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形象（尼·亚·谢马什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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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形象

尼·亚·谢马什柯

　　我第一次（然而是短暂的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1895年在莫斯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头。与民粹派的斗争异常激烈。但那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武装还很不够。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在莫斯科秘密出版了胶印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在这里列宁揭露了民粹派的真实面目一他们是人民的假朋友。这一年的年中，别尔托夫（即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公开出版，这本书使整整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教育。
　　189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被邀请去参加一次民粹派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会，“一位从彼得堡来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参加这次辩论。
　　我采取了通常的预防措施去参加这次秘密会议。会议是在一所豪华阔绰的住宅里进行的，在一个面积很大的会议室里摆着贵重的家具，旁边有几间稍小一点的书房。象通常在战斗开始前那样，在等待交锋（也在等这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会）时前哨战已在进行。民粹派向我们进攻了。他们得到一位当时负有盛名的出色的激进派年轻律师马克拉柯夫^[1]（未来的立宪民主党首领）的大力支持。
　　“别尔托夫的著作不过是诽谤别人的攻击性小册子”，马克拉柯夫激动地说。
　　我们一面等待着领袖的到来，一面进行自卫。
　　“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终于来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应战。我看见他在旁边的一间书房里同站在他身旁的人们轻声交谈。显然，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同爱说漂亮话的自由主义者进行论战，而是想利用这一有利的秘密环境找他需要的人商谈十分重要的任务。
　　辩论会因此没有开成。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一步熟悉是在1908年侨居日内瓦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07年初我侨居国外。日内瓦在当时对政治侨民来说算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也到那里去了。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我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但是，在一个倒霉的日子里，我突然被捕了。把我同干下流事的有流氓行为的刑事犯一起关在一个大牢房里。给我们吃的是漂着抹布线头的劣等饮料（称之为“汤”）和柞实茶（称之为“咖啡”）。我坐了一两个月的牢，还是不明白：我在俄国犯的政治“罪”，日内瓦当局何必要逮捕我。我没有触犯瑞士的法律，干吗要我坐牢呢？
　　到了第三个月，突然从狱外给我送来了三只桔子。这使我非常纳闷：难道没有别的好东西可送了吗！由于经常吃监牢里的这种“汤”和“咖啡”，我消瘦得厉害。应该给我送点面包、香肠来才是呀！现在却送来了三只桔子！怎么办呢，我就把这桔子吃了吧。当我把桔子掰开，从里面掉出一小块蜡纸来的时候，我是感到多么的惊奇啊！在桔子蒂部的皮里有个洞，皮很容易剥开，里面塞了一张纸条，然后仍旧把皮盖好。我把纸条摊开，上面写着：“别害怕，列宁来了，他来处理你的案件了。”
　　后来才弄清楚是这么一回事情。这以前，在传奇式的高加索革命者卡莫^[2]的领导下在梯弗利斯对沙皇政府的钱财进行了大规模的剥夺。由于这次剥夺事件，在国外逮捕了一些革命者。有一个被捕的女同志是从日内瓦去的，她被关在慕尼黑。为了让同志们知道这件事，她决定在慕尼黑的监牢里给日内瓦写一封信。但是写给谁呢？看来，我的地址最可靠。信被截获了，所以把我关了起来。
　　当然，日内瓦的警察当局是清楚的，我同这次剥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梯弗利斯。根据警察当局的记载，整整这一年我都在日内瓦。但是沙皇政府显然想抓住这个机会，要求把我引渡回国。由于我领导了 1905年的下新城起义和索尔莫沃起义，还有以前的一些案件，当局想趁机同我算总账。而瑞士政府是很乐意把“剥夺者”交给沙皇政府的，因为瑞士资产阶级担心，“今天他们抢了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明天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了。”很清楚，我有被引渡到沙皇政府的魔爪中去的危险，随后就是“根据各种罪行”判处绞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了不寻常的活动，请了一位很有名望的瑞士律师（这位律师当时被提名为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他密切注意案情的发展。果然，没几天就提审我了。最后调查清楚，我没有参与梯弗利斯的剥夺活动，这样我就被释放了。
　　出狱的那天晚上，我得悉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小组会议正在进行，我就去参加。第一个鼓掌欢迎我的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同志就这样救了我的命。
　　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列宁对人们的这种关怀。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可调和的敌人，但他对战友和共事的同志却异常关心和爱护。
　　侨居国外的极大多数人生活十分艰苦，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吃什么。我们有一个互助储蓄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千方百计地给予资助。有时请他出去做报告，他把报告的收入捐给困难的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十分繁重：要编辑报纸，要写文章，要在各种会议上发言，要与俄国通信，但他从不拒绝给广大听众作报告，而且报告的内容丰富，准备充分。如果发觉某个同志有了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给他找工作。他曾多次这样帮助过我。
　　当他成了占地球上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的首脑后，这种对的关怀就更加广泛地表现出来了。在国外干涉、饥馋、破坏时期，列宁在考虑“是否能打败敌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是否能坚持下去？”等重大问题时，他还是经常注意同志们的困难，及时给予帮助。他不仅帮助亲近的同志，而且帮助偶然碰到的普通劳动者和一般工作人员。
　　那些令人赞叹的事例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歉收年景使农村经济遭到了损害。富农暗中破坏夺取丰收的斗争。粮食不足的状况严重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活。当时的农民报纸《贫农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说，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实验员切库诺夫，他一定要同“列宁本人”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了切库诺夫。在谈到农业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最重要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到来访者的眼镜坏了。在接见结束后，他便马上写了一张纸条给我（当时我是卫生人民委员），纸条上说：

　　“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切库诺夫同志正在我这里，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劳动农民，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共产主义原理。
　　他把眼镜丢了，花一万五千卢布买了一副破烂货！能不能帮他弄到好眼镜？
　　务必请帮忙，并请您的秘书告诉我，是否办到了。”^[3]

　　这张纸条的内容和风格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内容一一说明列宁对平生第一次见面的劳动农民的关心；风格——“请您的秘书”……
　　1918年8月30日，这是个不幸的日子：社会革命党人谋剌了列宁。社会革命党的一个女党员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恶毒地打了几枪，一颗弹头留在他的颈部。子弹从后面打进去，离开颈部致命的血管和神经仅一两毫米，只是由于大血管（动脉和静脉）管壁的弹性才免于受到危害。但是敌人的子弹在血管旁边穿过后没有穿出皮肤，留在锁骨上面离表皮不太深的地方。
　　在1922年决定把这颗弹头取出来。先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X光透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别人是那样的关心，但很少考虑自己。那时，最好的透视设备在彼·彼·拉扎烈夫^[4]院士当所长的那个研究所里。大家决定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那儿去透视。
　　那时，彼·彼·拉扎烈夫正在从事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的研究，他很希望列宁能了解他的这项工作。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也很重视这件事。
　　事前已经讲好，为了不使当时已经十分虚弱的列宁过分疲劳，拉扎烈夫的汇报不超过二十分钟。在墙上的一张标有钻探地点及各种记号的地图前面，拉扎烈夫院士开始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但是他兴致勃勃，一下子讲了二十多分钟，还看不出他什么时候才能讲完。我给他打了个威吓性的手势，并使了个责难的脸色，但他还是继续往下讲。
　　那时我就想法打断他的汇报，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目不转睛地继续在听。等汇报完了，他还向拉扎烈夫院士提出了很多问题。他还要求每天把工作的进展和有什么需要等简况告诉他。从此以后，这项工作的进度就大大加快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波特金医院动手术取弹头的。事前对护理人员讲好，不要提出任何要求去打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护理人员自己当然也完全懂得这一点。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但在劳动人民提出请求的时候帮助他们，而且在隐瞒困难的时候也给予帮助。例如，他设法了解到护理他的女医士格烈什诺娃遭到了很大的不幸：她的女孩子生了结核病，但她不放心让病孩一个人去治疗，想要同孩子一起去。按照一般规定，是不允许父母留在儿童疗养院里的。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给我写了条子要求给予格烈什诺娃帮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周围的工作人员常常得到他亲切的关怀。他对他们的困难有深入的了解，要求他们爱护自己，注意休息和治疗。在那紧张的岁月里，不少同志不但不听医生的劝告，甚至也不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如果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来个干脆：几天以后有关同志就收到一份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党的纪律谁都应当服从。
　　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见面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人家埋怨说，契切林^[5]（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常在夜里十二点以后召开会议，一直开到四五点钟。您去同他谈谈，为什么他这样折磨自己，又折磨别人？”
　　我到契切林那儿，想让他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夜里应该睡觉，工作白天干。但契切林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力图证明，正是夜里，没有人妨碍的时候该工作，而白天则睡觉。他甚至援引了当时刚出版的关于鸡啼的新书，从科学上来加以论证。由于我有翻阅各种新出版的生物学著作的责任，所以这本书我不久前也看到过。尽管我向契切林证明说公鸡是按公鸡的生理习惯睡觉的，它在夜里两点“最兴奋”，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下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对他说：
　　“叫我对契切林怎么办呢？他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有点神经失常。”
　　过了几天，我收到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决定：送契切林，抄送我。禁止契切林在夜里一点以后召开部务会议。
　　费·亚·格蒂耶博士在那时是一位素负盛名的医生。他常给同志们看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到临终都是他治疗的。格蒂耶有工作职务，所以生活似乎是有保障的。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经常有人去麻烦这个老头儿，所以他在给我的一个纸条上写道：“关于格蒂耶本人。他不要钱。可是现在什么都得花钱。他在给很多人看病。是否可由中央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规定工资，每月多给一些？请以我的名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谢并给我写封简短的回信。”^[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孩子特别关心和爱护，我甚至认为他相当疼爱。大家知道，根据列宁本人的倡议，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儿童的法令。特别是在饥荒的那几年里，颁布了保护儿童的重要法令。列宁批准了组织教育家和医生参加的特别法庭来审理儿童犯罪案件的法令，等等。
　　我还想起了侨居巴黎郊区时的许多日常生活情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骑自行车到我这儿来。那时我有两个孩子：男孩十岁，女孩十三岁。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的时候我不在家，他就等我。我回来时常看到这样的景象：男孩坐在他的一条腿上，女孩坐在他的另一条腿上，他们抱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睁大了眼睛听他讲故事。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用这样简单明了的语言，象朋友和老师一样给孩子们讲故事，感到惊讶。有时，在谈完了正经事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对我的儿子说：“谢尔盖，来吧，把袖子卷起，我们来打一架。”于是我这个恬静的孩子真的卷起袖子，认真地摆开架势，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起拳击来了。
　　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休息的日子里喜欢骑车外出呼吸新鲜空气。有一次在巴黎郊外，我们一起骑车外出。因为那天晚上他和我都有事，所以我们不打算骑得很远，只想骑十五—二十公里，到风景优美的“高堤”上去，从那里可以看到引人入胜的巴黎全貌。我的女孩子知道我们不远出，就一再要求把她带上。我担心会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来麻烦，就不同意。女孩大哭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袒护她，尽管我多次反对，她还是跟我们一起去了。
　　论距离，这条路不算长，但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走起来很费劲。
　　由于天气炎热，小女孩感到疲乏了。这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不安。尽管我再三安慰他说：“这孩子身体很棒，是个运动员，疲倦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但他还是一直照顾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尽管他热得浑身是汗，但他仍然不让女孩自己走上山去。他—只手推着自己的自行车，另一只手扶着她的自行车，汗水从脸上淌下来，他低下头来，在扶着两辆自行车的两只手的袖子上擦汗。当时我笑着要他别这样，他生气地回答说：“象你这样的父母，应该取消有孩子的资格。”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对孩子们十分爱护。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前不久，在哥尔克他的家里还为农民的孩子们举办了松树晚会。那时候松树晚会还很少见。农民的孩子自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点缀着各种闪闪发光的小灯和礼物的松树，他们都高兴得蹦跳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把他扶到大厅里（那时他已不能走动）。淘气的孩子们爬到他的膝上同他纠缠起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7]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8]虽然自己也是很喜欢孩子的，但还是想办法把孩子们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边赶开。列宁虽然身患重病，头痛病不时地折磨着他，但他不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赶孩子，反而要孩子们更靠近他。
　　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室是一间不大的狭长房间，这里有一只缩在墙里边的荷兰式炉子，天花板很低，根本不象是管理着占世界六分之一面积的大国的政府机关会议室。但是这种朴素的陈设同这个政府及其首脑一列宁同志的品格是极为相称的。
　　六时正（人民委员会的会议通常就在这时开始），主席坐的普通木圈椅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列宁同志从自己的办公室走了进来。全体人民委员也都已到齐——列宁是严格遵守工作纪律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整个会议室环视一下，看看人民委员是否都已到齐；窗子、气窗或通风设备是否都已打开。他坐到会议桌旁边的圈椅上，低着头看文件，好象是用自己苏格拉底式的头顶的反射镜在剖析到会的每一个人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掌握会议的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他注意会议的气氛，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经常注意空气是否新鲜，会场是否肃静，讨论问题是否按程序进行，发言是否扼要具体。夏天开会时，他有时会坐在面向克里姆林宫大院的窗台上，以便呼吸新鲜空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反对吸烟，开会的时候严禁吸烟。为了不使有些烟瘾大的人民委员经常跑出会议室去，允许他们在角落里的炉子旁边抽烟，让烟经过通风管排出室外。有时，两三个吸烟的人在角落里悄悄地谈起话来。
　　“炉边的蟑螂们，静一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着玩笑向他们提出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吸烟的态度在我的生活中引起了一桩笑话。有一次，他见到我时对我说：
　　“为什么您不开展反对吸烟的斗争呢？我支持您。”
　　我也是反对吸烟的，受到了列宁的这种鼓励，就发起进攻了。我采取的措施有：（1）文化教育方面——在报刊上开展反对吸烟的宣传，发动共青团和妇女部，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2）国民经济方面——限制烟草的种植，削减烟叶的生产，减少烟叶的贸易额。最有意思的是被我叫来开会的经济部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农业人民委员部，商业人民委员部等）的代表吓得在我提出的全部提案上都签了字。但到了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家都竭力反对我。各个经济部门的人民委员都攻击我。我看到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不同意我的提案，于是我向列宁投出求助的目光。但他越发低下了头，俏皮地微笑着。就这样我的提案被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否决了（其实是应该被否决的）。只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法令得到了通过。后来我就埋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您为什么不支持我？”
　　“我的老弟，您做得太过火了！”他回答道。
　　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少第一个发言（除非他是报告人）。显然，他不愿用自己的威信来压服大家。他总是等待别人发言。如果没有什么人想发言，他甚至点同志们的名：“某某同志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想法？”而在总结的时候他令人信服地把争论的问题进行归纳，提出决议案。一般说来，这些决议案总是被一致通过或得到极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总的说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逻辑性是惊人的，反对他的论据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为他的道理异常简单明了，所以是无法驳倒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简单明了的逻辑性总是给听众以无法抗拒的影响。我记得1910年在巴黎时曾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一次大辩论。主要的报告是我作的。我详细地分析了克鲁泡特金以及当时著名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在辩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简短的发言。他明确而简要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政府论”是十分愚蠢、十分有害的胡言，资产阶级正是需要这种谬论，这样就可以镇压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工人，就可以扑灭他们的一切反抗；他还指出，工人则相反，需要把政权牢牢地夺到自己的手中，建立钢铁般的专政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建设社会主义。我从听众的眼神里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话是多么容易被人接受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强烈的革命气质，他思路清晰，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善于集中精力、聚精会神的本领。在一部电影里，他被描绘成办事有些忙乱的人。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加了他最最讨厌的那些性格特点。
　　列宁在领导党和政府的工作中，象他的整个一生一样，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原则性。他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给道德下的定义，对他是非常合适的，他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的每一个行动都完全服从社会主义的利益。
　　关于列宁关心人的问题我已经讲了。但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同对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异常憎恨密切联系的。
　　列宁十分尊重普列汉诺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回忆文章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普列汉诺夫最初几次谈话以后，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我是普列汉诺夫的外甥，有一段时间我常到他那儿去（后来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就完全不见面了），我每次到他那儿去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详细地问我，他讲些什么，他的身体怎样等等。同样，也是出于“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在普列汉诺夫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以后，列宁抨击他，同他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把他从思想上消灭了。
　　列宁对待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都是这样。
　　我这里保存着列宁于1910年10月4日写的一封短信。这是一张写给我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注意到了，明信片上所印的画面是有象征意义的。上面画的是罗纳河流入地下的地方；这条巨大的河流一下子全都流入地下而消失了，在地面上完全看不见，然后又喷着泡沬冲上地面，在水流经过的地方把一切都一扫而光，最后又平静地流入宽阔的河床。难道这不是我们党的象征吗？它于1905年以后被迫转入地下，过了十年后又冲出地面，在前进的道路上清除了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它正迈着雄健的步伐向共产主义挺进！
　　列宁的身体是很结实的。他那矮壮的身材，结实的肩膀，短而有力的双臂，这一切都显示出他具有过人的力量。在可能范围内列宁是善于注意自己的健康的。这里所说的在可能范围之内是指他的十分繁重的工作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不喝酒，也不抽烟。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体育家，他喜欢而且珍惜新鲜空气，喜爱散步、滑冰、骑自行车，他游泳游得很好。列宁在彼得堡监狱坐牢期间，每天做体操，经常在囚室里来回走动。侨居国外期间，在空闲的日子里，我们大家一起骑自行车到城外郊游。在苏维埃时期，他常坐汽车外出调剂精神。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没有钢铁般的强健身体就经不起由于社会革命党人行刺而受到的重伤。
　　伤势十分严重。子弹穿过胸膛，把大血管打坏了，胸腔里充满了血液。打进颈部的弹头紧靠着致命的器官（颈动脉和静脉），所以在头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咳嗽时会喷出血来。可是只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好转了，情绪也乐观起来。尽管医生一再提出必须暂停工作，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很早就开始工作了。对医生的责怪他笑着回答说：“顾虑过分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发病是从微不足道的症状开始的：他起床时感到头昏，必须扶住旁边的一口橱才行。马上把医生找来了，起初他们没有重视这个症候。找来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病的著名神经科医生达尔克舍维奇^[10]教授认为这是很普通的病（“过度疲劳”），他竟然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诉起苦来，说科学家的生活太艰苦，要自己把劈柴拖上楼去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绪变得忧郁和沉闷了。他预感到不幸即将发生，所以他对人家的安慰回答说：“不，这是预备铃”。
　　使全人类感到十分不幸的是，预感证实了。
　　随后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缓慢地消逝的可怕日子。他的坚强的机体同严重的疾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这场坚强的大脑同侵蚀它的动脉硬化症之间的斗争，在疾病史上是罕见的。
　　1923年1—2月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在向好的方面不稳定地发展。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能口授自己著名的政治著作。但到了 3月9日，右半边的身体发生严重的麻痹症状，说话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症状立刻变为持久性的了。
　　5月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往哥尔克，他在那里一直呆到逝世。在7月里，他的病情又有好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保持着多吸新鲜空气的习惯。他常坐在推车里出去散步，还很乐意去采蘑菇。渐渐地，在旁人的扶助下他能够行走了。8月初起，他开始练习已经丧失的说话能力。到了 10月份，他已能够借助手杖在房间里独立走动了。说话的能力也在逐渐恢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还翻阅报纸，要别人把他指定的文章读给他听，并且很关心这些文章的内容。他用左手缓慢而艰难地写起字来。我上面已经提到，冬天列宁还参加了松树晚会。
　　坚强的机体在进行斗争。大家都希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能不断恢复。
　　突然在1月21日晚上六时不幸降临了：疾病的恶性发作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完全失去了知觉，全身肌肉极度紧张。体温达到四十二度三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再恢复知觉，溢然长逝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尸体解剖结果证明，他的脑血管早已硬化。死后的诊断书说，由于过度紧张的工作而引起血管硬化。值得注意的是心脏血管和其他部位的血管没有发现显著硬化的现象。就只是脑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器管由于过度疲劳而硬化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脑血管已经硬化到钙化的严重程度了：在解剖时用金属镊子敲击血管时好象敲在石头上一样。很多血管的管壁增厚了，血管完全栓塞，连一根头发也通不过。这样，新鲜血液就送不到大脑的各个部位，大脑一直缺乏营养。
　　所有参加解剖的医生都对眼前这种从未见过的现象感到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大脑的这些重要部位发生了这样严重的病变，他怎么还能思考，还能口授含义深刻的出色的文章，还能关心政治。就连大脑的少数没有发生病变的部位也能产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天才思想。

载于尼·谢马什柯：《难忘的形象》1959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1]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克拉柯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аклаков，1869年5月10日——1957年7月5日），俄国自由派律师和外交官。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10年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参与贝利斯案件。1916年参与暗杀拉斯普京。二月革命后任俄国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支持白军。此后长期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支持苏联，一度被纳粹监禁。1957年在瑞士逝世。

^[2] 西蒙·阿尔沙克维奇·捷尔—普罗相（Симон Аршакович Тер-Петросян，1882年5月15日——1922年7月14日），化名“卡莫”（Камо），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2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继续在高加索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积极参加了巴库武装起义。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外贸人民委员。1922年因车祸身亡。

^[3] 《列宁文稿》第8卷第450页。——编者注

^[4] 彼得·彼得洛维奇·拉扎烈夫（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Лазарев，1878年3月31日——1942年4月23日），苏联物理学家。1907年开始在莫斯科大学工作。1916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工作。1917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内战期间为红军伤兵安装X光室。1919—193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会物理与生物研究所所长。1931年被解职并被短暂监禁，获释后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32年回到莫斯科。1934年起在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工作。1940—1942年任莫斯科博物协会副主席。1942年在阿拉木图逝世。

^[5]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6] 《列宁文稿》第9卷第735页。——编者注

^[7]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8]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9]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8页。——编者注

^[10] 利弗里·奥西波维奇·达尔克舍维奇（Ливе́рий О́сипович Даркше́вич，1858年7月17日——1925年3月28日），苏联神经病理学家、神经组织学家。1888年起在莫斯科大学工作。1892年起在喀山大学工作。二月革命前担任国务委员。1923—1925年任莫斯科女子医学院院长。192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