁也维奇印书馆”的总名称开始出版书，署党的名。^[26]我很同意，几天就安排好了印刷厂，同拥有不大的俄国合作排字间的工人侨民小组签订合同。我们把它搬到我们住的那所房子来，并且马上开始工作。立刻印出一些小册子，用以捍卫代表大会和同孟什维克论战的斗争。列宁、穷戏迷、列兵^[27]、沙霍夫（马利宁）、奥尔洛夫斯基等人的小册子相继出版，到处传播开了。孟什维克表现公然不满，最后我收到党总委员会的质询，问我为什么未经总委员会的批准，就开始出版书籍。
　　我写了一个简短的答复，请党总委员会向我指出党章中哪一条规定禁止某一党员从事出版书籍，禁止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某一著作家团体的书籍。这个答复在寄出之前，我当然给列宁看过，他完全赞同。党总委员会对我的问题没有答复，我们的出版工作继续顺利进行。出版了几本小册子之后，整个工作都组织得很好，而且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我决定向列宁提出请求，把所有出版物在出版时都印上他的通讯地址，使出版社本身不用我的名义，而用他的名义。
　　列宁断然地拒绝了，不考虑我的全部理由，我说为了重新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党（暂时是党团），这会提高千百倍的威信，会更好些，他完全拒绝了我说的理由，坚决地坚持仍然只用我的通讯地址。只是当我对他说，据我的一些谈话和观察，并引证了一系列理由和事实，说明就是在我们某些同志中间已有对我产生嫉妒、不满和意见的迹象。我非常耽心会因这些侨民之间的小事而引起某种力量的转移，即使不署我姓名，我当然也像从前一样地工作，在他的，列宁的出版社里出版书，而这立刻会使我提到的那种不满情绪完全平静下来。在说到这种情况时，他对我说：
　　“那么，好吧。为了平静起见，就这样刊印… 。”他迅速地在一小片纸上写道：
　　“邦契-布鲁也维奇和尼·列宁出版”^[28]。
　　我拿起铅笔想把我的姓名划掉。
　　他留心地、严厉地看我一眼，并简短地说道：
　　“这样做不行……”
　　他把铅笔拿了去，立刻把话题转到许多实际问题上了。
　　不久我们的日内瓦中央派我到瑞士去，派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到德国、法国、比利时去组织新的协助小组，了解现有我们组织的协助小组的情况和把党内情况通知给各小组。
　　不论是他还是我，都成功地把已有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协助小组组织起来并使其关系密切了。
　　在伯尔尼这样的小组开始出版《俄日战争公报》，并把这个企业的全部收入寄给我们布尔什维克银行。类似的小组在瑞士的其它城市也产生了。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在柏林、达姆施塔特、米特维得、慕尼黑，以及列日、布鲁塞尔、巴黎组织力量很强的小组。他到处做揭露性的学术报告，因而遭到孟什维克的迫害，他们别的再好的办法也想不出来，就宣扬各种各样的荒诞的原因，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在流放中才和他的头一个妻子离婚的。当然，除了鄙视这些专好挑拨是非的人以外，在我们的队伍中这种堪称孟什维克的“原则性”运动什么也引不起来，它再次强调，庸俗态度和最令人讨厌的小市民习气在风尚上统治着这些温和的、认真的人。
　　在完全组织好和安排好在国外传播我们的书籍工作以后，同时我们还加紧组织往俄国运送我们的出版物。

　　列宁不断地开展揭露孟什维克的反党的和机会主义活动的运动，他们扎根在《火星报》编辑部里，他们的出版社里，党总委员会里，社会革命党人国外同盟里，在新的、所谓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里，实际上也就是以调和派分子“波里斯”（诺斯科夫）为首的那伙孟什维克盘据在那里。他们从所有这些棱堡对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进行不休止的攻击，同时还想把国内我们党的各委员会抓到自己手中。不言而喻，我们也予以报复，通过重新建立起来的组织，不论在国外的，还是在国内的，不断地宣传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同时揭露党风中的整个孟什维克路线的妥协的、明显的机会主义性质，这种作风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完全背道而驰。
　　但是远非全部文件，列宁想把它变成大家的财富，从而不让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解放派）和类似的国外组织在其不怀好意、有偏见的报刊上胡乱解释社会民主党人的内部事务。但是，必须用内部方法把这些文件通报给分布在整个欧洲和美国的我们的各小组，还必须答复我们同志向我们提出的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此外，应当有哪怕是这样的手稿，经过修改过的小册子，附有文件，我们把它发给我们的党员，他们时常到日内瓦来了解辩论的详细情况和党内事务。这个时候大量各种文件都集中在我的手中，我把这些文件向我们日内瓦小组介绍，每周星期六在小组会上给他们详细报告。列宁几乎经常出席这些会议。参加我们布尔什维克协助小组的成员有四十——五十人。在这些会议上解决许多党内不要求保密的问题，出现过意见分歧，弄清了一些疑惑问题。列宁曾多次发言，给这些颇有教益的会议从理论上指出了方向。会议上为了教育听讲者，瓦·瓦·沃罗夫斯基、马·尼·曼德尔施塔姆、米·斯·奥里明斯基时常做很有意思的发言，后来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利宁以及许多其他人也常常发言。
　　列宁委托我编辑一本文件小册子，可以说，以我们党生活的《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为题目，用打字机打印或者胶印机印出来，以便分发给每个小组，在第一页明确写上：“供党员阅读”。还可以给到日内瓦来的我们党的党员阅读（布尔什维克或者倾向于我们的人）。我编好了这部小册子。经列宁的同意，这个小册子在我们发行部用胶印机印了一百册，并在党员手中传阅。

　　1904年6月，列宁十分疲劳，实际上从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未得到休息，最后决定，放下工作，休息一下。在日内瓦为了实行党的领导，列宁组成一个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党中央的代表：潘·尼·勒柏辛斯基、马·尼·利亚多夫（曼得尔施塔姆）和我，弗拉·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决定游览瑞士，徒步登山，有的地方有可能的话，就骑自行车，这是列宁喜欢的运动项目之一。
　　在这之前，离开日内瓦去度夏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夫人和叶·波·别尔乌辛及其夫人亚·尼·别尔乌辛娜，到洛桑城外，谢拉弗附近皮伊杜小村庄，从日内瓦乘车需要二个半小时。列宁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到那里去。列宁从日内瓦出发，打算顺路到洛桑停留一下。我和列宁约好了，在他决定继续前进旅行时，就预先给我来电报，我马上和一个同志到洛桑那儿去，汇报党的工作并听取他对下一步工作的指示。的确，在7月下半月^[29]，20日左右我接到从洛桑打来的电报，我立即同潘·尼·勒柏辛斯基一起按指定的地点到洛桑，一所不大的旅馆去了。我们正赶上列宁准备去山里旅行。我们进到他的房间时，他正忙着往旅行袋装东西。这里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一位显然是不久才来的同志。在列宁的房间隔壁有一个空房间，好像一个公用的食堂。像往常一样我们受到列宁和娜捷施达殷勤接待。
　　列宁领我们到自己的房间里，便开始轻声地问我们整个工作情况。我们事前已有准备，并知道列宁很快就要动身，我们就简短、扼要、明确地向他转达了所有的消息，接受了他的一切必要的指示。我和他谈好了通信地址，按这些地址，我答应给他寄报纸和写信报告全部工作情况和消息。
　　然后我们就到公共的房间里来，在那里我们喝咖啡，进行一般的谈话，话题总是涉及到有关到他这儿来的那位同志对他讲的各种消息。
　　最后，列宁该动身上路了。他把旅行袋系在背上，和大家告别，迈着轻快的步伐向门口走去，小心地扶着自行车从楼梯走下。在他后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推着自行车，肩上背着折叠的雨衣。当我们走到下边时，向我们走来一个早已住在这儿的保加利亚人，从俄国来的侨民，社会主义者，彼得洛夫，在某处法国人那服务，担任经营红葡萄酒商行的代理人，经常尽可能的帮助俄国人，特别是帮助社会民主党人。我是经格·瓦·普列汉诺夫认识他的。我们彼此问候以后，就知道彼得洛夫也认识列宁。列宁停留一会，和蔼地、开玩笑地同他交谈，说有时抖掉脚上的灰尘，摆脱没完没了的事务和日内瓦的无谓的争吵，是多么愉快。
　　“我喜欢旅行，特别是和娜捷施达俩人一道去，”列宁扶着自行车把说。
　　“嘿，”那个外来人粗鲁地笑着说，“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我明白两个人，这是……”，他想说些无意义的俏皮话，但是列宁好像发觉他说粗鲁话，便以生硬的语调，面色有点发红，打断了他的话，便说：
　　“怎么？同妻子一起去没有意思吗？……而和谁有意思？哎，您……”于是他中断了谈话。
　　“再见！”他喊了一声，敏捷地跨上自行车，骑得很快，在大街拐弯处不见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安静地离开了墙，笑着，和蔼地点头和大家告别，不慌不忙跟在列宁后边，很快就向邻近的街道拐去了。
　　一阵不自然的沉默。那个外来的人还想嘟哝点什么，但是我们立刻告别了，往火车站去，返回日内瓦。

　　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在1904年8月以前就已相当巩固了，孟什维克小市民狂热性已使大家感到厌烦，以致决定坚决与党的这一部分人分开，和他们的敌对关系愈来愈加深了。在组织上我们早就和有意控制党的国外组织的孟什维克断绝关系。我们已把印刷厂、发行部、装订厂、银行交给了他们，总之，全部的物质基础都交给了他们。目光短浅的孟什维克活动家认为这样就永远窒息了布尔什维主义。但是，这些可笑的妄自尊大的人起初无论如何也不能懂得，我们党内这一有生命力的和有深厚基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派别之所以不能被消灭，只是由于普列汉诺夫邀请马尔托夫、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合伙出版和编辑报纸。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个人意义，同时很少注意日益成长壮大的工人革命运动，即那些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他们在俄国不是逐日地，而是逐时地成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布尔什维克经过这样一次摧毁之后竟还活着，他们没有死亡，而且还不想死亡。这些可笑的人，在街上遇见我们，装作深切同情怜悯的样子问我们：
　　“怎么样？打算干什么？想走吗？听说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打算侨居美国？”
　　可是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联系益加巩固。从俄国来的新同志都带来了好消息。我们精神饱满，放眼未来。我们坚持住了，也没把我们心爱的产儿：图书馆和中央档案馆交给孟什维克，这些都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亲手创建的。在移交发行部时，我们建议孟什维克从我们的住处搬走，因为发行部的房子，早有预料，是用我的名义租的。在这里我们很快扩大了我们的发行部，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护照部连同全部大量用具交给孟什维克，这些东西最初保存在弗·弗·伊林那里，后来都转给我了。没有交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这项重要工作，完全用我们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是我们亲手作的。我们很快就和一家私人合作印刷厂订了合同，经列宁同意，在那里我开始用弗·邦契-布鲁也维奇和尼·列宁的名义的党的出版社出版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
　　在欧洲各城市我们有大量的协助小组，总之，我们完全不打算死亡，尽管孟什维克伪君子们几乎每天都给我们举行安魂祈祷。
　　必须以专门声明表示从思想上与党的孟什维克派别彻底划清界线，公开地、大声疾呼地宣布为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而斗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不止一次在和列宁交谈时说，必须得有新的声明，像过去与伯恩施坦主义和经济主义作斗争时那样的声明。
　　“您记得，”我们对列宁说，“对党来说十七人对《信条》^[30]著名的抗议是有着巨大意义的。要知道围绕这些文件，经济派和正统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像在两极一样，开始聚集起来。本来，现在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这两条路线的思想上继承者正在形成。孟什维克暂时还没发表任何思想上的宣言，而且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发表的，而这时我们必须发表声明，而且越快越好。”
　　我们不止一次提起这个话题。我特别记得1904年5月下半月的一次谈话。我的妻子，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她于1904年2月生了一个女儿后，感觉身体不好，医生建议她离开日内瓦到外地休养一个时期。她不想离开很远，带着三个月的女儿迁到附近阿瓦河那边，住在一个幽静、绿树成荫的公园的旅馆里。这儿有点象疗养院。
　　当时所有住在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都很和睦，而且去探望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一天晚上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我家来，巴甫洛维奇（克拉西柯夫）^[31]，萨姆索诺夫，他当时还在布尔什维克里、潘·尼·勒柏辛斯基、弗·弗·伊林都来了，于是我们大家在傍晚时刻到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那儿去。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对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进行热烈的谈话。孟什维克当时又干了一件实在令人愤懑的坏事，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和他们彻底决裂，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断绝关系，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永远断绝关系。
　　在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那儿停留一两小时，我们决定返回时经过古老公园的上下陡坡，走一条幽静的路，公园的深处奔驰和喧哗着混浊、湍急的阿瓦河。大约晚上十点，我们手挽着手，列宁走在第一排中间，沿着林荫道，精神饱满地并排往山下走；银色的月光照耀着我们，当你在瑞士山里和山前地带看到它时，总是奇异的明亮。
　　我们的话开始接触实际问题。我们说应该发表声明，必须向党做一定的声明。列宁倾向于这个共同的意见，实际上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他说要等待更为有利的时机和完全了解清楚中央的方针。当时波里斯·尼古拉也维奇·格列博夫（诺斯科夫）要的是两面的、复杂的、而实质上是愚蠢的把戏。大伙都到我的住所，在卡里根三号，来喝茶，在这儿又继续进行同样的谈话，这个话题十分吸引着我们。后来，我们又不止一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现在看来，列宁在7月就开始准备这个声明，写完了对党的呼吁书^[32]，稍后不久，在8月就成了历史性文件。
　　到瑞士游览之后，他以焕然一新的活力回到普伊杜村，在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得绝对秘密地找一个特别的地方召集最亲密的同志开会讨论我们向党的声明。我情愿担起这项工作的全部准备工作，于是我们拟定应当邀请的同志的名单。计划是这样制订的，呼吁书本文确定后，我们将手稿转送到俄国交给我们的一个委员会，那里有很好的技术设备，而且那里大多数是我们的可靠的人。在这个多数派委员会里通过了我们的呼吁书之后，首先将它在俄国秘密印刷厂印出，再给我们运到日内瓦来。并且我们就根据这个委员会的要求，马上在国外把这个呼吁书印刷出来，并在国内外散发，当然，首先发给各委员会。
　　规定所有这一切都严守秘密，现在对任何人都不讲，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在开会的前夕通知邀请名单中规定的人员出席会议。
　　我决定这一次会议在日内瓦市外近郊举行，那是孟什维克和其他俄国人不去的地方。或许在那里开会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会议不致被人偶然发现。我决定渡过混浊的阿瓦河，它就从我住的房屋窗下流过。在桥的那一端就是郊区，那里住的是手工业者、小市民、小职员，那里挤满许许多多小作坊和小工场，那里遍地是露天市场：卖水果、蔬菜、肉、面包和其它食品和商品。在桥的左侧我找到一家不大的、非常一般的旅馆，有点象大车店，附设有饭店，有一个单独房间，窗户朝着一个古老的水果园。这个房间完全符合我们计划的秘密目的的要求，可以容纳三十人左右，可供我们开会用。我和店主谈妥，俄国人要在这里开会，讨论举行登山运动，其目的是讨论登瑞士山活动时互相帮助问题和制订活动路线。店主得知我们都是登山运动员，非常满意，并劝我一定加入全瑞士登山运动员俱乐部，说这样非常方便，而且还有好处，那时我们可以享受铁路的票价折扣的待遇，凭会员证在瑞士各地许多饭店得到就餐和住宿的折价优待。我向店主约定了我们开会的日期，我说，我们上午十点钟来，下午一点左右，除了每人自己要的以外，供给每人一杯牛奶咖啡、一份面包、干酪和奶油。我了解日内瓦人的唯利是图的性格，相信店主对我们会非常有好感的。我马上就到列宁那里，向他报告了我们准备开会的地点，他对此完全同意。在预定的前一天，大约是8月20几日，我通知全体与会的同志，要他们出席秘密会议，并告诉他们会议地点，详细地通知他们应该怎样走，以便在路上谁都不用问。
　　我和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彼罗娃），还有伊林比别人都早到达。像往常一样，列宁第一个准时来到，他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来的。我们请所有刚到的人立即定好吃的东西，以免开会期间饭店的仆人到我们这儿来。被邀请的我们全体同志都出席了会议。一共十九人，即：（1）娜·康·克鲁普斯卡亚、（2）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3）亚·亚·波格丹诺夫、（4）维·米·韦利奇金娜（邦契布鲁也维奇）、（5）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6）莉尼·曼德尔施塔姆（克鲁奇宁娜）、（7）马·尼·曼德尔施塔姆（利亚多夫）、（10）奥·波·勒柏辛斯卡娅、（11）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林）、（12）瓦西里也娃、（13）沙霍夫（马利宁）、（14）弗·弗·伊林、（15）印萨罗夫^[33]、（16）印萨罗娃（耗子）、（17）谢·伊·古谢夫、（18）阿布拉莫夫、（19）列·格罗莫佐娃。后来参加的有：（1）沃罗夫斯基、（2）卢那察尔斯基、（3）捷姆利亚奇卡（奥西波夫）^[34]。
　　弗拉·邦契-布鲁也维奇被选为主席，而潘·尼·勒柏辛斯基作记录。列宁首先就党内的情况做了一个不长的报告。他作结论说，继续容忍这种状况就是犯罪行为，他马上补充说，为了实现许多积极的党员的强烈愿望，现在宣读告全党书或告党员书的草稿，必须向我们所有委员会介绍事情的真实情况。因为据我们这里得到的情报，远非一切委员会都能正确地了解党内及其中央机关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于是列宁宣读了《告全党书》的原文^[35]。这个宣言的全部内容非常符合大多数与会者的情绪，因为它表达了我们每个人朝夕思慕的想法，在我们亲密的人的各种小组会、座谈会和谈话中曾多次反复考虑和讨论过。由于大家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文件对我们在思想上争取大多数人的斗争具有异常重要意义并起着巨大作用，所以宣言经过讨论之后，马上就印出来了，并在国内外广泛散发。
　　宣言中写道：

　　“不久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十二个赞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党员，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我们党内的危机和摆脱这一危机的办法，并决定向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党员发表下述宣言：
　　同志们！党内生活的深重危机还在拖延下去，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混乱状态日益加剧，新的冲突不断发生，党的各方面的正常工作都被挤掉了。年轻的还没有来得及巩固的党的力量，在极大的程度上白白浪费掉了。”^[36]

　　“我们认为，结束危机的真正出路就是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有代表大会能够澄清情况，解决冲突，把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召开代表大会，只会使党日趋瓦解。
　　所有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意见，我们认为，无疑都是站不住脚的。”^[37]

　　“代表大会非开不可！”我们向我们的各组织呼吁。“就是在党内生活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由于历史时期的特殊，由于世界局势向党提出了新的任务，代表大会也是必须召开的〔文件中写道〕。在目前党内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为了探求一个真正的明智的摆脱危机的办法，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为了保持党的荣誉和尊严，就更必须召开代表大会。
　　为了消除混乱状态，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做些什么呢？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进行下列改组，我们将采取一切可靠的办法来维护和实现这些改组措施。
　　一、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交给党内多数派。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目前的编辑部显然已经不能使中央机关报为全党利益服务，这是十分明显的。小组的报纸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党的机关报。
　　二、正确调整国外地方组织（同盟）和全俄中央即中央委员会的关系。目前，同盟成了第二个党中央，随心所欲地指挥志同道合的集团，根本未把中央放在眼里，——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必须结束。
　　三、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38]

　　这个号召简直把孟什维克气疯了，我们很快就收到了最良好的反映。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来自俄国的答复。给我们寄来充满坚决赞成决议的有：（1）高加索联盟，（2）梯弗利斯委员会，（3）巴库委员会，（4）克烈缅楚格委员会，（5）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6）莫斯科委员会，（7）敖德萨委员会，（8）里加委员会，（9）彼得堡委员会，（10）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和以日内瓦小组为首的许多国外协助小组。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以加倍的努力开始工作。我们把这次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叫作“志同道合者的非正式会议”。

^[1] 1929年于莫斯科初次发表在《新世界》杂志1929年第1期和《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期上。刊登时有删节。

^[2] 指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后因警察追捕，迁至伦敦。

^[3] 彼·伯 ·司徒卢威（1870-194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在九十年代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后来是立宪民主党的首领之一。十月革命后，成了苏维埃政权的凶恶的敌人，白匪逃亡者。
　　“解放派”是团结在《自由》杂志周围的自由君主资产阶级集团（《自由》杂志是彼·伯·司徒卢威主编的，1902-1905年在国外出版）。“解放派”后来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4]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邦契-布鲁也维奇（1868-1918）在九十年代开始革命活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成为布尔什维克。给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和《无产阶级报》撰稿，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职业是医生，十月革命后，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保健委员会，从1918年起任卫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5] 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林）（1868-1944）—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党史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馆长。
　　奥·波·勒柏辛斯卡娅（1871-1963）是潘·尼·勒柏辛斯基的妻子，从1898年起是苏联共产党党员，生物学家，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从1950年起）。

^[6] 瓦·瓦·沃罗夫斯基（普·奥尔洛夫斯基）（1871-1923）—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活动家，苏维埃外交家、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任驻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的全权代表（1917-1919），驻意大利的全权代表（1921-1923）。1923年5月10日在洛桑被法西斯分子康拉基杀害。
　　谢·伊·古谢夫（德拉勃金）（1874-1933）—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从1918年起在红军中作政治工作，从1925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自1923至1933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马·尼·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1872-1947）—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1905-1907年的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20年又回到俄共（布）的队伍中来，从1923年起任莫斯科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莉·巴·曼德尔施塔姆（克鲁奇宁娜）（1869-1917）从1895年起参加工人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她在布尔什维克《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出版社工作，参加了十二月的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曾被捕并驱逐出境。回国后，又被驱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7] 尼·伊·马利宁（尼·沙霍夫）（生于1877年）—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脱党，1919年初，重新入党。
　　马·莱博维奇（策伊特林）—社会民主党人，1904年2月1日以前主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日内瓦国外发行部工作。

^[8]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01年10月建立。加入同盟的有“火星派”和“曙光派”组织的国外部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组织（其中包括“劳动解放社”）。同盟提出的任务是传播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和建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同盟作为唯一的国外的组织并责成它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
　　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903年10月13-18日（26-31日）于日内瓦召开的。会议日程的基本问题是列宁做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及其战友在马尔托夫作了诽谤性发言之后退出了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利用其多数通过一系列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从这个时候起同盟成为孟什维克的堡垒，它存在到1905年。

^[9] 党总委员会（1903-1905）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成立的，是党的最高机关，负责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和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了，在两届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成为党的唯一的领导中心。

^[10] 加·达·莱特伊仁（林多夫）（1874-1919）—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19年牺牲于东方战线。
　　康·米·塔赫塔烈夫（塔尔）（1871-1925）—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者。党分裂后他同情孟什维克，可是不久就离开了党，从事科学和教育活动。

^[11] 指的是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关于选举代表大会的常务局成员为三名的建议（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53和548页，注159）。

^[12] 尔·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1920年流亡德国，出版反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讯报》。

^[13]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56-67页。——编者注

^[14] 亚·尼·波特列索夫（旧教徒）（1869—1934）—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反对苏维埃政权。

^[15]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48-1919）—著名民粹派运动的参加者（参加过“民意党”和“黑分派”组织），后来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78年为了抗议当局侮辱被关押的政治犯，博哥柳勃夫，她枪杀了彼得堡市政长官特烈波夫。1880年流亡国外，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参加建立 “劳动解放社”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译成俄文，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编辑部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她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

^[16] 弗·成·林格尼克（库尔茨，瓦西里也夫）（1873-1936）从1893年起参加革命工人运动，火星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以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在十二、十三、十四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晚年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

^[17] 巴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在十九世纪末是革命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著名参加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敌视十月革命，死于国外。

^[18] 《社会民主党人日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出版的不定期机关刊物。从1905年8月起至1912年4月共出版十六期，1916年出版了一期。列宁关于出版《日记》一事于1905年4月5日给彼·阿·克拉西克夫写信说：“看到普列汉诺夫的《日记》了吗？简直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忧郁语调！可怜的老头子，生气是没有用的，可是好头脑……”（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126页）

^[19] 莱博维奇。

^[20] 弗·威·林格尼克当时是我们党中央委员。

^[21] 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第288页（《列宁文稿》第5卷第123页）。

^[22] 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亚历山大罗夫，穷戏迷）（1863-1933）—俄国革命运动最老活动家之一，著作家，从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后来主持联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工作。

^[23] 弗·亚·诺斯科夫（波里斯·格列博夫）（1878-1913）—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对孟什维克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在反动年代脱离了政治活动。

^[2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其专门决议中指出《火星报》在捍卫党的斗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并宣布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党总委员会里有机关报派的两名成员。列宁最初参加党总委员会是代表中央机关报的，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之后，是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25] 见《布尔什维克地下的技术设备》第1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年版第258-267页。——编者注

^[26] 即署俄国社社会民主工党。——编者注

^[27] 亚·亚·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列兵）（1873-1928）一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经济学家，职业是医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潮时期，他参加过召回派。十月革命后，亚·亚·波格丹诺夫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26年起担任他创办的输血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28] 1904年9月22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给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信中（《列宁文集》第15卷第213页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写道： “多数派想出版自己的著作难道这是新消息。出版社已被邦契-布鲁也维奇接过去了，但是总委员会决定，多数派无权在自己著作上写上 ‘俄国社会民工党’的字样（他没有注意到在阿基莫夫和梁赞诺夫的小册子上写有这样的标题）。邦契-布鲁也维奇害怕如不听总委员会的话，会把他开除出党，所以出版社改组了。现在出版者是邦契-布鲁也维奇和尼·列宁。出版了多数派的小册子：《打倒波拿巴主义！》、《我们的误解》、《为党代表大会而斗争》。”

^[29]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洛桑休养是7月12或13日至7月20日（自6月25或26日至7月8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656-657页）。

^[30] 指的是经济派的宣言（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等人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在宣言中陈述了他们敌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的观点。经济派否定工人阶级的作用，认为工人只应进行经济斗争。列宁在1899年流放中为了反对《信条》，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书》并将它寄给国外的“劳动解放社”，《抗议书》于1899年初次发表。（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146-158页）

^[31] 彼·阿·克拉西柯夫（巴甫洛维奇，别尔斯基）（1870-1939）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肃反侦查委员会主席，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自1924年起任最高法院检查长，自1933年至193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

^[32] 列宁著《我们争取什么？》（告全党书），《列宁全集》第7卷第438页。——编者注

^[33] 印萨罗夫（伊·克·拉拉杨茨）（1870-1933）—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积极参加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成为布尔什维克。1913年末被永久流放到西伯利亚，脱离了政治活动。自1922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工作。

^[34] 罗·萨·捷姆利亚奇卡（罗·萨·扎尔金德，奥西波夫）（1876-1947）—职业革命家，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是历届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自1939年起和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后来任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35] 《告全党书》的小册子于1904年9月上半月出版。小册子里刊登的第一个文件是列宁的《告全党书》一文（《列宁全集》第7卷第447-454页），在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参加的会议上作为正式的告全党书通过的。这篇文章是以《二十二人的宣言》而著名。

^[36] 《列宁全集》第7卷第447页。——编者注

^[37] 《列宁全集）第7卷第450-451页。——编者注

^[38] 《列宁全集》第7卷第452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