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委员会的最初时期

人民委员会的最初时期^[1]

　　人民委员会是根据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这个决议于1917年10月27日向全国公布了，并于1917年10月28日发表在《工农临时政府报》^[2]第一号上。这个决议称：“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3]
　　从这几句话中清楚地看出，新政权对其自身的组成是多么慎重。处于管理国家核心地位的人，在完全依靠工农群众的意志同时，认为必须规定出自己的临时任务，在彻底弄清楚全部政治情况之前，暂缓建立最终的政权机构。但是，新的政治航船的航向已经完全正确地确定，它的航向无论在立宪会议面前（立宪会议变成了持续一个晚上的空谈场所），无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面前，自然都不能改变。立宪会议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得到任何的支持，因为它毫无用处，而被放弃了。^[4]
　　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后最初时刻，就得考虑政府的机构和形式。现在我还记得，列宁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担负着极其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听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之后，从一台电话机走向另一台电话机，顺便说道：
　　“应当成立管理国家的各个委员会，它们将成为各人民委员部。这些委员会的主席称为人民委员。主席委员会将成为人民委员会，全部政权归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它的活动，它们有权罢免各委员”。
　　这个极简短的谈话就决定了新政府权力的组织形式。使大家不由地注意到，列宁在几乎连续不断的二十来年革命侨居期间，有时间考虑一切问题，准备会有一天无产阶级革命宝剑将砍掉资产阶级多头蛇的头，到那时候，政权转到劳动者手中已不是甜蜜的幻想，而是战斗的现实。以列宁为首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的人民委员会的成员立即召开全体会议，除了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5]未出席会议，他当时在莫斯科，完全同莫斯科的同志们一起工作，这样他没有就任财政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会的第一个法令是关于出版的法令^[6]，在法令中年轻的政府确定了其对资产阶级出版业和在出版方面实行限制的观点，之所以必须实行限制，是由于资产阶级手中掌握的这个内战武器曾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巨大的危害。
　　人民委员会最初开会是不定期的，是根据需要，因为所有委员都忙于实际工作。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逐日走上一定的轨道，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立法机构已经开始正常工作。它的创造日益扩大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旧社会的资产阶级基础被工人和革命农民政府的坚强意志有力地、无情地消灭了。现在，惊慌的战斗生活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多，人民委员会的各项法令已为所有人当作自然而然的东西所接受。当时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街道上进行激烈斗争的日子，人民委员会的法令是真正的革命法令，它的力量时常为赤卫队员的雷厉风行的行动所证实。例如，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1917年12月27日（14日）颁布的法令消灭私营银行那样。
　　研究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大部分是在人民委员会里拟定和讨论的），使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查明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实际政策的关键，因为它们有了立法形式之后，反映出俄国新建设的全部创造。

1920年于莫斯科

　　在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过了大约五天，列宁夜晚在我家吃晚饭时，似乎在就寝之前，突然兴奋地说起，着手做管理国家的组织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为此应该立刻建立机构，首先是中央政府直属机构。非常明显，管理国家的蓝图他很早就已想过，可以说，能够清楚地说出来，因为他能对每个问题立刻作出明确的答复。
　　“您着手组织全部的管理机构^[7]”，他对我说，“必须建立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强有力的机构，因为无疑在最初时期，也许在很长时间里各种事务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我们办公厅来。您把全部工作抓起来，同我保持直接的经常联系，因为有很多问题显然需要马上解决，甚至不用向人民委员会报告或者与各人民委员联系。把各人民委员部组织好，”他补充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同意着手作这项工作，第二天早上我首先到斯莫尔尼去了，给列宁找一个办公室，对他个人方便一点的，要和他在斯莫尔尼的住处相连接的，准备让他迁到那儿去住。在革命的最初几周，他住在我那儿。
　　我们打算在列宁的办公室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这个办公室的隔壁需要一个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用的大房间，要把秘书、办事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安排到那里。斯莫尔尼的房间给这样的机关用不方便，因为房间都很高大，又没间壁。但是终于找到了两间毗连的房间，一间小一点，另一间大些，我们就在这儿安顿下来了。首先把列宁的办公室装备起来，并照料安装上交换台，以便经过彼得格勒中央电话局进行电话联系。电话员是我们党的党员，是我给人民委员会请来服务的第一个工作人员。
　　普尔科夫高地和彼得格勒周围还进行战斗^[8]，不仅全部时间得考虑建立政府机构，而且要过问军队供给、运送武器、疏散伤员的工作。同时，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斯莫尔尼涌来工人、居民、外交使团、各种军事随员，也有临时住在彼得格勒的外国人。收到各省来的大量电报、函询，对所有这一切都要立即答复，可是管理机构还根本没有。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得赶紧建立起来。我请来两三个同志帮助设法把房间布置好。我们开始摆桌子、凳子、长凳子，把我们工作用的大厅间隔开，布置了两个接待室，接待室门口派两个哨兵，摆好了登记来访者、收邮件、文件用的桌子，安排了一个存衣室。在列宁办公室门口指派专门的经过考验的、我们十分熟悉的赤卫队员轮流值班，不经允许他们不得把任何人放进列宁的办公室，除了向他们公布的特别名单上的人员以外。
　　最初一个时期，不仅白天工作，而且几乎每夜通宵工作。请求人来得特别多，以致无法全都接待。经列宁的同意，自最初日子起使每个来访者，无论他是什么人，都能自由地到政府来申明自己的要求。很多人由于好奇心、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都来访，即在最初日子里已经清楚了，必须把这样的来访者引导到别的地方去。不久，我们就让他们到市议会去，只要是涉及到市政的事，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那里把全部工作都承担起来了。
　　在斯莫尔尼，在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周围，其它各人民委员部的临时办公机构也开始建立了。我们在这儿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委员部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生活本身推动我们如此，因为必须组织接见各大使馆的外国外交人员，他们几乎每天都到我们这里来。
　　必须成立财政人民委员部。明仁斯基^[9]同志被推荐为财政人民委员。他的任命是在夜晚公布的。明仁斯基当时被工作累得精疲力尽。为了立即执行政府的命令，他和一个同志搬来一个长沙发，把它放在办公厅的墙边，在一张纸上边写着几个大字：“财政人民委员部”。把它挂在沙发的上面，他躺在沙发上睡觉，很快就睡着了，他酣甜的鼾声传遍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厅。
　　列宁从办公室出来，我对他说：
　　“您看，我们又成立了第二个人民委员部，就在这附近，给您介绍一下，”我把列宁领到沙发跟前，明仁斯基同志躺在上面，睡得很安宁。
　　列宁读了一下题字，看见正在睡觉的人民委员，便善意地哈哈大笑起来，并说这很好，人民委员们开始养精蓄锐了。
　　我们逐步地建立苏维埃机关，不久就工作得相当明确。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得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得快，因为其中许多问题不容有丝毫拖延的。列宁要求我只在最重要的情况下才去请示他，在有些人民委员部还没建立的时候，其余全部工作都要我自己负责，就像他说的那样：“做，再做”。我只坚持一点意见，让他允许我将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一天的工作情况扼要地向他报告。最重要的文件和指示当然我总是认为必须请他签署或者亲自批准。有些情况，必须和任命的人民委员同志商量，最初时期，他们还没有接触旧政府各部的工作，他们应该接管这些部，因为很快就发现旧官吏在怠工。
　　我们的管理机构逐渐加强，尽管其中工作人员人数很少。过了一段时间，总算给人民委员会会议安排了一个专门会议厅，使列宁摆脱了无数的来访者，把许多事务和会议挪到人民委员会会议大厅去了。
　　在政府迁移到莫斯科以前，情况一直是这样，迁到莫斯科以后办公厅本身的工作就比较少了些，因为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已经安排就绪。

1930年于莫斯科

^[1] 初次发表在1920年11月7日《红色报》上。

^[2]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41页。——编者注

^[3] 《工农临时政府报》是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1917年10月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根据1918年3月10日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停止出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成为政府报纸（见《苏维埃政权法令》1957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570-571页）。

^[4] 见本书第204-224页。——编者注

^[5] 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1870-1928）是最老的革命运动参加者，著名党和国家活动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反宗教著作的作者，《资本论》三卷和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其它著作的翻译者和编辑者。积极参加十月革命，从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多次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6] 见《苏维埃政权法令》第1卷第24-25页，1957年莫斯科版。——编者注

^[7] 1917年11月1日（14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批准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为政府办公厅主任（见《苏维埃政权法令》1957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581页）。

^[8] 指的是镇压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反革命叛乱。1917年11月13日在普尔科夫高地区域里（自南通向列宁格勒的要冲的丘陵）红色近卫军部队摧毁了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骑兵军团。

^[9] 维·鲁·明仁斯基（斯切平斯基）（1874-1934）——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积极参加彼得格勒的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和起义工作。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从1919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自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