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我们的英明领袖
格·伊·彼得罗夫斯基
我是在1912年底认识弗·伊·列宁的，那时我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代表，出席了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会议（大家知道，出于保密的考虑，这次会议称为“二月”会议）。弗·伊·列宁当选为这次会议的主席。
我们这些工人代表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谦逊和简朴都感到惊讶。会议是在他的住所召开的，我们也在他那儿吃午饭（午饭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准备的，参加会议的女同志帮她的忙）。使我们惊讶的是，弗·伊·列宁虽然长期侨居国外，但他却那么清楚地了解俄国工人的情绪，那么深切地关注着所有与工人运动有关的问题，那么深刻地概括各种个别现象，并指导我们这些担任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也这样做。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会议结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每位杜马代表都单独地谈了话，详细地询问他们在选区的工作情况。他在同我谈话时，要我把1912年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与1897—1900年巴布什金[2]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工作时的情况作一比较。我回答说，那时各个工厂里觉悟的工人是屈指可数的，而现在，每个工厂都有几十个，有的厂甚至有几百个觉悟工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那么现在，经过反动年代之后，工人们对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们大概胆怯、害怕、退缩吧？”
我感到奇怪，列宁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现象的呢？我证实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我说的话。事实确是如此，当我几次在工人集会上做报告，讲到“应该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时，工人们总有点儿害怕。列宁解释说，这是反动年代和迫害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孟什维克向工人灌输恐惧与胆怯情绪，进行瓦解工作的结果。
接着我向弗·伊·列宁报告关于《真理报》的发行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要是《真理报》出版《顿巴斯矿工》、《乌拉尔工人》这样的副刊，您看怎么样？
在那几年里，弗·伊·列宁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他极为清醒地预见到日益逼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高瞻远瞩，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免。下面列举的几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事情发生在1914年的5—6月间，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3]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彼得堡。他以必须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为借口，企图“消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从而把俄国革命的工人运动置于孟什维克的控制之下。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的中心，除《真理报》外，还有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杜马中除了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布尔什维克“六人团”之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选民投票选出来的七个孟什维克代表。王德威尔得宣称，他的任务就是研究俄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究竟是跟哪个党团走的。实际上他打算把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同孟什维克代表联合起来，一旦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就可以使已经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投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赞成军事预算。
弗·伊·列宁预见到第二国际首领们的这一政治伎俩，他虽然身在国外，却领导着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活动。弗·伊·列宁得知王德威尔得到达彼得堡后，就建议我们布尔什维克代表接待王德威尔得，并让他看看首都和全俄国的工人阶级究竟是跟谁走的。我受委托邀请王德威尔得访问《真理报》编辑部。在这里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在第二国际主席面前首先发了言。他们在讲话中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真实情况。前来《真理报》报社的还有各个工会理事会的主席和书记，他们向王德威尔得介绍了工会的情况、工会的人数、经费等等。工会代表们说，工人群众和工会本身都站在《真理报》的立场上，也就是说都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
在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我们主张以《真理报》所阐明的原则作基础，实现工人运动的统一。我们指出，由于与孟什维克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同他们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在这次会议后王德威尔得走访了几个工会理事会。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维克有着主要的影响。结果王德威尔得一无所获地走了。
选举出席预定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会议代表的事实表明，工人群众是跟布尔什维克走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委托书，大部分是“真理报”派得到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分子连一份委托书也没有得到。他们要求我们布尔什维克哪怕让出一份委托书给普列汉诺夫也是好的。我们回答说，如果普列汉诺夫准备维护我们党的纲领，那就把委托书给他。不久，彼得堡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委托我去国外见列宁，以便解决党的工作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向他报告王德威尔得在彼得堡逗留的情况。我把有关说明工会和其他工人群众组织立场的材料带给了列宁。弗·伊·列宁那时住在波罗宁，在一个农民家里租了一所小房子。我们所有的会议都是在这个农民家里的凉台上开的。
我向列宁汇报了我们接待王德威尔得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赞我们接待王德威尔得的一切做法，并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原来这时第二国际执行局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正在进行，这次会议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孟什维克散布流言说，列宁也在布鲁塞尔，但他不愿意出席会议。
出席1914年7月16—18日（新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和其他一些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出席会议的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4]、印涅萨·阿尔曼德[5]和伊·费·波波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对我们同志的态度极不友好，因此我们的代表团把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境况报告给了列宁。
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借口“调解”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之间的分歧，借口确立党内“和平”，要求布尔什维克停止批判取消派的妥协政策，并同它联合。布尔什维克没有对孟什维克让步，并拒绝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干涉党内生活的企图。列宁从波罗宁领导着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工作。他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此报告由印涅萨·阿尔曼德在会上（用法语）作了宣读。列宁同时还为参加会议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写了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完我的汇报后，提议把我从彼得堡带来的材料和报纸全部寄往布鲁塞尔，给我们的代表团使用。我们就这样做了。由列宁和我署名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拍去一份电报告知给他们寄去有关王德威尔得彼得堡之行的各种材料。同时给我们的代表团寄去了这份电报的副本。我们的材料在会上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对揭露孟什维克的流言蜚语起了很大的作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布鲁塞尔会议的情况，对当时的事件，对第二国际首领们力求通过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统一的决议，从而破坏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影响的政策，作了评价。弗·伊·列宁指出，要使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得到改变，要使忠实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来领导社会主义国际，还必须做很多工作。列宁深信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一定会胜利。
这时候，革命的火光已经在俄国闪耀。工人罢工的浪潮已席卷整个俄国。顿巴斯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罢工。彼得堡的罢工运动已发展成同警察和哥萨克的公开冲突。维堡区已出现了街垒。革命的浪潮越来越有力地冲击着沙皇制度的基础。弗·伊·列宁在谈到革命正在接近胜利这一看法时，要我尽快结束国外的工作，回到俄国去，因为正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应当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于是我带了大量秘密书刊从波罗宁动身返回俄国，当我到达彼得堡时，还看到了维堡区的街垒。
十月革命以后，弗·伊·列宁成了苏维埃政府的首脑，他的名字已为全世界劳动人民所熟知，但他仍然是一个谦虚的、关心人的、异常重视其他工作人员意见的同志。列宁制定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并以身作则地遵守这些原则。
这里有一个刻划弗·伊·列宁形象的鲜明例子。1920年4月5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因列宁的五十寿辰即将来临，特向他表示祝贺。两个代表讲话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已经足够了，并且提议谈谈党和苏维埃建设中的迫切问题。然而大会的代表们不同意：他们切望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对弗·伊·列宁的热爱。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走开了。他不喜欢人们颂扬他，这是他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轮到我担任会议主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电话找我，他问现在大会上在作些什么，我回答说：“祝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五十寿辰的讲话仍在继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要求我这个当主席的阻止这些讲话。但是无法办到这一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谦虚，教导我们要把我们为之服务的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载于《回忆弗·伊·列宁》195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93—98页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абушкин，1873年1月3日——1906年1月5日），俄国工人革命家。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流亡英国，同年回国。1903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05年获释。1905年革命期间领导了赤塔武装起义。1906年1月5日被捕，英勇就义。
[3]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4] 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8—189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6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5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5] 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 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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