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彼·阿·克鲁泡特金

纪念彼·阿·克鲁泡特金^[1]

列宁和彼·阿·克鲁泡特金的会见

　　二月革命以后，1917年6月12日，彼·阿·克鲁泡特金从英国回到了俄国，想定居彼得格勒。可是，不久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并迁到莫斯科去了。
　　这是1918年的事。有一天，克鲁泡特金家里的人，像是他的女儿和女婿，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来找我，讲述了他安置在莫斯科所遇到的苦恼。很明显，这完全是误会，无疑，克鲁泡特金作为一个老革命家，即使在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也完全有权得到固定住房。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彼·阿·克鲁泡特金恢复老交情的。
　　我马上把全部情况报告给列宁，于是他命令立即发给克鲁泡特金住宅受到保护的证件，这件事我立刻就办妥了。不久，为了了解他的生活情况，我到他那里去了一次。我们的会见是非常亲切友好的。克鲁泡特金生活极其简朴；屋里书很多，全部陈设说明，他正在努力从事写作。
　　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谈了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他在晚年赶上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照他的看法，四十岁以内的人能积极参加革命。当时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党在革命事业中整个从事地下工作的，有经验的一部分人就是比较老的。于是他说：“对俄国来说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五十岁和五十岁以上的优秀革命家。而我的年纪，则又当别论……”然而，他对我们的一些复杂生活事件非常关切，并且在白匪军和反苏维埃的敌人包围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时候，他真心实意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而伤心。他对我说：
　　“在当代的革命政党的全部活动中应当记住，以革命而告终的无产阶级十月运动向所有人证明，社会革命是可能的。宁可作许多其他牺牲，也应全力保住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布尔什维克党做得很好，采用了真正无产阶级的旧名称：共产党。假如说她不能取得所希望的一切，那么至少她也能为文明国家照亮一百年的路程。她的思想如同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一样，将逐渐被各国人民所接受。十月革命的巨大功绩正在于此。”
　　必须指出，在1920年夏天，像恩·克·列别捷夫^[2]报告的那样，英国工人代表团访问了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请代表们带回一封长信《致西欧工人》。在这封信中他写道：“欧洲各国的劳动者及其他各阶级的朋友首先应当迫使本国政府放弃武装干涉俄国事务的主张，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伪装起来的，即不论是以武装援助的形式或者以资助各列强的形式进行的，然后迫使本国政府恢复同俄国的关系”^[3]。
　　当然，作为一个始终不渝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不承认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形式。他一向是反对政党和国家的。但是当有机会同他谈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问题时，他懂得，没有国家政权是无法巩固革命成果的。在我们第一次会见时，克鲁泡特金问我：
　　“有人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一本关于国家的非常好的书，这本书我还没见到，也没读过，他在这本书中预告说，国家和国家政权最终是要消亡的。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一大胆的发展值得最深切的尊敬和注意，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我把十月革命看成是把上一次革命即二月革命引向合乎逻辑的结局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和联邦制的尝试。”
　　1918年在莫斯科生活是困难的。克鲁泡特金接受自己的一位熟人奥尔苏菲也夫的建议迁往德米特罗夫市他的家里，并在那儿定居。1918年春天，克鲁泡特金和全家一块儿迁到奥尔苏菲也夫家，有四间房，就在那里安置下来了。他有时从德米特罗夫市到莫斯科来，他每次来，我都同他见面；此外，他还就各种各样的问题给列宁和我写信。克鲁泡特金虽然经常闹小病、感觉不舒服，还是力争参加当地的社会生活。他在教师代表大会上发言，参加合作社工作人员代表大会，并热情支持建立边区博物馆的主张。
　　我经常告诉列宁有关克鲁泡特金的生活条件和我同他谈话的情况。列宁对克鲁泡特金非常尊敬。他非常器重这位论法国大革命一书的作者，详细地谈过这部优秀著作的优点，注意到克鲁泡特金第一次以研究家的眼光看待法国革命，他注意人民群众，处处提起手工业者、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代表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列宁认为克鲁泡特金的这部科学著作是经典著作，坚决建议大家读这本书，并广泛推广。他说，完全有必要大量再版这部书，并免费散发到全国所有的图书馆。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列宁表示希望和克鲁泡特金见见面，并和他谈谈。1919年4月末，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馆里。

　　“亲爱的克鲁泡特金：我从米勒尔^[4]那儿听说您准备来莫斯科。这太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您致意，他对我说，很想和您见面。如果您准备来莫斯科，请打个电报来，以便能知道您何时来，——我也很想见到您。
　　致同志的敬礼

您的弗·拉·邦契-布鲁也维奇”

　　不久，克鲁泡特金来到了莫斯科，他立即通知了我。我拜访了他，他说收到了我的信，当然，他也希望见见列宁。
　　“我有很多事需要和他交谈一下，”他补充说。
　　我们约好我用电话通知他见面的日期和时间，我提议把这次会见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家里。这次谈话是在1919年5月初，所以列宁同克鲁泡特金的会见，我差不多可以正确无误地确定为5月8日到10日。列宁指定在人民委员会下班之后，并通知我，五点前他到我家来。我打电话把这件事通知了克鲁泡特金，并派汽车去接他。列宁比克鲁泡特金先到我家。我和他谈论了关于过去时代的革命家的著作。列宁说，我们出版曾侨居国外的俄国革命家的著作的时代毫无疑问一定会到来。列宁从我的藏书里一会儿拿起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这一本书，一会儿又拿起另一本，这些书从1905年起我就收藏着，他很快地一页页翻阅着。在这个时候通知说克鲁泡特金来到了。我去迎接他。他顺着我家很陡的楼梯慢慢地上楼来。列宁在走廊里快步向他迎面走来，高兴地微笑着欢迎他。列宁挽着他的手，很关切地、很有礼貌地把他让进屋，就像让进办公室一样，让他坐在安乐椅上，而自己就在桌子对面坐下。
　　克鲁泡特金神采奕奕，并立刻说道：
　　“我看见您是多么高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您观点不同。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承认，无论是行动方法还是组织上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您和您的同志们为共产主义所做的一切对我这颗老人的心灵来说，是很亲切的、令人高兴的。可是，你们限制合作社，而我拥护合作社！”
　　“我们也拥护！”列宁大声说道。“但是我们反对隐藏着富农、地主、商人和一般的私人资本的合作社。我们只是想撕下假合作社的伪装，并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参加真正的合作社。”
　　“这一点我不反对，”克鲁泡特金回答说，“而且，在有这种情况的地方当然需要竭尽全力与一切谎言和欺骗作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掩饰，我们应当毫不留情地揭穿各种谎言，但是就在德米特罗夫市，我看到时常有迫害合作社工作者的事，这些合作社工作者与您刚才说的那些人毫无共同之处，而这是因为地方当局，甚至可能是昨天的革命者，像一切其他政权一样官僚主义化了，变成了任意摆布下级的官老爷，他们认为，所有的居民都听命于他们。”
　　“我们随时随地都反对做官当老爷，”列宁说，“我们反对官僚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这件古董如果存在于我们的新制度中，我们应当连根铲除。克鲁泡特金，可是您也清楚地懂得，改造人是很不容易的，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最难攻破的堡垒是人的头脑！我们采用一切措施为了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且生活本身当然也逼着我们去学习许多东西。我们的不文明、我们的文盲、我们的落后状态当然也能感觉出来，但是任何人也不能把这个政权的各个机构做错的事，尤其是那些内地的，远离中央的地方做得不对的事，都归咎于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政权。”
　　“但是，所有受这个无知的政权影响的人当然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彼·阿·克鲁泡特金大声说道，“这个政权本身对每个掌权的人来说，就有极大的害处。”
　　“可是毫无办法，”列宁补充说，“带着白手套是不能完成革命的。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犯了不少错误，还会犯错误；凡是能够改正的我们正在改正，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们有时简直很愚蠢。尽管有这些错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请您帮助我们，请把您发现的一切错误告诉我们，请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以最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错误。”
　　“无论是我，还是别人，”克鲁泡特金说，“都不会拒绝给您和您的同志们以可能的帮助……我们将告诉您正在发生的错误以及由于这些错误而在许多地方产生的呻吟……”
　　“不是呻吟，而是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毫不留情地与之作斗争的反革命分子的狂吠…
　　“可是您说没有政权不行，”克鲁泡特金又谈起理论，“但是我说可以……您看，无政府主义运动是怎样炽烈起来的。就在英国，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在一个码头上码头工人组织了一个很好的、完全自由的合作社，所有其它生产部门的工人都源源不断地参加这个合作社。合作社运动声势浩大，而且就其实质来说也很重要…
　　我看了一下列宁。列宁的眼神带着嘲笑的表情：聚精会神地听着克鲁泡特金说话，看来他感到迷惑不解，在十月革命这样巨大的革命高潮时期，竟能喋喋不休地谈论合作社。可是克鲁泡特金还是继续讲在英国的另一个地方也成立了合作社，在意大利的一个什么地方也建立了一个小的（合作社）（联邦，在法国工团主义运动怎样炽烈起来……
　　“非常有害的运动，”列宁忍不住插话说，“这个运动毫不注意生活的政治方面，而且明显地腐蚀着工人群众，使他们脱离直接斗争……”
　　“但是工会运动团结着几百万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因素，”克鲁泡特金激动地说。“和合作社运动一起——这就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这一切都非常好，”列宁打断他的话，“当然合作社运动很重要，但是只作为工团主义运动是有害的；难道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这种运动吗？难道只有它才能产生某种新事物？莫非您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会给合作社运动让路吗？它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个运动抓到自己手里。这个英国工人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社团体要遭到最残酷的镇压，并变为资本的奴仆，资本将用千万条绳索捆住它，像蜘蛛网一样将您异常喜欢的合作社运动中的新的正在产生的思潮给束缚住。请原谅，但是这一切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都是毫不足道的！需要群众的直接行动，而目前那里正缺少这种行动，既谈不上联邦制，也谈不上共产主义，更谈不上社会革命。这些都是儿戏，是空话，既无现实基础，又无力量，也无办法，这种空话几乎不能使我们接近任何社会主义目标。”
　　列宁从桌旁站了起来，清楚、明确、兴奋地说了这番话。克鲁泡特金倚着安乐椅的靠背聚精会神地听着列宁的热情洋溢的话，在这之后就不再谈论合作社了。
　　“当然，您说得对，”他说道，“没有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也办不好，没有殊死的斗争…
　　“不过，只是没有群众性的斗争才办不成事，”列宁大声说，“我们不需要个别人的斗争和谋杀，而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早该明白。只有到群众中去，只有经过群众并且和群众一起……一切其它办法，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的办法，已被历史宣布无用，这些办法任何人都不需要，毫无用处，吸引不了任何人，并且只能腐蚀那些不管怎样迷恋上这个陈腐的老办法的人……”
　　列宁突然停顿下来，非常和蔼地微微一笑说道：
　　“对不起，我好像只顾说话，使您感到疲倦了。可是您看，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特别爱好的题目，而且它对我们是如此亲切，以致我们谈起来心情就非常激动。”
　　“不，不，”克鲁泡特金回答说。“如果您和您的同志们都是这样想，如果他们不醉心于权力，并感觉自己是保了险的不会受国家制度的奴役，那么他们就能做成很多事情。那时革命就会真正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我们将努力去做，”列宁温和地回答说。
　　“我们需要有受过教育的群众，”列宁说道。“多么希望，比如您的《法国大革命》^[5]一书能够大量出版。要知道，它对所有的人都是很有益的！”
　　“可是在哪儿出版呢？在国家出版局我不能……”
　　“不，不，”列宁狡黠地微笑着打断克鲁泡特金的话，“何必呢？当然不在国家出版局，而是在合作社出版局……”
　　克鲁泡特金赞同地点点头。
　　“那好吧，”他说道，显然对这种赞许和建议他很高兴，“如果您认为这本书有意思并且需要，我同意出版简装本。也许能找到愿意接受这本书的合作社出版局……”
　　“能找到，能找到，”列宁肯定地说，“我相信这一点……”
　　谈到这里，克鲁泡特金和列宁的谈话就要结束了。列宁看了看表，站起来说他该去准备参加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他极其亲切地与克鲁泡特金告别，并对他说，将永远高兴收到他的来信。于是克鲁泡特金和我们告别之后向门口走去。我和列宁送他出去。
　　“太老了，”列宁对我说。“您看他生活在一个革命声势浩大波及每个角落的国家里，而他除了进合作社运动以外，别的什么也想不出来。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所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改革者和理论家思想的贫乏，在群众创造的时刻，在革命的时刻，他们对于应当做什么，怎么办，从来提不出正确的计划，正确的指示。要知道，如果稍微听了他的话，我们这里明天就要出现专制制度，于是我们大家，其中也包括他，都要被吊死在灯柱上，而他被吊死只是因为他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可是他写了多么好的书，他的思想和感情多么新鲜，多么充满青春活力，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什么也没有……确实，他太老了，应当关心他，要尽可能帮助他，而且这事要做得特别委婉、谨慎。不管怎样，对我们来说，他的美好的过去和他写的那些著作是有价值的，是宝贵的。请您不要把他放在一边不管，要关照他和他的家庭，并把他所需要的一切都立即通知我，我们一块儿讨论所有的问题，并且帮助他。”
　　列宁和我一边谈论着克鲁泡特金以及和他同年纪的人，一边向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大楼走去，十五分钟之后我国政府的例会就要在这里举行。

彼·阿·克鲁泡特金患病和逝世

　　1921年1月19日早晨我得知克鲁泡特金病重，他的严重心脏病发作了两次。我把这一令人忧心忡忡的消息立即报告了列宁。列宁要求我立即组织对克鲁泡特金进行抢救，而且他命令乘坐专列特快加车去德米特罗夫市。我同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联系，并立即提出一张有他参加的会诊医生名单，而铁路局则准备了专车。
　　我打电话和德米特罗夫市执行委员会联系，并吩咐他们派马车到车站接，还要求地方当局的代表也到车站来，以便就地和他们商讨进一步的措施。
　　我们让医生们乘上两辆汽车，通知了尼·亚·谢马什柯，就向萨维洛夫火车站出发了。这里已经准备好了由两节软席车厢和机车组成的专车。我们立即动身，列车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一直没停地抵达德米特罗夫市。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已经等候在那里。当他们得知我们是奉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直接命令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异常惊讶。
　　原来，地方当局对克鲁泡特金抱有成见。他们完全不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家。他们不了解这位著名的作家、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而对于在一所旧贵族的住宅里住着一位从前的公爵，还莫明其妙地受到庇护，议论纷纭，这更使那些地方掌权人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因为克鲁泡特金公开地大声疾呼不赞成这个边远的偏僻地方在急风暴雨的年代里所做的许多事情，不言而喻，地方当局与克鲁泡特金一家的关系是不好的，有时几乎是敌对的。我只好稍为详细地向地方当局的代表们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整个为人，以便使他们能充分理解列宁对他的关怀和担忧。
　　在德米特罗夫市彼·阿·克鲁泡特金住在列·尼·托尔斯泰很熟悉的奥尔苏菲也夫家的一所老房子里。克鲁泡特金和全家人占用一处不大的住宅，他自己住在一个最小的房间里，而且还是朝北的。他在这里睡觉和工作。我们来到时，克鲁泡特金正躺在床上。他那激动的、不时由于亲切而和善的微笑显露出光彩的面孔立刻表明他在生病，而且病得很重。
　　“克鲁泡特金卧床不起，”我当时就最初的印象写道。1月17日夜里他的心绞痛非常严重，一连持续了六小时。心脏和左臂剧痛而且并发呼息困难。克鲁泡特金喘不上气，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生命感到没有希望。
　　从莫斯科来的医生会诊，发现了格鲁布性肺炎。克鲁泡特金精神很好，眼睛明亮，目光锐利而深沉，说话流畅，神智清醒，但已七十八岁高龄，很使人担心和焦急。心脏功能很好，脉搏强而有力，但是进一步会怎样？护理和治疗事先都已规定好了。必要时，随时可以从莫斯科增加任何补充。我们大家都应当信赖强壮结实的体质，这个富有朝气的强大的革命精神，它以自己的威力与破坏性疾病相对抗。在第一次病情报告中，会诊医生报告我们说，“1921年1月19日在检查彼·阿·克鲁泡特金的时候，诊断为局部肺炎。鉴于病人年事已高，又有心绞痛发作的心血管现象，他的病情令人相当担心。病人精神很好，并且神智完全清醒。”
　　这份文件是由尼·阿·谢马什柯、弗·舒罗夫斯基、德·普列特涅夫、姆·孔察洛夫斯基、列·列文、斯·伊万诺夫斯基、阿·卡涅里签署的。
　　在一生中最后这几年里，克鲁泡特金顽强地写作早已构思的伦理学论文。还在莫斯科时，我到他那儿去过几次，经常碰见他身边放着很多各种语言的书籍，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些大批从鲁勉采夫博物馆借来的书。这里还有一些笔记本，上面他做了一些摘录，记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准备写他最喜爱的最后一部著作，他认为人们无疑是需要它的。

　　“1920年5月2日他在从德米特罗夫市写给自己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开始研究伦理学，因为我认为这件工作是绝对必要的。我知道，不是书籍创造流派，而实为其反。但是我同样也懂得，创造流派是要有体现基本思想、内容精湛的书籍的帮助。而且为了打下摆脱宗教束缚的、比等待阴间恩赐的宗教更高尚的道德基础，必须有深入研究的著作的帮助。
　　当人们在尼采和康德之间进行搏斗的时候（实际上康德的道德是宗教道德，不管他怎样用“哲学”来掩饰），即在尼采和基督教之间搏斗的时候，现在这种深入研究就更感到迫在眉睫”。〔注：见恩·克·列别捷夫的前面提到的文章中第48页。〕

　　然而，非常可惜，这个给新伦理学提供理论根据的极有意思的尝试，克鲁泡特金没能完成。

　　“他只写完拟定要写的论文的第一部分，即关于道德的各种学说的历史概述。而他打算阐述无政府主义的道德原理的第二部分没能写成。他只打了一个简短的草稿。彼·阿·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第一卷于1923年用俄文出版，并且不久便译成了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以及世界语”。〔注：同上，第48、57页（此书不是1923年出版，而是1922年由劳动之声出版社出版）。〕

　　疾病使克鲁泡特金中断了撰写他早已酝酿成熟的最后一部著作的工作。
　　当医生给克鲁泡特金诊断完了并到隔壁房间去商议的时候，我进到他的房间里，透过希望的帷幕我模糊地预感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和他见面。他靠着枕头躺着，显然有些疲倦，而且由于来了这么多医生和探望的人使他很激动。他的双目微闭着。我想也像悄悄地进来那样悄悄地出去，可是他用手招呼我。我俯身看他。他握着我的手，非常激动地感谢对他的关心，并要我向所有关心他的人，特别要向列宁，转达他诚挚的谢意。我不愿使他太累，就匆忙向他告辞。克鲁泡特金轻声地说：“愿你们在斗争中鼓起勇气。祝你们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公正和高尚，而且不要仇念太重：无产阶级高瞻远瞩……”
　　突然他欠起身子，把我拉近他的身边，并用劲地吻了我两下。他呼出的灼热的气息烤人，他的面颊上显出病态的红晕，我非常难过地看见他并意识到，这就是他，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不屈不挠的革命家，一颗为灾难深重的人类而跳动的强大的心脏，他已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快要死了！我感到很悲痛，很忧伤。眼泪使我哽咽。我控制住自己，看了又看克鲁泡特金端庄的面孔，并悄悄地走出房间。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而他那表现崇高精神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栩栩如生。
　　我们回到莫斯科已经很晚了。1月20日早晨，我立刻把我在德米特罗夫市彼·阿·克鲁泡特金家中看到的一切情况写信告诉列宁。
　　这封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亲爱的列宁：昨天我和谢马什柯以及几位医生到克鲁泡特金那儿去了。老人对给予他的关怀极为感动。他的病情严重，使人难过。心绞痛使心前区和左肩剧烈疼痛，每次发作要连续折磨他四到六小时，并且发作时呼吸非常困难。还并发了局部的格鲁布性肺炎。体温三十八度九。脉搏均匀有力。医生嘱咐说，因为病人年迈体衰，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他还活着，就得立即帮助他解决饮食问题。他完全不能吃黑面包，可是他家里没有白面。他需要麦粉、做汤用的土豆粉，等等。这一切我给您附上清单。他们没有煤油，因此不点灯。（昨天好容易弄到一磅煤油。）他需要牛奶，他们家有一头奶牛，可是没有饲料，奶牛勉强活着，应当拨给干草。这一切当然可以办到，因为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劈柴本应公家付款，而他们刚付过六万七千卢布，这完全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于是他们只好卖掉最后一点家具什物。
　　我开诚布公地与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谈了，他们也答应帮助克鲁泡特金一家，但是能办到的事不多。必需有中央的帮助。
　　食品可以从克里姆林宫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食品店得到，而煤油和干草则从有关的总管理局得到，只是这一切应当立即办好。如能把这一切委托给哥尔布诺夫去办那就好了，他很勤勉可靠，能把一切办好。

弗拉基·邦契-布鲁也维奇

　　又收到了一份报告，现寄给您。情况十分严重——老人很难经受得住。

弗·邦-布
1921年1月20日

　　在这封信的后面，我附上一张依我看是病人克鲁泡特金所必需的食品清单。
　　我派一个自行车队的士兵给列宁送去这封信以后，没过半小时，列宁亲自给我打电话，并叫我立刻到他那儿去。
　　“可是情况很严重，”他迎接我，不安地看着我说。
　　“是啊，报告上的情况很不好。
　　“他是否一切都有了保障？我说的是治疗方面，”列宁问我。“至于谈到供应，当然这些事应当马上办好。您的清单全都包括了；您一向是这样，精打细算，这很好，但是我请您亲自照料一下这件事，以便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能集中起来，包装好，并派可靠的人送去，以免路上被偷光。”
　　列宁把食品清单又看了一遍。
　　不待说，我很情愿担负起这件事，并将从德米特罗夫市打来的所有电报都用电话报告了列宁。
　　第二天，经列宁批准和签署的清单上的所有食品，随旅客列车送往德米特罗夫市。包裹是由一位克里姆林宫专门派出人员送去的，他亲自把所有食品连同清单交给了彼·阿·克鲁泡特金的家属。
　　然而从德米特罗夫市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是令人不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愈来愈清楚，克鲁泡特金生命垂危。我们在等待新的悲伤的消息。在奥尔苏菲也夫的住宅里进行着生与死的最后的绝望的斗争，克鲁泡特金在那里安静地逝去，是他多年来用他的《造反者的演说》^[6]使许多政府、资本主义剥削世界的代表人物不得安眠，是他使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世世代代受资本权势压迫和奴役的劳动者、工人和农民的心里产生自豪的希望。
　　2月8日凌晨三时四十分，德米特罗夫市拍来电报，电文如下：

　　“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于凌晨三时十分安详地与世长辞了。死亡原因是心力衰竭。斯·伊万诺夫斯基医生，值班人员俄共（布）党员伊·伊格纳切娃。讣告请于今日见报”。

　　在接到这个悲痛的消息以后，我们收到了当地执行委员会的另一份电报，电报上说：“克鲁泡特金于8日凌晨三时十分逝世。”署名：“执行委员会值班员恩·哥里亚切夫”。
　　就这样，克鲁泡特金在病了二十二天之后去世了。
　　我立刻将这个悲痛的消息报告给列宁，他要求我参加克鲁泡特金的葬礼，并给他的家属和朋友们一切帮助。
　　彼·阿·克鲁泡特金的灵柩被安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7]以便和遗体告别。

1930年于莫斯科

^[1] 最初发表在《星》杂志1930年第4、6期上。

^[2] 恩·克·列别捷夫：《彼·阿·克鲁泡特金博物馆》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8年版。

^[3] 同上，第47页。

^[4] 米勒尔的特点是他的思想方法是半无政府主义的，他经常到彼·阿·克鲁泡特金家去，同样也常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为外贸人民委员部办事。

^[5] 看来指的是该书的单行本，因为1918年在莫斯科（伊·德·瑟京印刷厂）出版的彼·阿·克鲁泡特金全集第2卷（法译本，作者编）中收有彼·阿·克鲁泡特金的这部著作。《1789-1793年的大革命》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于1893年和1919年在巴黎出版。

^[6] 《造反者的演说》是著名地理学家埃利兹·列克留1885年在法国出版的，他收集彼·阿·克鲁泡特金发表在《造反》报上的文章，并以上述名称出版了单行本。

^[7] 根据彼·阿·克鲁泡特金的意愿，他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少女公墓，而未安葬在其家族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