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弗·伊·列宁在伦敦（1902—1903年）
尼·亚·阿列克谢耶夫
1902年2月底或3月初，我收到了尤·奥·策杰尔包姆（马尔托夫[1]）从当时出版《火星报》的慕尼黑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某些缘故《火星报》继续在德国排印已不适宜，因此，如果有可能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印刷厂排印报纸，编辑部就打算迁往伦敦。他要求我就此事的可能性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周刊《正义报》的编辑哈利·奎尔奇[2]同志进行谈判。在他的信中还附了维·伊·查苏利奇[3]给奎尔奇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为我进行谈判用的类似委托书这样的东西。第一次同奎尔奇同志会晤就有了结果；如果我们自己有排字工人，尽管《正义报》印刷厂的厂房狭窄，在那里排印《火星报》还是有可能的。
我当即把谈判结果告诉了尤·奥·策杰尔包姆，后来我接到通知，说火星报的人员在短时期内将陆续迁移到伦敦。弗·伊·乌里扬诺夫也给我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在这以前，我还没有直接认识他）。信中说，凡是寄给我并转雅科布·里希特的信件，都是写给他的。[4]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5]一起来到了伦敦。尤·奥·策杰尔包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才来，是在巴尔马晓夫[6]暗杀内务部长西皮亚金[7]的前几天到达的。有一天早晨，我顺便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把这一事件告诉了他，他说：“干得倒利索”。众所周知，这一事件成了《火星报》同社会革命党人就恐怖手段这个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的一个原因。
大约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住在一间所谓的“卧室”里，在伦敦有许多这样的“卧室”，都是由一些并不富裕的房东转租给别人的。后来他们在离市内铁道的金兹—克罗斯路车站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两个不带家具的房间。为此，他们不得不买了一套最简单的家具（两张床，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几个普通的书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在这两个房间里一直住到《火星报》迁往瑞士为止（1903年春）。我记得，他们房间里过分简陋的摆设曾引起女房东的怀疑。特别使她感到不安的是窗户上不挂窗帘，于是她坚决要求他们一定要买几块窗帘，否则她跟房主之间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房主要求这幢房子的所有住户都得有一定的排场。使约女士（女房东姓约）感到更为不安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手上没有订婚戒指。有人向她解释说，她的房客是一对完全合法的夫妻，如果她把没有戴戒指解释为不体面的行为，那么她就有为诽谤他人而受到法院制裁的危险，这样一来，她才不得不迁就了。向约女士作解释的并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而是康·米·塔赫塔烈夫[8]，他的妻子（即已故的阿·亚·雅库波娃[9]）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好朋友。作了这番解释之后，约女士才放下心来，对房客的摆设也就不再疑神疑鬼了。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自己料理简单的家务，如买食品，用火油炉做饭，洗地板等。过了一些时候她的母亲也来到伦敦，从此家务劳动有所减轻，然而老母亲却觉得住在异国很不自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伦敦之后就对我说，其他火星报的人员将过公社生活，而他根本无法在公社里生活，他不喜欢老是跟别人在一起。他估计，从俄国和国外来的同志们都将按俄国的习惯生活，而不考虑他的时间，因此他感到厌烦，要求尽可能让他避开一些过分频繁的来访。
那时，《火星报》编辑部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尤·奧·策杰尔包姆、维·伊·查苏利奇、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德[10]、亚·尼·波特列索夫[11]组成，但迁居伦敦的只有前面三个人。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只是来过一个时期。而阿克雪里罗德在《火星报》于伦敦出版期间则一次也没有来过。在离乌里扬诺夫夫妇住处不远的西德茅斯街上租了五个不大的房间，分布在两层楼里：一间作餐厅，另一间是为来客预备的，其余三间是维·伊·查苏利奇、尤·奥·策杰尔包姆和我住的。用煤气灶轮流做饭并不使我们感到特别麻烦。不过有时候我们也在格雷旅馆路上—家大众化的饭馆里填饱肚子。我们公社的陈设十分简朴。西德茅斯街是伦敦的一个贫民窟。我们的邻居都是英国社会的下层群众，尽管我们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麻烦，但是他们对待我们就象对待一般外国人那样，相当敌视。也许是经常有来到伦敦的同志们住在我们那里，这使他们感到很讨厌吧。英国的房租通常是按星期支付的，而房东却要求我们预付三个月的房租。在第二个三个月的中间他提出要我们腾出房间。公社就此垮了。不过在这以前公社成员对英国的生活情况已很熟悉，往后他们也能单独生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伦敦过着相当孤寂的生活。早在来伦敦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已经仔细研究过伦敦市的地图，他使我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自称为老伦敦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每当我们一起步行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他都善于选择最近的路线（从考虑经济出发，我们总是尽量避免使用马车和市内铁道）。未来伦敦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英语已经很好了，但是他决定继续进修提高，为此还登载了一则启事（好象是刊登在《埃塔凯乌姆》周刊上），说“一位俄国法学博士和他的妻子愿意以教俄语的方式来交换学习英语”。启事登出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家里来了三个英国人，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学生。一个是雷蒙德先生，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他的外貌象达尔文，是有名的“乔治—贝尔世家”出版商行的职员；另一个是公司职员威廉斯；第三个是工人约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认识的英国人大概就只限于这三个人。他有时也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麦·贝尔[12]那里去。麦·贝尔是社会民主党报纸的通讯员，后来他写了《英国社会主义史》和其他一些书籍。
当时长住在伦敦的俄国侨民有彼·克鲁泡特金、尼·瓦·柴可夫斯基[13]、弗·沃尔霍夫斯基[14]、切尔克佐夫、阿·尔·捷普洛夫、费·阿·罗特施坦[15]和出版《崩得通报》的一些崩得分子，《崩得通报》是以刊载情报消息为主的经常出版的小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这些人，特别是那些老侨民是几乎不见面的。不过有两次他不得不在怀特柴泊召开的俄国人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而且主要是为俄国籍的犹太工人讲的。第一次他作了批判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策略的专题报告；第二次是在1903年和其他演讲人（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演讲人是波兰社会党党员瓦尔斯基[16]）为纪念巴黎公社发表了演说，他的演说十分精彩，可惜没有留下记录。当时在伦敦有一个俄国人的演讲团体，它是在阿·亚·雅库波娃、康·米·塔赫塔烈夫和我的直接参加下组织起来的。在怀特柴泊每周都举行报告会，会上就各种社会问题展开热烈的辩论。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火星派和其他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辩论。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啤酒馆租了一个房间，举行了由尤·奥·策杰尔包姆主讲的报告会，题目已经记不得了。这次报告会非常成功，然而散会的时候，我们遭到了酒馆老板的一阵谩骂，他发觉我们这些人原来都不是喝酒的，所以就勃然大怒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都因编辑工作和其他事务到公社来半小时至一小时。一些俄国人有时也上我们这儿来。火星报的人员来到伦敦后不久，彼·格·斯米多维奇[17]常到我们这儿来（他曾协助公社安置家具）；他的妹妹印·格·列曼[18]（迪姆卡）住了一个半月。她的丈夫米·尼·列曼一心想用赛璐珞版在俄国印刷《火星报》，并且在伦敦的一家印刷所里用制好的这种版进行了几次试验。常来的还有基辅人阿·普·塔拉谢维奇和弗·姆·萨佩日科。他们竭力主张除《火星报》外再出版一种在论述方面更为通俗的给工人群众看的报纸。普列汉诺夫赞成他们要出版这种报纸的理由，但是编辑部的其他成员都反对，特别是尤·奥·策杰尔包姆。他对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这样说的：他自己反正是什么也不会写的。那时在基辅狱中有一批同志（尼·厄·鲍曼[19]、维·尼·克罗赫马尔[20]及其他一些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越狱行动。这些同志的到来使火星报的人员的生活特别活跃起来。列·格·捷依奇[21]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多次向大家公开作过他对西伯利亚的回忆报告。在其他一些俄罗斯人中我还记得的有已故的克拉斯努哈博士和多勃罗沃尔斯基。
我不能不提一下另一个来访者，那就是帕·尼·米留可夫[22]。他那时一心想把所有的俄国反对派都联合起来。我是在费·阿·罗特施坦家里见到他的。罗特施坦除了邀请我之外，还邀请了康·米·塔赫塔烈夫和几个崩得分子，其中我记得有亚历山大·克烈美尔[23]。帕·尼·米留可夫从我那里打听到维·伊·查苏利奇和《火星报》编辑部的其他几个成员都在伦敦后，想同他们见见面，他抱着这个目的就到我们公社来了。同他谈话的主要有尤·奥·策杰尔包姆和维·伊·查苏利奇。米留可夫指出马克思主义有极大的普遍意义，同时竭力斥责火星报的人员在巴尔马晓夫剌杀西皮亚金之后进行的反对恐怖手段的辩论，他要使我们相信，只要再有—两次成功的恐怖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部宪法……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经常工作是把国内来信解译岀来，把寄往国内的信件译成密码。记得我从德文尺牍本里曾抄下来不止十来封信，好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用密写墨水把密码写在行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或在自己家里工作。有时他们到郊外去或者参观伦敦的博物馆。位于南肯西格顿的富丽堂皇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的印象，然而伦敦的动物园却使他很感兴趣，比起标本来，他对活生生的动物更感兴趣。有时候也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拉去参加英国人召开的会议，我记得他参加过一次爱尔兰的群众大会，当时爱尔兰的领袖约翰·雷德蒙特[24]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半工人性质的俱乐部里参加过一次小型的会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十分珍惜时间的，所以他对来到伦敦的那些不珍惜时间的俄罗斯人不大喜欢。记得他对已故的莱特伊仁[25]（林多夫）每天到公社来非常恼火，莱特伊仁是从巴黎来的，常常到伊里奇那里去，伊里奇在公社里埋怨说：“怎么啦，我们这里过节吗？”
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方设法节省时间，然而却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给俄国侨民工人小组上课的建议，这个小组还是在火星报的人员未来伦敦以前，在我的直接参与下组织起来的。他多次同我一起到怀特柴泊去给小组讲解《火星报》编辑部制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他逐字逐句地给工人小组念了这个纲领，详细讲解每一个单词，对听众的所有疑问都一一解释清楚。这个工人小组按其组织成员来说是个小小的共产国际。参加者中间有俄国籍的英国人罗伯茨，他是一个青年钳工，出生在俄国，并在那里长大，曾在哈尔科夫的黑耳费里希—沙特机器制造厂工作，后来从哈尔科夫来到伦敦；有俄国籍的德国人席勒，他是从莫斯科来的装订工，在《火星报》当排字工人；有从敖德萨来的木雕工人塞加尔；有从彼得堡来的加工精密机械的钳工米哈伊洛夫以及其他一些人。后来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回到俄国去了，在党组织里工作。
有一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的时候，我嘲笑了伦敦《正义报》周刊上刊登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来临的文章（《正义报》不管适时与否总喜欢作类似的预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讥讽很不满意。他坚定地说：“我倒希望能活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那一天”，并且还对怀疑论者加了几个不好听的形容词。
自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小册子《怎么办？》问世以后，火星报的人员开始发生了分歧，后来就导致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不过这种分歧当时还没有超出编辑部的狭小范围。看来是由于编辑部的这些分歧而成为《火星报》在1903年春迁移到瑞士去的原因。当时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德常住在那里，但他们很少在《火星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分裂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日内瓦给我来信，对瑞士的气氛很不满意，他说：“我一个人反对迁离伦敦是事岀有因的。”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3期第148—154页
[1]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2] 哈利·奎尔奇（Henry Quelch，1858年1月30日——1913年9月17日），出身于铁匠家庭。1881年加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889年参加伦敦码头工人罢工。1892—1908年任20世纪出版社经理。1901年协助《火星报》印刷及出版。1913年在伦敦逝世。
[3]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年7月27日——1919年5月8日），186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75年起是巴枯宁主义者。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未遂，当场被捕，后无罪释放，此后流亡瑞士。1879年秘密回国，加入了土地自由社。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4年流亡英国。1897年流亡瑞士。1899年回国。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加入“统一”派。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逝世。
[4] 作者提到的弗·伊·列宁的这封信至今未找到。——编者注
[5]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6] 斯捷潘·瓦列里安诺维奇·巴尔马晓夫（Степ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Балмашёв，1881年4月15日——1902年5月16日），1900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斯摩棱斯克，同年获大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社会革命党的联合组织。1902年4月2日刺杀了内政部长西皮亚金，当场被捕，5月16日英勇就义。
[7]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西皮亚金（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Сипягин，1853年3月8日——1902年4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88—1891年任库尔兰省长。1891—1893年任莫斯科省长。1893—1894年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1894—1899年任内政部副部长。1899—1902年任内政部长，在任期间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02年被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
[8]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塔赫塔烈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Тахтарев，1871年6月7日——1925年7月19日），俄国社会学家。1892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工厂组织革命工人小组。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多次被捕。1897年流亡瑞士。1898年转向经济派。1900年参与协助《火星报》出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期间，既反对布尔什维克也反对孟什维克。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脱离政治活动，在大学任教。1925年因感染伤寒而逝世。
[9] 阿波罗妮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雅库波娃（Аполлин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Якубова，1869年10月7日——1917年？月？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1899年越狱并流亡英国。1900年转向经济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支持孟什维克的大部分主张。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后回国，在工人学校任教。1917年病逝。
[10]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11]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12] 马克斯·贝尔（Max Beer，1864年8月10日——1943年4月30日），德国历史学家。出身于奥地利一个犹太人家庭。1889年移居德国，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894年流亡英国。1898—1902年任《前进报》和《新时代》驻纽约通讯员。1902—1912年任《新时代》驻伦敦通讯员，期间支持伯恩施坦。一战期间回国。1919—1921年在帕尔乌斯主编的《钟声》杂志担任编辑。1927—1929年期间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工作。1934年流亡英国。1943年在伦敦逝世。
[13]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1850年12月26日——1926年4月30日），1869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71年被捕。1874年流亡美国。1878年流亡英国。1899年加入农业社会主义同盟。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期间在美国筹集资金用于购买武器。1907年回国，同年被捕。1910年无罪释放。1914年加入共济会。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彼得格勒市杜马议员、劳动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参加了救国革命委员会。1918—1919年任北部地区政府主席。1919年流亡法国。1925年流亡英国。1926年死于伦敦。
[14] 费利克斯·瓦迪莫维奇·沃尔霍夫斯基（Феликс Вадимович Волховский，1846年7月6日——1914年8月2日），俄国民粹派革命家。1868年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1878年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流放期间丧失听力。1889年流亡美国。1890年移居英国。1899年发起成立农业社会主义同盟。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1906年流亡瑞士。1908—1914年任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1914年在伦敦逝世。
[15] 费奥多尔·阿罗诺维奇·罗特施坦（Фёдор Аро́нович Ротште́йн，1871年2月14日——1953年8月30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91年流亡英国。1895年加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1906年任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903年以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1年英国社会党成立后，领导党内左派。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同年移居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2年任驻波斯全权代表。1922—1926年期间在共产主义学院工作。1923—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1927—1945年任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委员会委员。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逝世。
[16] 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 Warski，1868年4月20日——1937年8月21日），原姓瓦尔沙夫斯基（Warszawski），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希斯的朋友。1889年发起成立波兰工人工会。1898年成立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8年发起成立波兰共产党。1919—1929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1929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波兰下议院议员。1929年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平反。
[17] 彼得·格莫根诺维奇·斯米多维奇（Пётр Гермогенович Смидович，1874年5月7日——1935年4月16日），1894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和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8] 印娜·格尔莫格诺夫娜·斯米多维奇（Инна Гермогеновна Смидович，1870—1942），1895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7年因参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而被捕并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899年越狱逃往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0—1901年任《火星报》秘书。1903年转向无政府主义。十月革命后多次被捕。1942年病逝。
[19] 尼古拉·厄尔涅斯托维奇·鲍曼（Никола́й Эрне́стович Ба́уман，1873年5月17日——1905年10月18日），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9年在流放途中越狱并流亡国外。1901—190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积极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沙皇统治，10月18日被一名君主制支持者刺杀身亡。
[20] 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克罗赫马尔（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охмаль，1873年10月31日——1933年？月？日），1896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4年、1906年两次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工作，期间是左派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1921年以后从事法律顾问工作。1930年退休。
[21] 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捷依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ейч，1855年9月26日——1941年8月4日），1874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自由社。1880年流亡瑞士。188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84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引渡回国。1885年被判处13年苦役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1年越狱逃往德国，并担任《火星报》雇员。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回国，参加了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1906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07年流亡国外。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持取消派立场。1911年流亡美国。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统一”派，持极端护国主义立场，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普列汉诺夫逝世后退出政治活动。1928年退休。
[22]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23] 阿伦·伊索福维奇·克烈美尔（Арон Иосифович Кремер，1865—1935），1891年加入犹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1897年发起成立崩得。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被捕，后流亡国外，期间支持联邦主义，反对《火星报》。1905年后果并参加革命。1908年退出政治活动。1912年流亡法国。1921年回到波兰。1935年在波兰逝世。
[24] 约翰·爱德华·雷德蒙特（John Edward Redmond，1856年9月1日——1918年3月6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1881—1918年任英国下议院议员。1900—1918年任爱尔兰议会党党魁。一战期间呼吁爱尔兰人参加英军，复活节起义后影响力逐步衰退。1918年因手术失败逝世。
[25] 加布里埃尔·达维多维奇·莱特伊仁（Гавриил Давидович Лейтейзен，1874年11月9日——1919年1月20日），出身于锡匠家庭。1890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5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2年起任《火星报》驻巴黎代表。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同年回国，旋即被捕并被流放到图拉，在此期间持调和立场，主张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合作。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并被任命为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东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4军政治委员会委员。1919年1月20日在前线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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