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来（弗·维·阿多拉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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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来

弗·维·阿多拉茨基

　　自从1904年我第一次到国外时起，就常有机会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面。1904年春，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了解是从阅读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开始的。他的发言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发言中的逻辑性、明确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使我感到佩服。我第一次聆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动的演说是在一次纪念巴黎公社的大会上。这次大会是在1904年3月9日（22日）举行的，会场是在日内瓦的一个大厅里（好象是在帕拉依派勒司街的手工业大厅）。
　　记得勒柏辛斯基^[1]同志是这次会议的主席。我很喜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位演说家，他的演说语言朴实，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
　　就在1904年春天这段时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着一个党章研究小组。我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对当小组的领导感到乏味。1904年5月我去喀山，带了许多特制的画册和文件夹等东西，制作这些东西的纸板是用秘密书刊的许多薄薄的纸粘起来的。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了。
　　我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工作了八个月之后，于1905年3—4月间再次出国。在第二次出国期间我亲自认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见过几次面，并进行过长谈。在初次同他交谈中我就立刻感到这是一个极不平凡，出类拔萃，简直是天才的人物。我平生还从未遇见过在智力上能及得上他的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身交往，即使是同他进行一次最简短的谈话，都会给人以一种新的，不平凡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通过其他途径是无法那么轻易，那么简单就可以获得的。
　　有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写了他们基本上所能写的一切东西。即使亲自同这样一些作家交往，也绝不会再得到任何新的收获。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他自己所写的著作更为渊博，尽管他那些著作的内容异常丰富和深刻。其次，必须指出的是，通过短短的谈话他能使对方受益非浅，这是他的非凡的才能。在谈话时他对我说，他认为自己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是错误的。当然，他讲这件事是为了使我和所有其他同志吸取他的经验教训，不要重犯他这种错误。
　　关于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他讲了一个同样具有实际意义的有趣的细节。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论战文章里常常出言不逊，釆取令人难堪的攻击手段，想以此来激怒论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说他十分熟悉这套手法，其目的无非是使对方愤恨之余说话过了头，盛怒之下写出了蠢话。在论敌上了钩之后，就可以狠狠地给他一顿痛骂。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决定暂时沉默。这是在1905年的春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战略计划就是要使孟什维克自己落进那个圈套里去。在潘·尼·勒柏辛斯基同志画的著名漫画和穷戏迷（米·斯·奥里明斯基^[2]）写的小册子的配合之下，他的这一招相当成功。
　　谈话中，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我毕业于喀山大学法律系时，他就详细问起1887年秋季始业他就读于喀山大学时，当时在那里授课的一些教授的情况。其中有几位教授到1900年时还在授课。^[3]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忆起1887年底学潮中发生的一件事。他记得同来抓他的那个警察局长的一次谈话。那个警察局长用一辆马车押解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生动地叙述了这次谈话的情形，所以它也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里。警察局长根据年轻大学生的外貌来判断（那时他才不过十七岁），显然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由于受了同学们的“不良”影响而偶然卷进风潮里去的。警察局长就说道：“小伙子，你为什么造反？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墙！”回答是出乎意料的：“是一堵墙，然而是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道。
　　谈话（当时我们谈得十分热烈）还涉及到一些当时我所感兴趣，而以前又弄不大清楚的理论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讲的几点意见就使我得益非浅。
　　如果说看了他的发言、文章和小册子《怎么办？》后使我立刻成了他的热诚的拥护者的话，那么这次亲自认识他之后，我就完全被他迷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各个方面都显露出不平凡的渊博学识和非常广泛的兴趣。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曾按照贝德克尔^[4]旅行指南^[5]在瑞士徒步旅行之后，他对这件事深表同感。他说这种徒步旅游从未到过的地方曾使他感受一种莫大的满足。他对我讲起他住在萨马拉时曾进行过所谓的“环球旅行”的情景。就是坐着小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萨马拉河套的终点，然后划入一条向北流去的小河，沿着这条小河再划到日古利山的发源地，这里是这条小河汇入伏尔加河的地方，然后仍然顺流而下返回萨马拉。
　　在我亲自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之后，我发现他不仅是个可以大胆信赖，能进行正确领导的英明领袖，而且他成了我所敬爱的人，他始终使我感到亲近，为了他我愿意豁出一切而在所不惜。
　　稍后，1905年的夏天，我们，喀山党的工作者，在委员会全体委员都看过他的卓越的小册子《两种策略》之后，大家感到捍卫革命发展的利益没有谁能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得更正确、更彻底、更英明。他善于激发所有珍惜革命事业的人的热情。记得大概也是1905年夏天前后那段时间，有天晚上，几个同志在谈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否成为一位取得胜利的革命领袖的问题。那时我们是这样说的：他能否成为罗伯斯比尔^[6]？当时参加谈话的还有格·英·克拉莫尔尼科夫。我记得占上风的意见是：当然能够，大概还会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至少当时这是我的坚定的信念。
　　总之，我想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个性对所有有幸亲自同他接触过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1911年，我同索尔莫沃工厂的一个青年工人恩·同志一起到过巴黎的许多地方，他在波伦亚受训之后满脑子装的尽是波格丹诺夫的思想，而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抱着几分怀疑态度。我是经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介绍认识这个工人的，为的是让他跟我一起参观巴黎，游览巴黎的名胜古迹。他还要跟我一起去俄国，因为他不懂外语，而我恰巧要回俄国去。在我们交谈哲学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时候，我设法向他证明列宁是正确的，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那时不大接受我的见解。
　　启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约好在火车站见面，恩·同志将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直接上车站去，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同他谈一次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检查一下他对所研究的材料掌握的程度究竟如何，此外还要给他作各种指示。
　　坐上火车以后，恩·同志兴奋地向我滔滔不绝地谈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临别赠言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印象。在一个小时左右的谈话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恩·同志叙述了未来的远景，并且使他懂得了他在波伦亚学校整个学习期间也没有学到那样丰富的知识。恩·同志是这样亲口对我说的，这几乎全是他的原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这样强烈感染人的个性，他的影响就不单局限在思想方面。我后来遇见过许多同志，他们仿佛连外表都渐渐变得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是自然而然地学着他的手势，他的表情，他的语调，直至他的眼神。

二

　　后来我遇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是1908年在瑞士的日内瓦；从1906年起，我被驱逐出境后曾在那里居住过。1908年的春天，在日内瓦大学的英语讲师莫勃斯先生讲授莎士比亚课程时（我也在听讲，坐在后排的一个位子上），有一个人走进大厅，就在我身旁坐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是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因为他没有留胡子。讲课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互相对视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我攀谈起来。他提起了我们曾相识的情形。我对这次意外的见面有多么高兴，那就不用说了。我们一起走到大街上，我还把他送到了寓所。
　　我问他这次回俄国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回想起来哪件事使他最为满意。他告诉我，最满意的是一次大型的群众集会，在那次会上他只作了一次发言，对他自己提出的决议案作了详细透彻的解释，使得这个决议案在讨论通过时为大家完全自觉地接受了。他对这次集会的情况介绍我至今记忆犹新。看来这是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
　　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他在涅瓦大街上曾经被四名暗探包围起来，眼看他们就要动手抓他了，但他还是设法脱身了。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对将来革命重新来临是怎么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庄稼汉舔手指”^[7]，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革命就会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立宪民主党人感到非常愤恨，他们实质上是给了沙皇贷款，假如他们在法国坚决声明说，不经杜马同意签订的贷款，将得不到人民代表机关承认，那样的话，沙皇不通过杜马就不可能得到法国的贷款。
　　我不久就要回俄国去，因为我被驱逐出境的期限快满了。在离开以前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过几次。他要我写文章详细回忆1905年的革命，回忆十月事件，尤其是要回忆那些涉及工人武装，战斗小组，组织起义和夺取政权的一些经验教训问题。
　　一天晚上，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他邀我上啤酒馆去。我们在桌旁坐下，要来了啤酒，就聊起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我的学习。我那时在孜孜不倦地阅读社会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想独自地摆脱法律思想的罗网。突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断了谈话，说了句：“This man is suspicious”^[8]，并朝刚坐到我们跟前来的那个家伙悄悄做了个手势，看来，这是个暗探。我们马上站了起来，就朝外走。
　　在准备离开日内瓦的时候，我清理了自己斗室里的全部用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我把一个书架放到他那里去，这使我十分高兴。大约在我动身离开日内瓦前的两天，我把书架送去了……
　　此后，直到1911年1月间我才有机会再次出国去。我带去了自己的论国家的著作初稿。在这本著作里我想竭力克服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我想征询对该著作的意见，弄清一些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在柏林我找过考茨基，同他谈了话，可是对解决我的问题毫无帮助。来到巴黎之后，我打车站径直上玛丽·露丝街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亲热地接待了我，并指点我，附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住所。我在巴黎住了约一个星期。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几次。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得相当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的手稿看了一遍，对它很感兴趣。谈到法律家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记起了倍倍尔的一句很恰当的话《Juristen sind durchaus reaktionäre Leute》^[9]和马克思的一句话《Juristisch——also falsch》。^[10]我不知道这些话。但我特别喜欢后面一句话，因为它完全证实了我得出的结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所做的那些事情仿佛是日常琐碎的工作，对于它们的巨大历史意义我那时候是不太了解的，确切些说，也就是我明白这些工作是非常需要的，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惋惜：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个理论界的泰斗，这样一个才华岀众的人（我曾醉心于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依我看，这部著作可与《反杜林^[11]论》相媲美），这样一个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却要自己花精力和时间去解释那些无须特别费神即可轻而易举地正确理解的事物，就如：在反动时期不管有什么困难，秘密组织无论如何都要保全下来，而各种合法的机会则要极其细心地利用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等等。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没有深入进行研究，正需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从事研究。当我向他谈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也许您是对的。”但是我感觉到他又不可能不这样做，他现在所做的也是最重要的和最不可少的事。这到后来就特别看得清楚了。
　　在我动身前往伦敦之前，我简直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怀人的态度所深深感动。他给我出了好些主意，一开头就告诉我，手提行李寄存处，英语是叫cloakroom；从巴黎到伦敦最好是取道波隆—福克斯顿，到了伦敦要在查林—克罗斯车站下车，等等。他还把当时住在伦敦的李维诺夫^[12]（老大爷）同志的地址给了我。
　　从伦敦返回俄国的途中，我在巴黎又逗留了二三个星期。在这期间，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关怀那些到国外来的工人，关心他们的学习，检査他们的知识。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一个索尔莫沃工人恩·的情况。
　　在我动身回俄国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了我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3]在彼得堡的地址，以便让他帮我出版我那本论国家的著作。但在当时，这件事我却没有办成，直到1923年才由社会主义研究院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在分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顺便又给我出了个主意。当看到我的一些书在页边上都写满了字，有的还是一些英语句子（我那时候在下工夫学英语，力求掌握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狡黠地笑着说，这些句子有时可用其他的特殊写法。他劝我做各种记号以便记忆，用英语摘录一些决议和类似的不宜让宪兵看到的材料，使它们看起来象是狄更斯、沙克莱的作品或圣经的引文。果然，宪兵没有去注意这些东西。

三

　　1911—1912年的冬天，我带着家眷（妻子和女儿）住在柏林。我到国外来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次我也这样做了。在这期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一笔款子的事还悬而未决，那笔钱原来是在“保管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手里，即在考茨基手里。而一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考茨基对俄国的事情是完全搞不清楚的，然而他们却自以为他们负有仲裁法官的使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对我说，必须让考茨基了解情况，并且提出要我来负责这件事。他写道，考茨基的消息是来源于各色各样的阴谋家，这些人本身虽然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想竭力起作用，在进行种种阴谋活动。
　　我到考茨基那里去过两次，我在那里觉得很不自在。希法亭^[14]也常在那里，他的外表与其说象个革命家，倒不如说象个银行家。另外，我那时德语还掌握得不够好，比不上那些向考茨基提供消息的孟什维克。我认为自己不适宜担任这个任务，于是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信。
　　有一天，在我外出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家找我。我的妻子给他开了门，起先没有认出是他。但是，当他坐下写留条给我时，她看见了“列宁”这一签名之后才一再请他留下来，并且说，要是我不能见到他的话，会感到十分失望的。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笑着答应过一会儿一定再来。
　　没有过多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真的又来了，这时我已经在家了。原来，他是打算亲自同倍倍尔和考茨基谈一谈才来的。这件事他当天没有办成，不得不在柏林过一夜。我坚决反对他上旅馆去住，于是他就答应在我们家里过夜。他详尽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记得他在翻阅我的书籍时，对韦冈德的两卷本《德语词典》挺感兴趣（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德语词典，搜集了大量的文史方面的资料）。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上莱茵加特剧院去看了一场戏，回来后就在我们的一张沙发上睡了一夜（伊里奇用一条毛毯蒙着头睡觉，靠近沙发放着一个木偶，它手中拿一把出鞘马刀，还会咔嚓咔嚓地响。这是我的小女儿放在那里的，她怕“列宁会觉得寂寞”）。
　　第二天早晨，喝完咖啡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去办事了，午后他约了维·斯卢茨卡娅^[15]来我家会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后，很生气地说，倍倍尔接见他的时候很不客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形容说“象猛兽般盯着看”。而考茨基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的印象也是不尊重人的；他愤慨地说，考茨基对俄国的事情绝对没有能力去弄清楚，却要“插手”去解决问题。事实上，考茨基由于根本不懂俄语，他无论是对俄国的，还是对俄国党内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清楚，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去“插手”解决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柏林后，决定同考茨基打官司，通过法院向他追回这笔款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请我在斯图加特（考茨基编辑的《新时代》杂志出版的地点）找一个好律师。我在柏林除了考茨基本人外，并没有其他德国熟人。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了我一个方法：订阅一份《福斯报》（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类似从前的《俄罗斯新闻》）。这家报纸肯定有著名的律师当它的法律顾问；我作为一个订户就有权利前去请教这位顾问，他不会把我当作马路上初次遇见的人，并且会告诉我斯图加特的好律师的地址。
　　这一切我都照办了。我走访了《福斯报》的法律顾问，果然，同他谈话后，就从他那里拿到了一个所需要的地址。我随即就把这个地址通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是否聘用了斯图加特的这个律师，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用德文写过一篇文章，印成单张的传单，详细阐述了关于这笔款子争端的全部情况。
　　当我在1912年春天又去俄国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给我一个任务，一定要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并且利用喀山的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的复选代表按人数几乎相等的情况，力争让工人代表当选。可是，我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四

　　1914年夏天，我到了国外后，又立即写信同当时住在波罗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联系。那时候，我对民族问题产生了兴趣。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信推荐我读潘涅库克^[16]和施特拉塞尔^[17]写的小册子。我很希望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一趟，但是突然降临在我们头上的战争使我无法成行。我和妻子、女儿处于平民俘虏的地位，在德国足足呆了四年时间。
　　1918年8月间我才得以返回俄国，那是在我国代表团抵达德国以后的事。我当时曾立即写信给越飞^[18]，要求让我返回俄国去。我表示，如果有需要，我十分愿意在离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担任驻慕尼黑领事的职务。关于我的情况，我请他们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
　　在慕尼黑是否需要派领事的问题尚未弄清楚之前，我就获准搭乘第一班运载俄国平民俘虏的团体列车离开。8月上旬我已经回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四点钟光景，我到了他那里。我写了张字条给他，很快我就被让进屋去见他。他站在办公室里的一幅俄国欧洲部分地图跟前的椅子上，正在细细地观察俄国的北方地区。我自1912年以后就没有见过他。依我看，他一点也没有变，还是原来那个乐观、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互吻了一下。他让我坐下，看到我极度虚弱的样子，他显然感到惊讶。他告诉我收到了关于能否委派我当驻慕尼黑领事的请示函件，他立即作了答复，表示同意，并把我作为他所了解的一个人而予以推荐，因此他以为我已经获得了这项任命。这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走了进来，1905年还在喀山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当时我只知道他叫安德烈同志。话题转到了德国和未来的德国革命问题。我讲了那些我所知道的事实。德国当时的情绪不禁令人隐约地联想起1905年前夕俄国的情形。
　　在德国当俘虏的最后几年里，因为经常挨饿，我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由于这个缘故，我除了坐坐办公室以外，就什么都不能干了。我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的机会也就很少了。
　　1919—1920年的冬天我是在喀山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军事当局转递来信，他几次询问我的生活情况，问我是否需要什么，要我写信给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4月6日的来信里写道：

　　“阿多拉茨基^[20]同志！
　　我已转告霍多罗夫斯基^[21]同志，请他帮您解决口粮和木柴等问题。
　　他已答应照办。
　　请来信告诉我，——信可托人带来（托军人最好）
　　（1）是否帮您解决了些问题？口粮？木柴？
　　（2）是否还需要别的东西？
　　（3）您能否为国内战争史和苏维埃共和国史收集些资料？
　　在喀山一般能否收集到这些资料？我能够帮忙吗？
　　有无全份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缺很多吗？
　　我可否帮忙弄到缺少的部分？
　　请写信给我，告诉我您的地址。
　　致衷心的敬礼！

　　您的列宁。”^[2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负着大量的工作，然而他竟还有时间想到我临去喀山前同他的那几次谈话，并且还考虑如何帮助一个同志，想着他是否需要些什么。

五

　　1920年8月间我被召回莫斯科去做十月革命史料搜集工作。我到了莫斯科。由于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当然觉得自己应当去看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询问了我在喀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接着告诉他，1920年春天我非常满意地办了一期省党校，为时一个月左右；但是党校的这一期学员的水平比1919年办的那一期略微差一些，那一期我也曾讲过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学员的水平降低了，就感到不安，并请我通过省委书记弄清楚这事的原因。
　　接着我们谈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集。我至今没能把它全部读完，我对这些书信当然很感兴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详细谈了工作计划。他认为，这项工作必须尽快进行。“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为丰富的遗产埋藏在那厚厚的四大卷里，只有你我这样的书呆子才会去看它。”必须把最重要的选编出来，以适应广大工人群众的阅读水平，使他们能读到真正马克思的著作。这样一本不太厚的选集必须翻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因为西方对马克思的了解或许比起我们俄国来还要少。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哥达纲领批判》，比如说，在法国还根本没有人知道。
　　我当然非常乐意从事向我推荐的这项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连忙到自己的寓所去取来四卷书信集。另外，各种文献资料他也给了我一些，并且允许我利用他的图书室。他甚至想到把1913年他初次通读这四卷书信集时留下来的一些札记交给我，可是没有找到这个笔记簿。后来这个笔记簿还是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把它寄给我，这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全部书信。但我还是把全部材料仔细地又重看了一遍。我吸收了他笔记簿里的许多评语。我抄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评语之后，就把笔记簿^[23]还给了他。
　　起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都觉得全部工作很快就能搞完，大约花三个月时间就行了。可是在我们初次谈话后，一年过去了，我只准备好一些素材。虽则我摘录的全部材料都已经翻译好，但总的说来，还要进行认真的加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很关心我的工作，他迅速地把材料通读一遍之后，在1921年8月2日的来信里说道：

　　“书信我只能略读一下。当然，您还得大大压缩，找出彼此的联系，并加以编排整理。反复地考虑两三遍，然后简要地加以评述。看来工作要比原来想的重得多。
　　至于次序（您的想法大概不错），按年代排可能更便当一些。”^[24]

　　这次，1921—1922年的整个冬天时间我都花在反复推敲和写注释上。我无法加快这项工作，因为还忙着别的事情。
　　1922年4月我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张便笺，他写道：

　　“我因病没有工作，而且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工作。
　　您的近况怎样，请写封短信告诉我。
　　特别请您谈谈马克思书信的编选情况。（我要离开好几个星期，如果加米涅夫同志同意的话，这件事或许让他去‘关照’？）这项工作必须向前推进，并彻底完成。

　　您的列宁”。^[25]

　　当我接到这张便笺时，我的心都收紧了，我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很严重。在给他的复信里我说：马克思书信的编选工作我始终没有停下来，并且我无论如何要把这项工作做到底，但遗憾的是实际情况不允许我整个扑到这项工作上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复信时写道：

　　“您对书信要多多研究：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事业。要选最重要的东西。注释要简短、明了、准确（＋把马克思的评语同某些‘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加以对比）。
　　敬礼！

　　您的列宁”。^[26]

　　4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什么缘故把我找到他那儿去。他和衣躺在床上，并且还在看书。这是手术后不久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询问我的工作情况，而且对一些最细小的事情都关心到了，问我的生活条件如何，我能否在家里工作，还是需要在图书室里工作，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已把我那本《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纲要》的手稿送去付印后，他没让我知道就已经去催促过了，因此书很快就印出来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22年底，当时他已经要恢复工作了，可是重又感到身体不好，遵照医生嘱咐他应该减轻自己工作的紧张程度。一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我，叫我上他那儿去。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把已经印出来的那本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清样随身带去给他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看集子，因为在导论的末尾刊载了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信里恩格斯劝马克思喝点酒，这样可以保持旺盛的精力，他看后笑了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上去精神饱满，情绪很好，但他还是忧郁地对我说，他现在是个残废的人，已经不能全力以赴地工作了。但当时我不愿意去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载于弗·维·阿多拉茨基：《关于列宁生平著述问题》1933年莫斯科版第61—75页

^[1]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辛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2]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3] 记得，他回忆起尼·巴·扎戈斯金（俄国法学史教授），以及雷因哈德——律师兼喀山日报《伏尔加消息报》的编辑。——弗·阿·注

^[4] 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1801年11月3日——1859年10月4日），德国作家、出版商。

^[5] 指卡尔·贝德克尔编著的瑞士旅行指南。——编者注

^[6]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年），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译者注

^[7] 俄语中有“熊舔掌”的说法，形容熊越冬时的一种状态。此处系借喻。——译者注

^[8] “这个人可疑”。——编者注

^[9] “法律家是极端反动的人”。——编者注

^[10] “法律就是虚伪”。——编者注

^[11] 卡尔·欧根·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1833年1月12日——1921年9月21日），德国作家、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

^[12]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13]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14]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

^[15] 维拉·克利门捷夫娜·斯卢斯卡娅（Вера Климентьевна Слуцкая，1874年9月5日——1917年10月30日），189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加入崩得。1902年流亡德国，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9年再次流亡国外。1912年回国。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吕班。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年10月30日在为镇压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的赤卫队运送药品时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16] 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不来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国际共产集团，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

^[17] 约瑟夫·施特拉塞尔（Josef Strasser，1870年9月11日——1935年10月15日），出身于清洁工家庭。早年在《工人报》工作。1901年起任《工人报》主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是左派，支持民族自决权。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9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并于1919—1929年担任中央机关报主编。1935年逝世。

^[18]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19]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0] 弗拉基米尔·维克托洛维奇·阿多拉茨基（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Адоратский，1878年8月7日——1945年6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哲学家。190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流亡国外。一战期间被监禁于德国。1918年获释回国。1920—1928年任中央档案局副局长。1928—1931年任列宁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6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36—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45年逝世。

^[21] 约瑟夫·伊萨维奇·霍多罗夫斯基（Иосиф Исаевич Ходоровский，1885年？月？日——1938年5月7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委员。1917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南部阵线政治部部长。1919年任第9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喀山省委书记兼喀山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兼图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高级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42页。——编者注

^[23] 弗·伊·列宁关于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材料的笔记本，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59年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是《〈1844—1883年间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集〉选编》。——编者注

^[24]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6页。——编者注

^[25] 《列宁文稿》第10卷第173页。——编者注

^[26] 同上，第181—182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