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列宁的会见（玛·莫·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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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列宁的会见

玛·莫·埃森

　　我最初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1902年在日内瓦。
　　遥远的亚库提亚是我以前呆过的流放地，那时，《火星报》已经开始渐渐传到这个角落，这使我们的整个生活有了一点生机。当时，《火星报》上正在大力宣传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宏大计划。在《火星报》上进行着一场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者歪曲、践踏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斗争。每一号《火星报》我们都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并展开热烈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者都明白：《火星报》正在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组织力量，它将结束手工业方式，结束动摇、彷徨、涣散状态，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团结、强大的政党。
　　大家都希望早日参加一个火星派组织，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分子。长年累月地过着流放生活，消极地等待出头之日，实在受不了啦。于是我们就商量逃跑，并立即付诸行动。我终于逃出了流放地，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后来到了日内瓦。
　　那时候，我曾多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他的谈话使我懂得了《火星报》的整个工作计划，详细了解了它的任务和目的。列宁向我们这些职业革命家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到各地去建立火星派组织，跟工人建立牢固的联系，在工厂企业建立火星派支部。列宁曾多次谈到，应当吸收工人直接参加革命领导工作，应当把工人吸收进委员会。列宁说：“我们应该有一批自己的倍倍尔。”
　　有些委员会把工作局限于几个宣传小组的狭隘圈子里，列宁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他说，使工人运动具有更广泛的规模的时机已经来到，政治罢工和游行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因此，我们应该使工人们学会公开行动。
　　列宁提出的公开行动的口号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从1902年起，这个口号就在许多大工业城市中得到极其广泛的响应。在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开始举行五一游行示威。工人们擎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走上街头，在与警察、宪兵的冲究中经受战斗的洗礼，从中学会以公开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在进行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广泛开展鼓动工作，印发传单、呼吁书，举行群众集会，涌现出一批自己的演说家。
　　同列宁的多次谈话，他对党员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那全面透彻地概括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实践问题的本领，使我们大受教益。对我们这些普通党员来说，这些谈话就是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象革命理论要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这类问题，我们似乎早已懂得，但是在同列宁交往过程中，这一原理就变得充实、生动、更亲切更明了了。生活在火星派的队伍之中，我们感到自己确实是同一个政党内的紧密团结的成员，深深地认识到工作中始终如一和合理使用力量的意义，也懂得了应该怎样建设党、怎样组织斗争。
　　这段时期我几乎都是在一些小型会议上见到列宁的。那时我还不曾听到过列宁的长篇演说，对列宁的理论著作也很少知道。尽管这样，从初次见面时起，我就感到这是一位真正的领袖，是个智慧过人、学识渊博、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个平易近人非常好的同志。
　　列宁交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以下几项：（1）在大工业中心建立、加强和巩固火星派委员会；（2）吸收先进工人参加党的领导机构；（3）向工人灌输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原理；（4）开展和加强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如“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5）在工人群众中宣传进行公开行动、游行示威、罢工，及反对专制制度，反对统治阶级的其他革命斗争形式的必要性；（6）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经常就意识形态、纲领和组织方面的问题，给我们作完整而又扼要的报告，这些报告往往总是转为热烈的交谈。列宁不喜欢沉默不言的听讲者，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听众活跃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时两眼闪耀着机智、探求和讥讽的神情；他以一针见血的插话，精确的评论和启发性的问题吸引在座的人开展讨论，他自己也参加讨论。为了要驳倒对方，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同志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每次学习会都开得这样活跃，这样兴高采烈，使得每个参加的人都不想离开；各人都会产生新的想法，提出新的论据。同志们都说：“真的，这样学习不会感到枯燥无味，也不会打瞌睡。”列宁的这种生动积极的讲课方法，我们自己也都努力去效法和掌握。
　　列宁引导我们进行辩论，这样他不但有可能判断我们的修养水平，而且还可以了解每个人的特点，这些方面在分配工作时可供参考。在研究派人回俄国去的问题时，列宁同我们每个人都作了个别谈话，考虑每个同志的愿望和情绪，而不强加于人。他常说：“你考虑吧，你觉得哪一样工作更喜欢，做起来更有信心？你希望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多得很，人到处都需要”。
　　在这之前，我在萨拉托夫、敖德萨、基辅和乌拉尔等地工作过，那时我很想到彼得堡去。列宁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建议我到彼得堡去开展宣传工作。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从1902年年底到1903年5月，我就在彼得堡的火星派委员会工作。后来，在一次讨论关于五一游行示威的会议上，我被捕了。直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才获释。
　　出狱后，我前往基辅，当时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几个中央委员（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林格尼克^[2]、诺斯科夫^[3]）就在那里。我去的目的是想熟悉一下代表大会的文件和接受工作。由于当时的工作规模非常大，中央委员会就增选克拉辛^[4]、古萨罗夫、捷姆利亚奇卡^[5]和我为中央委员。我接受了一项任务：视察各委员会，传达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说明导致分裂的一些分歧。
　　孟什维克反对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也到各委员会去进行游说。他们在自己的报告里歪曲事件的真相，批判代表大会的不合他们心意的决议，对阿克雪里罗德^[6]和查苏利奇^[7]没被选进中央机关报一事牢骚满腹，说是“欺侮老头子”。但是孟什维克的游说没有什么效果，几乎每到一处他们都遭到异口同声的反击。大多数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清楚，既然代表大会决定编委由三人组成比六人合适，那就应该服从这个决定。至于孟什维克避而不谈的策略和组织上的分歧问题，各个委员会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即列宁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最终收集到赞成代表大会决议并承认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个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而支持孟什维克路线的只有五个委员会。
　　视察各委员会结束后，决定让我去日内瓦向列宁汇报党组织如何对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
　　听到国内党组织态度坚定的消息，列宁感到很高兴。当时列宁已经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跟孟什维克的斗争已经日趋激化，因此列宁提出必须创办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和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我们这儿会写文章的笔杆子相当缺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逐个加以考虑，有哪些同志适宜从事写作工作。他首先提出的人选有波格丹诺夫^[8]和卢那察尔斯基^[9]。此外，参加《前进报》编辑部的还有奥里明斯基^[10]和沃罗夫斯基^[11]两位同志。
　　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奥里明斯基当时侨居巴黎，中央委员会派我去那儿找他们，并就他们来日内瓦与列宁会见的时间进行洽商。
　　我记得临走前问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巴黎有哪些地方值得去看看？”
　　“首先应该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去瞻仰公社战士墙，还有1789年革命博物馆和格拉温腊像博物馆，后者据说就艺术造型而论价值不大，但它的内容倒是挺有意思的。”
　　“还有呢？”
　　“动物园一定得去。参观之后您会觉得仿佛作了一次环球旅行。”
　　当他发觉我还想知道些什么，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嗯，有关博物馆，展览会这些事您去找若尔日（普列汉诺夫）好啦，他对这方面很内行，一定会给您有益的指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想到普列汉诺夫，可是普列汉诺夫那时却采取一种使人难以接近的姿态。有一件事颇能说明普列汉诺夫当时的思想情绪。1904年5月1日那天，我们决定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采取统一行动，决定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合印一份传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马尔托夫各自写了一份草稿，最后列宁起草的传单获得通过^[12]，为了统一意见，我带着这份传单去找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相当客气地接待了我，但他并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我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行啊，好极啦，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吵起来好。”不消一刻，他的宽厚温和的腔调立即转为破口大骂中央委员会：“哼，这算什么中央委员会，连个耗子都逮不住。”
　　我反驳了他的话，强调说，在国外的富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支持下，有希望把党的工作搞好。我对他讲了国内党组织的情绪，谈到差不多普遍获得通过的一些决议。对我所说的一番话，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很不信任。我还解释说，一个由象列宁这样出色的组织者和卓越的理论家领导的党，能保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况且党已渡过了幼年时期，自己会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同他谈话时我处处小心谨慎，心平气和，因为列宁叮嘱我不要触怒普列汉诺夫，而要使他对我们的工作发生兴趣。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还是大发雷霆。党认为列宁是一个卓越的理论家，这一点最使他感到恼火。
　　诚然，我的外交手腕相当欠缺。再说也无须使用任何外交手腕。普列汉诺夫在党内向来唯我独尊，他根本不许别人与他平起平坐或者持有不同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尽地向我问起当时的情形，要我重复普列汉诺夫说过的话。
　　比较这两位举足轻重，才华出众的人物，你总会发觉他们性格上的差别。列宁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和庸庸碌碌的东西。他爱戴和敬重普列汉诺夫，始终认为，为了党，需要保护普列汉诺夫。可是普列汉诺夫呢？他容不得旁人一起共事，生怕人家同他“竞争”。想要和他平等地谈话，那是办不到的。
　　普列汉诺夫曾经抱怨说，他对找上门来的故作聪明之辈感到厌烦。他认为这些人只会单调乏味，喋喋不休地大发空论，言谈陈腐不堪，一股契诃夫笔下人物的乡土气。这话固然刻薄，却也是事实，而这也是普列汉诺夫本人之过。本来，同志们是慕名来找普列汉诺夫的，但是一看到他那种爱理不理和盛气凌人的态度，即使是相当聪明的人，也会心慌意乱，无所适从，为了显示自己对各种理论并非无知，于是便胡自瞎扯起来。
　　有个同志讲了他来日内瓦见普列汉诺夫的经过。普列汉诺夫既客气又傲慢地接见了他，并问他国内对他普列汉诺夫有什么看法。来客脱口而出地说：“同志们认为您是个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一听，勃然大怒。他说：“回去转告您的同志们，就说当他们的爸爸还在追求他们的妈妈的时候，我普列汉诺夫就已经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并不是一桩笑话。
　　普列汉诺夫想装腔作势吓唬人吗？当然不是。但他这样待人接物就在自己和其他党员之间设下了一道鸿沟。他仿佛是在说：“我是《一元论历史观》的作者，还写过一系列学术著作和报告，你们只不过是些学生和听众。”当普列汉诺夫看到周围的人恭敬地听自己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侃侃而谈。我有几次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看到普列汉诺夫的。他那神采夺目、异常机敏、谈笑风生的风度简直无法言传。普列汉诺夫在小组里发言时的神情就象在大会上演说一般。他把那渊博的学识、横溢的才气、幽默感和演说的艺术在讲话时发挥得淋漓尽致。普列汉诺夫的博学令人惊叹。他对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非常熟悉。对百科全书派著作的研究尤为透辟。他对那一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使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得益非浅。其实普列汉诺夫这人，以他的风度和博学而言，是很有可能成为那一时代的光辉人物的。
　　列宁不是这样。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他的人生目标是建立起真正能领导无产阶级战胜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政党，为此，他一砖一瓦地建设着这样的党。列宁通过千万条线和党，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他的待人接物和普列汉诺夫迥然不同。他象一个能干的当家人，留意选择一切适用于事业的东西。有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每个同志是何等的关怀和耐心呵。
　　和列宁在一起，谁也不想卖弄聪明，高谈阔论，自命不凡。列宁能看出每个人的心思，而同志们也都感到，和列宁谈话应该力求朴实，用不着故弄玄虚。
　　列宁和同志们谈话时，有好多回我也在场。列宁总是信任地仔细听着大家谈，这使我总是很受感动。鼓励工作人员，增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激发他们的朝气和干劲，这样做正是伟人的谋略。列宁比任何人都善于以自己对待工作的毅力去鼓舞他人，使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每个人都觉得仿佛身上添了一付翅膀。列宁所特有的威望和影响不正在于此吗？
　　任何一个演说家都难以与列宁媲美。我第一次看到列宁在讲台上演说是1904年在日内瓦，当时他正在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讲台上的列宁完全变了样。整个动作和谐协调，浑然一体。在他的声音里，在他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在他清晰而又铿锵有力的言语中，凝聚着全部的力量。
　　那时候，我也曾有机会听过一些十分著名的演说家的讲演。这些人演说似乎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卖弄华丽的词藻和俏皮的笑料。他们很会运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温文尔雅的手势和优美的姿态。普列汉诺夫、饶勒斯、王德威尔得这些世界闻名的演说家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演说虽然不乏动人之处，但我总摆脱不了矫揉造作的印象。
　　列宁不是这样。他的演说的魅力是难以言传的。他的演说表面上似乎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但是当你听着列宁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忘掉周围的一切。列宁能抓住听众的整个心灵。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的区别异常明显。
　　普列汉诺夫讲究词句优美，斟酌再三。他对自己的才干相当自负，懂得随时注意声调的高低，他善于适时地穿插一些巧妙的俏皮话，用笑料驱走听众的倦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过，他的讲话人们听得很平静，他使听众激动是很有限度的。
　　列宁的演说没有这种表面的华丽，他并不雕字琢句。可是恰恰是对他，人们听得那样全神贯注、屏息静气，似乎他能揭示你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梦寐以求的理想。其他人的演说虽然也有好的，但听众仿佛置身事外，而列宁却能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他的讲话能以热情和愿望促使人们行动起来。列宁的演说令人难忘，大家都觉得他说出了最重要、最需要的东西。
　　列宁在讲述巴黎公社时，我们都感觉到了公社的强有力的呼吸，它的激情，它的悲剧和它的世界意义。巴黎公社一这新生活的灿烂的曙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巍然屹立在眼前。我们想象到被围困的巴黎，统治阶级的怯懦和叛卖；也想象到背叛祖国，逃往凡尔赛的卖国政府；我们看到了英勇的工人阶级奋起保卫祖国，担负起重新建设国家的重任。列宁叙述了完成这些任务的重重困难，指出了公社的各种矛盾和错误，也谈到了它的失败。
　　我至今还记得这次演说和它所唤起的那种热情。列宁这番鼓舞人心、充满火热的战斗激情的讲话，使人们明白了：巴黎公社不仅是一次显示工人阶级强大威力的历史壮举，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鼓舞人心的典范。
　　散会后，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人情绪兴奋激昂。我问列宁：
　　“难道我们能活到公社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吗？”
　　列宁精神一振，问道：
　　“我的报告使您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是呀，不光是我，所有今天听您讲话的人都这样认为。”
　　听列宁在会议上发言；看到列宁埋头读书，伏案工作；或处理政治问题；听他的关于击败敌人的计划，他的透彻的分析；这一切构成了列宁多方面活动的鲜明的画面。但是，谁要是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列宁，那么谁就算不上真正了解列宁。
　　我没有见过比列宁更朝气蓬勃、乐观开朗的人了。他能够因任何一个玩笑而哈哈大笑，他善于利用空余时间并找理由进行娱乐，他的这些本领也是无穷无尽的。
　　我常回忆起在列宁住处度过的那些夜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副低沉悦耳的嗓子。他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唱唱歌，也喜欢听人家唱。我们唱的歌是够多种多样的。通常总是先唱革命歌曲，象《国际歌》、《马赛曲》、《华沙革命歌》等。然后就唱《受尽苦难的折磨》、《在广阔草原古老的山岗上》。我们唱得很有感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西伯利亚歌曲《暴风雨在呼啸》、《可爱的海、神圣的贝加尔》；以及歌颂斯切潘·拉辛^[13]的歌曲《伏尔加河畔有座悬崖》。其中有一段唱得特别清楚：

　　假如俄罗斯哪怕只有一个人，
　　但他绝不贪婪，毫无私心；
　　热爱自由，如同热爱母亲；
　　为了自由，不惜献出生命，——
　　那就让他去攀登，直达崖顶，
　　耳贴岩石，细心地倾听，
　　巨人悬崖会向这位勇士，
　　转述拉辛的衷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米·斯·奥里明斯基为《宝棍曲》续写的一段词：

　　我等待新歌儿传家乡，
　　不要泪水和悲伤，
　　要充满无产者的义愤，
　　号召起义的歌声响四方！

　　唱完喜爱的革命歌曲，大家累了，就开始听独唱节目。谢·伊·古谢夫^[14]唱得很出色。他的嗓子响亮动听，唱得很卖力。列宁特别欣赏柴可夫斯基的抒情曲《夜》、《喧腾的舞会中间》、《我们坐在沉睡的河边》以及达尔哥梅日斯基^[15]的《我们结婚不在教堂》和选自《卡门》中的斗牛士咏叹调。我们一起唱歌，这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多好的休息和多大的享受啊！最后，我唱起了深沉的伏尔加歌曲和各种民间小调。有时候我们还跳舞呢。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6]后来回忆这些夜晚时，风趣地写道：“从流放中逃脱出来的‘野兽’劲头十足，显得非常愉快，周围的人都受了她的感染。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一点怀疑和不坚决的痕迹。她嘲笑那些垂头丧气的人，嘲笑那些因分裂而叹气的人。国外的争吵不知怎的没有影响到她。这时我们想了一个在我们的塞舍罗区^[17]每个星期组织一次，茶话会，的主意，以便加强布尔什维克的联系。在这些‘茶话会’上也没有能进行‘真正的’谈话，不过却大大消除了因同孟什维克闹这场纠纷而引起的忧郁心情。听听‘野兽’豪爽地唱一首‘万卡’和高身材的秃头工人叶哥尔的帮腔，是叫人愉快的。叶哥尔很想去找普列汉诺夫谈心，他甚至为这还戴上了衬领，但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回来的时候很失望，心情很沉重。‘不要灰心，叶哥尔，唱唱“万卡”吧，我们会胜利的。’——‘野兽’这样安慰他。伊里奇愉快起来了：这种豪迈气概，这种乐观精神驱散了他那沉闷的心情。”^[18]
　　有时候在晚会上我们朗诵涅克拉索夫、海涅、贝朗热的诗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喜欢在散步或是晚上喝茶的时候，谈论起文学和他喜爱的作家，如谢德林^[19]、涅克拉索夫^[20]、车尔尼雪夫斯基^[21]，尤其是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伟大的学者和进步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艺术大师，因为他塑造了拉赫美托夫式的勇敢无畏的战士、真正的革命者的无比高大的形象。
　　列宁评价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能教育、鼓舞和引导人们前进。我一个夏天就把《怎么办？》这部小说读了约五遍，而且每读一遍，都从中发现发人深省的新思想。”
　　列宁把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放在首位，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此喜爱和推崇涅克拉索夫，他几乎背得出涅克拉索夫的所有作品。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背出长诗《俄罗斯妇女》，我回答说，背是背得出的，只是从来没能朗读到底——眼泪哽住了嗓子。
　　“这就是艺术家的力量所在，”列宁说：“能激动人心。”
　　有时在音乐晚会结束后我们送客归来（那时我住在列宁家里），大家默然不语，显得疲劳，心情还有点忧郁。这些歌曲使我们思潮起伏！谁也不想讲话，各自在沉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结束《进一步，退两步》那本书，通常总要再在写字台旁坐上个把小时，写些什么或是修改些什么。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去睡了，而我和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就坐在花园的长椅上，轻声交谈，免得影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候列宁走下来同我们聊上几句，有时候就在楼上笑我们两个有谈不完的话，大声催我们去睡觉。
　　在同孟什维克作斗争、也即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特别乐观自信，斗志昂扬。这种心情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书中有充分的反映。列宁坚信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他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作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他们思想上的贫乏、虚伪、矛盾和混乱。
　　列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情激动，全神贯注。当我现在重新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列宁的全部神态、容貌和当时整个斗争的情景，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写得特别成功的篇章段落读给我们听的时候，似乎他的整个内心都在闪闪发光，他是那样的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神采奕奕。
　　列宁的最大特点是从不妄自尊大，盛气凌人。他尊重别人的意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同志。所以,在列宁身旁大家都觉得很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列宁善于仔细地倾听对方的谈话，吸引对方参加争论，促使他把话说完；如果他发觉对方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这时他就对这个话说过了头、弄得自己的思想逻辑混乱的辩论家，报以宽厚的微笑，把他引上正确的思路，而不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免得人家垂头丧气；要是换了普列汉诺夫的话，态度就不同了。普列汉诺夫有时把腼腆的同志搞得无地自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问人家“你读些什么书？”“读过的东西掌握得怎么样？”等问题，而是就某些问题同人家随意交谈。通过交谈，他一下子就能看出对方的缺陷和不足之处，而且对方也会逐渐明白该在哪些方面再努一把力。
　　有列宁在一旁，思路就变得敏锐了，使人渴望更多地求知、思考、阅读和学习，而主要的是渴望工作。只要想到列宁了解你的工作，你就会增添无穷的力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那些跟党走的同志，对那些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同志，总是关怀备至，而对自己的政敌则毫不留情，不屈不挠地捍卫自己的原则立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孟什维克对他的仇恨和攻击恰恰证明他做得对，证明他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无怪乎列宁很喜欢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这几句诗：

　　不是在动听的赞扬声里，
　　而是在粗野的谩骂声中，
　　他听到了赞美之音。

　　写完了《进一步……》这本书，列宁就出发到山里去休息。回来以后，便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充沛的精力着手重新建党，建立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和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等工作。
　　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对我讲了不少有关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经历的流放生活。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从安娜·伊里尼奇娜^[22]（我是在九十年代末搞地下工作时认识她的）那儿听到的更多。我记得有一件事使我十分惊奇并引得我哈哈大笑。她说当列宁在监牢里从探望他的人那里得知，他的案子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叫了起来：“太早啦！我还没来得及收集全部材料呢。”^[23]
　　1903年我结识了乌里扬诺夫一家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赞叹的家庭啊！深厚的友爱、共同的情操把他们永远联结在一起，他们把整个生命和利益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这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它向我们描绘了在遥远的将来家庭应当是什么样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家庭的爱和对母亲的体贴关心，使得这个家庭所特有的、贯穿于列宁整个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联系更显得突出和牢不可破。当我第一次来到乌里扬诺夫家的时候，我就感到，这样的家庭是多么富于乐趣；这种相互之间的体贴关心、相互了解和互助友爱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大家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乌里扬诺夫家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24]。直到今天她那和蔼可亲和清秀的面庞、青年人一样明亮、无比慈祥的双眸，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认识了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之后，我才弄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魅力的奥妙所在。在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身上，在乌里扬诺夫一家人身上，关心他人这一品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有多少苦难落到这位母亲的身上，而她又是以多么巨大的勇气经受了这一切啊！但是很难向她表示同情和安慰，因为她从不向人诉苦，从不说到她是多么的艰辛不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大儿子亚历山大^[25]的被杀和女儿奥丽珈^[26]的夭折，使她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打击，其他几个子女屡遭逮捕又使她多么悲痛。她虽然痛苦不堪，但却从没有反对和阻挠过孩子们的行动。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不仅仅以一般的母子关系去同情支持孩子们的意愿，她还是他们的同志和朋友，勇敢地为他们分担一切风险。
　　我是在安娜·伊里尼奇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27]和德米特里·伊里奇^[28]被捕后不久，到达日内瓦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询问了他母亲的情况。当他提到母亲的孤独和操心时，眼神里充满着多少抑制着的痛苦和哀伤啊！安娜·伊里尼奇娜不止一次地说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要有人经常留在母亲身边，而这个担子通常总落在她身上。
　　在动身离开基辅之前，我去探望了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几次。她那时一心在为减轻子女们在监牢里的艰难生活而想方设法，整天整天地在卢基扬诺夫卡监狱大门前站着，为他们递送东西。当她离开监狱回到家里，她那饱受折磨的脸色、满含悲痛的双眼和疲惫不堪的神情叫人怎么也忘不了。
　　我想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特点：对于参观博物馆和展览会这样的事情他是缺乏足够的耐心的。他喜欢活跃的人群，喜欢生动的交谈和唱歌，喜欢同群众在一起。
　　列宁在散步时从不知疲倦。有一次散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1904年春天的时候，我正准备回俄国去。临别之前，我们决定“乐一乐”——一到山里去旅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我三个人一起出发。我们乘轮船至蒙特勒。在阴森的施里奥恩堡——关过博尼瓦尔^[29]的监狱稍作逗留。拜伦^[30]对它曾有过出色的描写（施里奥恩飞波流水……）我们瞻仰了囚禁过博尼瓦尔的柱子和拜伦的题词。
　　一走出阴森的地下室，强烈的阳光刺得眼睛发花；喧闹、欢腾的大自然使人晕眩。真想活动活动啊！我们决定去攀登其中的一个雪山顶。刚开始登山时还觉得挺轻松、愉快，但后来越往上山路越难爬了，我们就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旅馆等我们。
　　为了快点登上山顶，我们干脆弃路硬闯。一步比一步吃力了，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步子轻快、精神饱满，他还笑我好胜性强，不甘落后。过了不一会儿，我已经四肢着地，两手抓住积雪在爬行了。雪在我手里融化，但是我依然紧跟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落后。
　　终于，我们登上了山峰。山上的风景一眼望不到边，变幻无穷的瑰丽景色真是难以形容。不同地带、不同气温、种种景色都呈现在眼前。最上面，皑皑白雪，闪烁夺目；稍低处是一片北方植物；再往下则是绿油油的高山草地和郁郁葱葱的南国花卉。我激情满怀，准备朗诵莎士比亚和拜伦的诗句。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望了一眼，见他坐在一旁默然沉思，突然出声喝道：“孟什维克真捣鬼！……”我们出来玩时曾讲定，为了“不煞风景”，不提孟什维克。所以一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笑风生、心情愉快，显然，他已经把孟什维克、崩得分子都丢在脑后了。但是，此刻刚一坐定，他的脑子又回到平日的思路上去了。
　　我还记得这次旅游中一个动人的插曲。我们碰上了一块开满鲜花的野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兴高采烈地开始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采花。他说：“娜久莎最喜欢花啦。”他摘花的动作就象一个少年一样敏捷，一眨眼功夫就釆了整整一大抱鲜花。
　　最使我感动的是列宁对自己亲属的那种感人至深的关怀，尤其是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的母亲，更是关怀备至。他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母亲有着深厚的友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两人生活的友爱和睦、趣味爱好的一致，为人间所罕见。起初，对他俩的居住条件我曾感到惊讶。当时在日内瓦大家都过着欧洲式的生活，住上等房间，睡弹簧床，因为日内瓦的房租和生活费用都比较低廉。但是列宁却住在一幢类似俄国小城镇中的那种房子里。楼下是厨房兼餐室，收拾得又干净又整洁，不过几乎没有什么家俱；靠厨房的一边有一间不大的房间，那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母亲住的；楼上是卧室，又兼作伊里奇的工作室。里面放着两张普通的小床，几把椅子，沿墙放着几只书架和一张堆满了书报的大桌子。开始我对这种陈设觉得有些单调，但是去过一两次后，我却舍不得离开了，因为在那里使人感到随和、舒适、毫不拘束。房间里这种简朴的布置特别使工人们感到亲切，大家都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是要过苦行僧的生活，他喜欢丰富多采的生活，至于衣、食和住房等条件在他的生活中却是无足轻重的。这倒不是由于条件不许可，或是有意克制，而纯粹是因为没有这种需要。我记不得有过什么时候，即使是在随便说笑的场合，谈论起什么美味佳肴和衣着服饰。他们当然也吃、喝、穿，但是生活的这个方面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他们平日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着埋头工作，或是上图书馆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处理来往书简或把信件译成密码；母亲则张罗家务。家务虽不算复杂，但仍得花不少精力和劳动。提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妇人，就会使人联想到，她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生活带来多少方便和舒适。她一直没有和列宁夫妇分开过。她和他们一起度过流放生活，一起侨居国外，1905年和他们一起回到俄国，之后又再次一起侨居国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她十分体贴关怀。
　　我接受了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为新的前景所鼓舞，休息后精力又充沛，于是就动身回国了。但不幸得很，我在边境上被捕了。在狱中我收到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几次来信，使我了解了党内情况和已经出现的高潮。
　　下面就是1904年12月24日的一封来信：

　　“早准备给您写信，由于忙乱耽误了。现在我们情绪高涨，大家都拼命干。昨天发表了我们《前进报》出版的广告。所有的多数派都空前的欢欣鼓舞。令人厌恶的无谓争吵终于被打断了，我们开始同那些愿意干事而不想胡闹的人齐心协力地工作。著作家集团的人选很强，是一些新生力量；经费不够，不过很快就会解决。出卖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完全丧失了信用，它自行选补了（卑鄙地、偷偷地）孟什维克分子，并忙于反对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委员会正在联合起来，已经选出了常务局，现在机关报将把它们完全联合在一起。乌啦！不要泄气，我们会越来越有生气。不管怎样，我们相信迟早一定会见到您的。来信谈谈您的健康情况，主要的是要振作精神；要知道，我们还不算老，还大有可为。

　　您的列宁。”^[31]

　　在收到这样一封信以后，身陷囹圄就更难于忍受了。我们强烈地渴望自由，渴望工作。形势的发展日新月异。消息传进监狱使我们更坐立不安，急不可耐。眼看着轰动一时的1905年1月的那些日子来临了，又过去了。我们彻夜不眠，期待着革命的发展，一心指望起义的人民来打开牢狱的大门，把我们解放出去。唉，有时牢门是打开了，只是又关进了新的难友。然而监牢里的制度倒是被打破了，监牢里骚动起来，我们了解到越来越鼓舞人心的消息。
　　我们的案子匆匆忙忙地进行审理。1905年5月我被判处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北方边缘地区，刑期五年。路上我逃了出来，于9月间回到彼得堡并开始担任工作。
　　我象长了翅膀似地兼程赶往彼得堡，唯恐赶不上我想象中的准备武装起义、积极实现列宁提出的口号等重大事件的发展。但是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几个委员认为这些口号提得过早，无法付诸实现，他们千方百计加以篡改。波格丹诺夫断言局势倒是对推行孟什维克的主张有利，而我们布尔什维克，据他说，只须努力保持思想的严整和团结一致就够了。同志们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委员们委托我给列宁写信，向他汇报当前的局势和请示如何行动。他们要我转告列宁，彼得堡委员会完全站在他的路线一边，一致赞成《无产者报》的口号并谴责被篡改过的中央委员会的口号。我收到了列宁于10月26日写给我的回信。他写道：“关于党内的事情，我认为您有点过于悲观。我是根据这里的情况说的。在这里我经常听到‘基层组织’说，《无产者报》显然在走下坡路，事情进行得糟透了，报纸每况愈下等等。梦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面临着现在这样巨大的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下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能满足千分之一的需要。而且我们的口号，《无产者报》的口号已不再是旷野的呼唤了，即使从一些合法报纸所报道的消息中（消息说一个大学里常举行一万至一万五千人的集会等等）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我们俄国的革命真是好极了！我们希望赶快回去，看情况很快就可以如愿以偿。”在谈到武装起义的时间问题时列宁指出：“由谁来确定呢？我个人希望把它拖到春天，拖到在满洲的军队回来的时候，在我看来，把时间拖一拖整个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不过，反正不会有人来问我们的。要抓住目前大规模的罢工。”
　　信末是这样写的：

　　“……总的说来国外的作用现在正与时俱下，而且这是必不可免的。当然，在我们还不能把《无产者报》搬到彼得堡涅瓦大街出版以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抛掉它。不过现在对合法报纸也应当多加注意。国外已经不得不局部地收摊（宣传性书刊），很快就会全部收摊，到彼得堡去开市。
　　在准备武装起义方面，我劝你们马上到处进行最广泛的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几百个几千个很小的（三个人的）独立的战斗队伍，这些队伍要尽量用各种方式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再重复一遍，我希望把起义的时间拖到春天，当然，我在千里之外判断事情是很困难的。
　　紧紧握手。

您的尼·列宁”。^[32]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张合法报纸《新生活报》在11月9日，即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上述这封信以后过了两个星期，在彼得堡出版的。从上面所引的信和列宁在次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来看，很明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掌握了彼得堡的情况，他知道出版合法报纸之事早已准备就绪。
　　在我们书信往来之际，形势在继续发展。很多事情起了变化，我在信中所流露的种种焦虑的情绪也已不复存在。
　　我们非常焦急地等着列宁回来。他终于回来了，并在当天就出席了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他立刻看出了我们的激情、革命的思想、准备战斗的心情，同时也马上发现了我们缺乏经验，不会把工作真正地组织起来。他批评我们尽在会议堆里瞎忙，还狠狠地责备我们竟让孟什维克窃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列宁到来之后，我们为苏维埃而进行的斗争开展得更加积极主动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工作、跟工人区的联系、工人们的要求以及我们跟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情况。具体地了解了武装工人、训练工人战斗队的进展情况。对于这项工作的种种细节和性质他不厌其详地逐一过问，唯恐遗漏了什么。他一面问，一面提出建议、指示。他问我们会不会打枪，进行不进行训练。列宁很关心用真正的武器去武装工人，他建议把所有军火库、枪枝店考虑进去。他还询问是否在制造炸弹和怎样制造。对于布尔什维克在军队里的工作列宁格外关心，他建议挑选经过锻炼的优秀同志去担任该项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农民的工作也同样重视，专门成立了农村工作委员会。我们选派了鼓动员奔赴各地农村，跟农民建立联系。
　　我记得1905年11月13日（26日）列宁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讲话。那天正好是政府宣布同盟歇业的日子，彼得堡有十万工人被赶出工厂。
　　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首脑人物关于这一事件的演说是多么可悲可怜啊！巴拉莱金—托洛茨基装腔作势的讲话，内容十分空洞，显得张惶失措。空洞乏味的高调掩盖着他们的软弱无能，真是一付屈膝投降的狼狈相。托洛茨基建议去和军事部长、企业主们谈判复工的条件。
　　这时列宁发言了。整个大厅屏息静气地倾听他的演说。一种真正的革命气氛顿时充满会场，大厅紧锢的四壁仿佛被推开了，我们的面前展示出宏伟革命前程的广阔图景。会场里洋溢着公社的气息。
　　列宁揭露了政府企图通过同盟歇业来打击革命和工人阶级这一手法的政治含义。列宁指出，政府想用饥饿的威胁来挫败工人们的斗志，使他们屈服，或者立即挑起公开冲突，以进行武力镇压。列宁号召不要退让，但也不要理睬政府的挑衅，不要在不利的条件下仓促应战，要加紧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列宁说，不应该去请求和协商开工，而应提出开工的要求，如果遭到拒绝，就号召大家进行总罢工和采取其它果断的斗争手段。列宁提出要为总进攻积聚力量，到将来战斗对革命、对起义人民有利、对政府不利时才投入战斗。为了使准备起义的计划能付诸实现，应该马上同其他城市的工人、同铁路工人、邮电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团体，同陆军和舰队取得联系。
　　列宁这一番充满革命热情的演说鼓舞了全体听众，当他把进一步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和清楚明了的计划讲给大家听时，会场里响起一片赞扬之声，随即转为热烈的欢呼。
　　在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在与会者热烈的欢呼声中，一致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
　　“对啊”，工人们在散会时谈论说，“只有这个人才懂得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带领工人阶级。而那几个说大话的家伙，象赫鲁斯塔廖夫^[33]、切尔诺夫^[34]、托洛茨基，他们光会耍嘴皮子，说漂亮话，对我们毫无益处，只有害处。”
　　工人们在听列宁演说时的神情真令人难忘。欢乐的激情浮现在人们的脸上，沁入每个人的心肺，把列宁同听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站在你身边的同志，本来神色忧郁，可一下子情绪起了变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眼中闪烁着激情的光芒，那么精神、年轻，使你都认不得他了。忧郁寡言的人突然变得非常健谈，向别人倾诉自己喜悦的心情，显得激情满怀，似乎列宁的天才也有一部分传导到了他的身上。
　　听过列宁演说的工人往往就会永远转向我们这一边。记得有一个工人这样责备我：“嗨，你们呀，要是也能学会象列宁一样解释你们的纲领的话，孟什维克大概一个工人也骗不了啦！瞧他，把一切说得多有条理！”
　　学会象列宁一样讲话，做一个象列宁一样的人，这正是全体布尔什维克热切的愿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忙得应接不暇，因为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想见见他，听听他的讲话，跟他谈上几句，得到他的指示。
　　对于我们这些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和代表大会后跟孟什维克作斗争时期就认识列宁的人来说，还是有机会多次见到他并跟他议论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一些问题的。但是，要象在日内瓦的时候那样朝夕相见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无论怎么说，我们见到列宁的场合毕竟不止在会议上。常常早上到列宁那儿去一趟，比如说，去安排他作演说或是党的会议等事宜，我们当然就趁机跟列宁随意地谈一会儿。假如列宁不是十分繁忙的话，他也会很乐意地和我们随便聊天的。他的谈话总是给我们增添新的力量和热情。说实话，好多次我们滥用了跟列宁亲近的机会，有时在不十分必须的情况下也跑去找列宁。但我未觉得这使列宁厌烦，我也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任何不高兴的表情和举动，其实，这也用不着，因为列宁会不知不觉地沉思起来，停止谈话，这时对方立刻就会意识到该告辞了。
　　列宁常常会一下子中止谈话，沉思起来。显然，在开始对某个吸引他的思想进行分析研究之前，他先在心中默默地思考主要的内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她的回忆录里曾提到过列宁在坐下来工作之前，总是先踱来踱去，轻声地叙述自己的想法。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他没有这样做，但他好象一下子就转到专心考虑的问题上去了，不再注意我们。用不着提醒，看一眼就知道该告别了。而在同客人辞别时，列宁已经有些漫不经心了，似乎没有看见你一样。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知道列宁这个特点，有时候就问同志们，是否见怪。见怪！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热爱列宁，我们带着高兴的心情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甘愿为了维护他而死。
　　尽管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跟孟什维克的分歧日趋严重，但是同他们统一的问题还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反对统一，虽然他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清楚这种统一是多么靠不住。
　　地方上的统一在中央决定前就开始搞了。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们在“叔叔”（即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35]，当时的彼得堡党委书记）的家里同列宁谈论统一的事。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固执的布尔什维克，对于在没有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下搞统一这个问题，她是听也不愿听的。
　　“眼下铁路工人正在罢工，怎么开代表大会呢！”我对她大声叫道（她耳朵有点聋）。
　　“不管怎样，您没有权利这样做，等开代表大会时再说。”
　　“您想开什么代表大会？政府就要崩溃了！皇帝就要倒台啦！”我拼足力气大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着我们俩争得面红耳赤，就哈哈大笑起来。
　　列宁几乎一次也没有缺席过彼得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他要求我们每个人详细汇报所做的工作，对于任何疏忽或对党的决议理解不对的地方都给予批评。
　　有一次我抱怨说，工人们的妻子对我们的走访并不都很欢迎，有时公然表示讨厌。列宁听了很生气，追问道，我们走访工人家庭时是怎么对待工人的？我们只得承认，我们对工人的生活条件、家庭情况很少关心。而当孩子们在一旁吵闹，妨碍我们谈话时，又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有时候她们对我们这些不期而至的客人嘀咕埋怨，工人们便弄得很窘迫，不好意思，要我们别理会婆娘们的蠢话。嘿，列宁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哼！要是换了我的话，我早就把你们轰出去了！妇女们的生活多么艰难啊，她们既要到厂里做工，还得担当家务，照料孩子，要是丈夫一旦被捕入狱，又得为丈夫的命运担忧，这一切你们为她们想过没有？这些妇女肩负着劳动和家庭的重担，生活困苦不堪，时刻为参加革命斗争的丈夫担惊受怕。应该切实地体会这些事情，用恰当的话和行动去争取她们，使她们产生好感。”
　　我们懂得了走访工人家庭时不应该以傲慢不逊或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们，而应该体谅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习惯；不是在口头上，而要在行动上表示准备对他们有所帮助。
　　列宁继续说道：“当你们看见她们又是喂孩子、又是洗衣服、又是张罗其他家务，忙得饭也顾不上吃、坐下歇一会都不行，在这种时候，你们是否想到去帮帮她们的忙呢？”
　　列宁的这些话使我们终身难忘。我们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态度，找到了打开女工们心灵的办法。这样，不久之后，我们就已经和她们，还有她们的丈夫一起，高举着用她们灵巧勤劳的双手绣成的革命大旗，手挽着手，步伐一致地行进在游行队伍的行列之中了。
　　列宁在我们身上唤起的决非一般的善良的感情，而是一种政治觉悟，这是这样一种觉悟：缺少了它，政治活动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1906年夏天，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以后，我被莫斯科委员会（我已经在莫斯科工作了）派去听取列宁的指示。当时列宁住在芬兰库沃卡拉车站的一所叫做“瓦沙”的别墅里，它的形状颇象狭长的顶棚。我向列宁详细汇报了十二月起义被镇压之后莫斯科一些人的精神状态，讲了知识分子中间，甚至一部分工人中间的低落情绪。我还说，革命看来正在走向低潮，反动派神气了，开始了镇压，整个工作正在逐步收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听我汇报，但是我觉得他似乎不很满意，好象持有异议。
　　“好吧，”他说，“即使事实果真如此，我也将是最后一个才下这样的断语。只要斗争还在进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不管你们说些什么，我认为不应该泄气，而应该行动。”
　　甚至在莫斯科的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列宁也不认为革命垮了。因为他看到无产阶级不愿放下武器，农民在继续斗争，军队和舰队里不安宁，而主要的是他坚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不会平息，也不可能平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精神抖擞，他酝酿着各种新的计划，筹备下一届党代会。暂时的失败并没有使他丧失信心。他提出为了今后的进攻，要从这次失败中汲取教训。
　　列宁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创造力一直是深信不疑的。1911年我在日内瓦见到他。他做报告时那种昂扬的、可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语气使我大为惊讶。虽然那时我们中有些人悲观失望，以为反动派会长期得势下去。但列宁断言，新的髙潮已临近，现在搞革命，工人阶级比1905年更成熟了。他认为，农民已经意识到自身行动的无组织和散漫性，认识到同无产阶级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他说，政府和统治阶级无力解决任何问题，革命的主观和客观的先决条件均已具备，革命不可避免，革命必定成功，因为党、工人阶级和农民不会重犯1905年的错误，而将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列宁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震惊。他就象神话中的勇士，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见了革命在地下发出的轰鸣。每个人都感到，列宁这样说并不是为了鼓舞听众的情绪，而是因为他深信革命已经逼近，进行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才这样说的。他在报告中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证明工人阶级正在进行斗争，参加罢工的人数逐年增长，而能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强大、表明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和斗争决心的事件正在酝酿着。
　　在1912年，当连纳事件標发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工人罢工、示威游行的浪潮的时候；当工人阶级中宣布要以团结一致、准备继续战斗来回答对连纳金矿工人的枪杀的时候，人们就更会想起列宁的这番话。这以后发生的事件充分证实了列宁的上述预见——工人阶级搞革命已经成熟，革命已经临近。
　　今天，当列宁的名字已经响彻全世界，当人们为了歌颂他传颂着各种传奇般的故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探求其天才的洞察力、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力量的奥秘。
　　正象高尔基所写的：“他们来自印度的穷乡僻壤，翻过崇山峻岭，穿过林间小道；冒着生命危险，不畏路途遥远，偷偷地进入喀布尔，来到俄国代表团的住地。这些世代受英国官僚压榨的印度人反复问着一个问题：
　　“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讲话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燃烧着对全体劳动人民、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强烈的爱。虽然他自己从没有说过这一点……”这些话概括了列宁的全部精神面貌。谁也没有听到列宁在什么时候讲过他怎样爱人民。但是每个人都知道，都感觉到这种强烈的爱；每个人都很清楚，列宁的心同千百万人民的心在一起搏动。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84—304页

^[1]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 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林格尼克（Ф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Ленгник，1873年1月12日——1936年11月29日），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因组织罢工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1年获释后任《火星报》雇员。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秘密回国，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北方局，同年被捕。1905年流亡瑞士。1907年回国后因病脱离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8—1932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副主席。1934年任苏联革命博物馆馆长。1936年逝世。

^[3]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诺斯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осков，1878年4月23日——1913年5月2日），1898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此后发起成立北方工人同盟。1902年流亡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3年、1904—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5年被捕。1907年获释后退党。1913年自杀身亡。

^[4]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5] 罗莎莉娅·萨莫伊洛夫娜·捷姆利亚奇卡（Розалия Самойловна Землячка，1876年3月20日——1947年1月21日），1893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主席团成员。190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省委书记。1918—191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是“军事反对派”。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7—194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9—194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7年逝世。

^[6]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7]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年7月27日——1919年5月8日），186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75年起是巴枯宁主义者。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未遂，当场被捕，后无罪释放，此后流亡瑞士。1879年秘密回国，加入了土地自由社。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4年流亡英国。1897年流亡瑞士。1899年回国。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加入“统一”派。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逝世。

^[8]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

^[9]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10]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1]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12] 《列宁全集》第7卷第185—188页。——编者注

^[13] 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拉辛（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Разин，1630年？月？日——1671年6月6日），17世纪俄国顿河哥萨克人起义领导人。列宁称他是一位“为了争取自由”而献出了头颅的“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

^[14]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15]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达尔哥梅日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Даргомыжский，1813年2月14日——1869年1月（或5月）17日），俄国作曲家。

^[16]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7] Séchéron（塞舍罗）是日内瓦的一个工人住宅区。1903年4月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离开伦敦到日内瓦后就住在这里。——玛·埃·注

^[18]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见本书第1卷第340页。——译者注

^[19]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年1月27日——1889年5月10日），俄国作家、记者。

^[20]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1821年11月28日——1878年12月27日），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21] 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12日—1889年10月29日），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22]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23] 1896年1月初，弗·伊·列宁在彼得堡监狱中（在看守所），开始准备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玛·埃·注

^[24]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Ульянова，1835年2月22日——1916年7月12日），列宁的母亲。

^[25]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66年3月31日——1887年5月8日），列宁的哥哥。早年研究自然科学。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加入了民意党。1886年12月领导了民意党“恐怖派”。1887年谋划刺杀亚历山大三世，后因计划泄露被捕，5月8日英勇就义。

^[26] 奥尔加·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Ольга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1年11月4日——1891年5月8日），列宁的妹妹。1891年因感染伤寒而去世。

^[27]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28]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宁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图拉，后又流放到波多尔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报》记者。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一战期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年任克里米亚地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年在高尔基城逝世。

^[29] 弗朗索瓦·博尼瓦尔（François Bonivard，1493—1570），日内瓦牧师、历史学家。1510年起在修道院工作，支持宗教改革。1530年被捕并被囚禁于西庸城堡。1537年起担任日内瓦两百人委员会委员。1570年逝世。

^[30]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年1月22日——1824年4月19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31]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9页。——编者注

^[32]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5—366页。——编者注

^[33] 格奥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Георг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русталёв-Носарь，1877—1919），早年即参与学生运动，1903年加入基辅同盟。1905年10月当选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1月被捕。1906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孟什维克。1910年退党，转向工团主义。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并回国。1915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8年支持彼得留拉。1919年煽动对抗布尔什维克，被下令逮捕并处决。

^[34]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35] 莉迪亚·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Лиди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нипович，1856年12月15日——1920年2月9日），19世纪70年代末加入民意党。188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因病退出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