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伊·列宁——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的军事领导人（米·卡·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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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的军事领导人

米·卡·帖尔—阿卢丘年茨

　　斗争并没有以推翻临时政府、占领冬宫和逮捕克伦斯基^[1]政府的部长们而告终，斗争仅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克伦斯基有可能借助莫吉廖夫的反革命最髙统帅部开辟北方战线，并将德国凯撒部队开到彼得格勒，同时克伦斯基也有可能试图煽动彼得格勒的士官生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莫斯科的武装起义还没有结束，这里的街头巷战也十分激烈。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局势。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伊·列宁不仅每天检查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整个军事活动，而且还亲自召见军事人员开会制定保卫彼得格勒的种种措施，并将他们派到各个地区去捍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下面列举列宁领导军事活动的几个事例。这些事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件我都亲自参加过。

保卫彼得格勒的各种措施

　　10月27日晚，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会议，讨论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司令部提出的保卫彼得格勒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步兵、炮兵和水兵等兵种的军官。这次会议由列宁担任主席，从10月27日夜至28日在军区司令部继续举行。从陆上保卫首都的计划草案没有引起异议，它得到了列宁的批准；但从海上保卫彼得格勒的计划草案就行不通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看完这个计划草案，便问出席会议的水兵，军舰从海上来保卫通向首都的要道，那么舰上的大炮炮弹射程有多远。水兵报告了数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了圆规在地图上测量距离，然后给他们指出，如果照他们设想的军舰方位，敌人一旦从海上进攻，我们的一些防卫点就无法用炮火来保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应该把我们的军舰挪到这样的方位，以便使它们同岸上的大炮配合起来，在交叉的火力下，就能击溃敌人的舰队。水兵们对列宁的这些意见惊叹不已，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失算。列宁的修正方案被列入海上保卫彼得格勒的计划。
　　大家知道，莫斯科工人和忠于革命的莫斯科卫戍区士兵的武装起义是在较彼得格勒更为复杂的形势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从彼得格勒派遣一支配有大炮、机枪队和装甲列车的水兵大队前去支援莫斯科工人和士兵。可是没有现成的装甲列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委托普梯洛夫厂火速制造一辆装甲列车运往莫斯科。早先也是这个厂接受了一项任务——给为反击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而战斗在彼得格勒附近普尔科沃高地的部队造一辆装甲列车。普梯洛夫厂的工人没有按列宁严格规定的期限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亲自到工厂去就地检査情况并促使装甲列车早日造好。这事发生在10月28至29日的夜间。
　　普梯洛夫厂委会答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0月29日给普尔科沃部队造的不是装甲列车，而是普通机车拖的载大炮的半开式装甲平车和载大炮炮弹用的装甲车台。至于支援莫斯科的装甲列车，厂委会答应还要过几天才能造好。果真，10月29日晚载大炮和炮弹的装甲平车和装甲车台已安装就绪，并在10月30日早上运到了普尔科沃高地。因莫斯科工人和士兵急需战斗支援，10月29日从彼得格勒派去五百名喀琅施塔特水兵，他们的装备有步枪和机枪，但是没有装甲列车。10月30日晚一支队伍到达了莫斯科。^[2]
　　10月27日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3]将军开始向彼得格勒进攻。战斗的第一天他们占领了加特契纳，10月28日占领了皇村。在10月28至29日的夜里，弗拉基米尔军校和巴甫洛夫军校的士官生手拿武器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虽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但他继续领导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经常给司令部下达有关军事行动的指示。10月29日白天的暴动就被镇压下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他那宽大为怀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也表现在对待被打垮了的敌人的态度上。在他发出要迅速、坚决镇压士官生暴动的指示之后，就要我们注意必须立即制止对被打垮了的暴动者可能釆取私刑的意图。
　　“如果士官生不再反抗，”列宁说，“那就保全他们的生命。”放下武器的叛乱者——士官生被逮捕了，而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并没有发生任何过火的行为。
　　10月29日，镇压叛乱后的那天晚上，我被叫到斯莫尔尼宫去见弗·伊·列宁。
　　我到列宁的会客室时，遇见熟人亚·赫·埃格利特少尉，他是布尔什维克，给我讲述了下面的情况：为粉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向彼得格勒的进攻，弗·伊·列宁指示要利用驻扎在北方战线的可靠的拉脱维亚革命步兵团，以便从后方打击反革命军。司令部决定利用拉脱维亚的两个步兵团，经列宁同意，10月29日亚·赫·埃格利特被派到北方战线，作为这两个兵团的特派政委。
　　当我走进列宁的办公室时，尼·伊·波德沃伊斯基^[4]正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在普尔科沃高地和通向彼得格勒的其他要道上对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釆取的军事行动缓慢了。我的任务是：赶紧查明缓慢的原因（其中包括战斗在前线决定性地区的普尔科沃部队行动缓慢的原因），并向列宁报告必须采取哪些紧急措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发给我一张任普尔科沃部队司令部政委的委任书。^[5]
　　我立即出发前往普尔科沃部队（这个部队由水兵、赤卫队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一些兵团组成），并查明：那里机枪、大炮和弹药不足，并且那个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部队的指挥官穆拉维约夫^[6]中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送来的炮弹与炮径不符，不能用；没有安排好粮食的供应，战斗在普尔科沃高地的各分队的战士几乎挨饿。
　　第二天清晨，即10月30日拂晓时我回到了彼得格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没有睡，我把了解到的普尔科沃高地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命令向普尔科沃高地速派炮兵连，补充机枪队，供应符合炮径的炮弹、运送大量装在子弹夹上的步枪子弹。我记得很清楚，列宁把供应部队粮食的任务交给了德·扎·曼努伊尔斯基^[7]。同时列宁还指示，除了干粮外，把行军灶运到普尔科沃高地去，锅里放些肉和其它食物，以便行军灶在到达阵地之前就为战士们准备好热的饭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上述命令全部执行了。因此，中午前,在普尔科沃高地我作战部队所需的武器、弹药都得到了充分的供应，而战士个个都吃得饱饱的。下午两点钟，敌人开始大炮轰击，接着转入进攻。我部队迅速地击溃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的进攻，并转入反攻，很快就消灭了通向彼得格勒要道上的这股反革命力量。

成立革命最高司令部

　　11月9日，弗·伊·列宁告诉我们，杜鹤宁^[8]将军（当时任最高总司令）拒绝服从苏维埃政府。我们的任务是：拿下杜鹤宁将军在莫吉廖夫的统帅部。尼·瓦·克雷连柯^[9]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
　　为了夺取统帅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下列计划：尼·瓦·克雷连柯指挥的队伍应由北方从彼得格勒经奥尔沙向前，而西方战线的队伍则应由南方经日洛宾站向前挺进。列宁派我去组织西方战线的队伍，并指挥他们攻克统帅部的战斗^[1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使莫吉廖夫的卫戍司令部持中立态度，以便攻克统帅部时尽可能少流血。为此，列宁建议把久经考验的士兵宣传员秘密地派到莫吉廖夫卫戍司令部的各部队中去，任务是向士兵们宣传：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成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农政府，向他们宣传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其它一些措施。
　　拿下杜鹤宁将军的统帅部之后，弗·伊·列宁立刻拟定了我军前线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建议尼·瓦·克雷连柯开始准备旧军队的复员工作，把枪枝、弹药、制服和粮食等储备物资逐步撤到大后方，留给未来的红军用。至于围剿国内反革命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成立革命野战剿匪司令部，并将这个司令部归国内防务人民委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1]领导。
　　弗·伊·列宁认为，革命野战司令部应该把已复员的旧军队中最有觉悟的士兵编为革命志愿兵团。这些兵团应该同全国各工业中心建立的赤卫队、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及已转到苏维埃政权这边来的旧军队的一些革命兵团共同组成我们的主要武装力量——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最初阶段，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中的主要武装力量。
　　列宁制定的攻克莫吉廖夫统帅部的计划和为实现这一计划所作的各个指示都切实地完成了。莫吉廖夫卫戍司令部的主力部队已中立。1917年11月20日，我部队占领了莫吉廖夫和原最高总司令杜鹤宁将军的统帅部。
　　1917年11月23日，为执行列宁的指示成立了革命野战肃反参谋部，地点设在统帅部所在地莫吉廖夫，参谋部的成员有米·卡·帖米—阿卢丘年茨（参谋长），弗·弗·卡缅希科夫上校等人。12月13日，野战参谋部增加了约·约·瓦采季斯^[12]上校（作战部主任）、图尔昌（行政局局长）等人。
　　革命野战参谋部成立后不久，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来到莫吉廖夫，向我们声明，他仍然只是国内一个战线的总司令。
　　我们面前产生了一个问题：向谁汇报我们的军事行动？接受谁的指令？带着这些问题我到彼得格勒请示列宁，列宁笑了笑，回答说：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直接来找我。”
　　因此，这个阶段，弗·伊·列宁实际上担负了最高司令官的职责，领导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同国内反革命进行斗争。
　　从这时起革命野战参谋部参谋长每周向列宁作书面汇报，详细报告前线的情况、志愿兵团的编组情况和参谋部的种种需要等问题。另外，有些急待解决的事必须用直通电话向列宁汇报；每次列宁都给予详尽的回答。
　　1917年12月，为镇压卡列金^[13]在顿河、杜托夫^[14]在乌拉尔一带的反革命暴动而展开了战斗；12月25日，为粉碎基辅的资产阶级中央拉达也进行了战斗。拉达在乌克兰发动反革命武装进攻，反对苏维埃政权，破坏西南战线，极力协助哥萨克反革命兵团从西南战线向顿河推进以支援白匪卡列金将军。
　　1918年1月15日，我在给列宁的书面汇报中提出：为粉碎中央拉达而进行战斗的我武装力量必须加强，补充赤卫队和水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阅后亲自签署了两个命令：命令莫斯科革命委员会立即调二千名水兵归革命野战参谋部司令调遣^[15]，命令赤卫队总司令部速派赤卫队一千人归革命野战参谋部司令调遣。此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签发命令：拨一百万卢布供野战参谋部使用。^[16]
　　几天以后，水兵和赤卫队的队伍到达莫吉廖夫。革命野战参谋部将喀琅施塔特水兵队一千二百人派给了莱·约·别尔津^[17]，由他调遣，以便加强他的部队的战斗力，这个部队为反对拉达而战斗着；另将烈韦里水兵队八百人派给勒·亚·乌格留莫夫^[18]，由他指挥，还派彼得格勒赤卫队一千人去补充正在同多夫鲍尔—穆斯尼茨基^[19]波兰兵团^[20]作战的部队。
　　在同波兰兵团进行的斗争中也广泛使用了对敌人普通士兵施加政治影响的有效方法。弗·伊·列宁派一些波兰人——以约·斯·温什利希特^[21]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有经验的宣传员和鼓动者到莫吉廖夫去，并带去一套备有波兰文铅字、便于携带的小型印刷设备。我们从飞机上将那些向兵团普通士兵进行宣传的用波兰文写的传单大量地散发到波兰兵团各分队的驻地，不久以后，普通士兵开始成批地转到我们这一边来了。
　　所有这些措施，以及红军战士、指挥员、政工人员的革命热情、非凡的英雄主义，这一切便决定了我们的胜利：1918年2月8日，基辅解放了，资产阶级中央拉达在乌克兰的统治结束了。

撤销托洛茨基发布的错误命令

　　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为保卫西部边境组成了“西方的帷幔”。帷幔的基础是和约缔结前为粉碎德军进攻而进行战斗的作战部队。
　　在组成“西方的帷幔”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必须谈谈。共和国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任命了几名旧将军为“西方的帷幔”部队的军事领导，而这些旧将军在二月革命的日子里差点被前线士兵处决。正如后来属旧将军部下的士兵所说，这些将军不仅是十足的保皇派，而且在对待士兵的态度上，照士兵的话说，是“凶残的野兽”。现在士兵中不少人在“西方的帷幔”部队中服役。因此，当他们得知旧将军被任命的消息，气愤极了，要求把他们立即从红军中清除出去，并威胁说，否则将处决他们。莱·约·别尔津（“西方的帷幔”部队的司令员之一）和政工人员费了好大的劲才使战士们平静下来。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士兵保证将把全部情况报告给弗·伊·列宁。莱·约·别尔津为了这件事专程去莫斯科。
　　莱·约·别尔津详细地和我谈了 “西方的帷幔”兵团发生的事，我们便到列宁当时住的纳齐奥纳耳旅馆去。快到傍晚了，我打电话给弗·伊·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22]，请她转告列宁，我们因紧急的军事问题要求接见。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告诉我们，晚上要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会前列宁刚躺下休息。她答应列宁醒来，就把我们的要求转告他，建议我们暂时到约·维·斯大林那里去商量商量。斯大林很快接见了我们。
　　斯大林同意必须立即把这些旧将军从红军中清除出去，但他补充说：
　　“我不能作任何决定，要知道，我是分管民族事务的，所有军事问题得由‘老头’^[23]自己处理。”
　　这时，响起敲门声，列宁进来了。后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告诉我，在她和我通电话时，列宁还未入睡，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了谈话声，问是怎么回事，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便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
　　别尔津把“西方的帷幔”兵团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列宁。列宁听了非常气愤，并说，托洛茨基是要用这种任命来瓦解军队。
　　“今晚要召开人民委员会，”列宁说，“我今天就叫托洛茨基发命令撤销这些旧将军的红军职务，并且要他明天把这个命令的核实过的副本交给你们。”
　　果真，第二天早上，我们接到托洛茨基关于撤销旧将军红军职务的命令的核实过的副本。于是别尔津带着这个命令，就在这天早上回到了“西方的帷幔”兵团。在兵团的群众大会上别尔津和政工人员给士兵讲述了列宁命令撤销旧将军红军职务的事，并宣读了这个命令。士兵们听完后，都感到非常满意。

给巴库公社军事援助

　　1918年夏，从六月份开始，巴库的形势变得十分严重了：德军司令部利用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的叛变和他们的分裂活动，把德军扶植的土耳其部队调来，企图占领巴库和巴库油田，为德国攫取石油。驻扎在波斯（伊朗）的英军司令部也妄图占领巴库。在巴库成立了一个势力很强的反苏集团，它是以阿塞拜疆的地主、资产阶级“木萨瓦特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亚美尼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达什纳克楚纯”党为代表的。在这种形势下，高加索事务特别委员斯·格·邵武勉^[24]领导的巴库公社需要俄国中央的军事援助。因此斯·格·邵武勉在给列宁的多次来信中分析了巴库的形势和高加索的一般情况，要求主要给以军事性援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筹备给巴库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遵照列宁的指示，我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证供给巴库公社数量足够的大炮、机枪、步枪、装甲车、弹药和制服。此外，还从喀琅施塔特调了一艘鱼雷艇和几艘不大的军舰经马林斯克河、伏尔加河开往里海。
　　1918年7月，我给海军人民委员部的信中除了要求派一艘鱼雷艇外，还要求火速派八至十艘尼科松型摩托快艇或斯大茨纳尔型护卫艇开往里海和库拉河，由巴库人民委员会海军部使用。为加快进行此事，列宁在我信上附了张便条给海军人民委员部：

　　“1918年7月13日
　　务请采取一切措施加速把所需各种类型的军舰调往里海。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25]

　　为了给巴库军事援助，必须克服重重障碍。问题在于炮兵总部、工程管理总局和其他管理局的工作还没有安排好。这些单位虽派有政委，但领导这些单位的是一些旧军事专家，他们中不少人用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拖延执行我们的命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每天定时打电话向他汇报支援巴库的情况，必要时到他那里亲自汇报拖延执行他的命令的障碍所在。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炮兵总部司令用种种借口拖延应该迅速运往巴库的武器、弹药一事。列宁便打电话要他说明耽搁的原因，但他的各种解释都不能使列宁满意，因此列宁说：
　　“如果到明天所需的武器不能运往巴库归斯·格·邵武勉使用的话，那我要把您送到卢比扬卡^[26]，交给费·埃·捷尔任斯基^[27]。”
　　列宁的话起作用了。第二天枪枝、弹药都给运到了巴库。
　　一定要检查执行情况——这是列宁的工作作风。列宁总是抽时间亲自检查命令是否执行了，是怎样执行的……

载于《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16—324页

^[1]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莫斯科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和胜利。文件和材料》。《莫斯科工人》1957年第441页。——编者注

^[3]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4]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5]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46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127号保管单位第114页，及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318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73案卷第181页。——米·阿·注

^[6] 米哈伊尔·阿尔特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Муравьёв，1880年9月13日——1918年7月11日），1898年入伍。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07年秘密加入社会革命党。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后，逐渐趋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内战期间曾任南部阵线参谋长。1918年6—7月任东部阵线司令。1918年7月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公开反对《布列斯特和约》，7月11日在辛比尔斯克苏维埃会议上遭到红军和布尔什维克突袭，被迫自杀身亡。

^[7]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8]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хонин，1876年12月1日——1917年11月20日），1894年入伍。1917年6—9月任西南阵线参谋长，9—11月任俄军总参谋长，11月1—20日任俄军总司令，期间反对十月革命，拒绝和平谈判，并被解除职务。11月20日被一群水兵私刑处死。

^[9]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1月被捕，7月遇害。1955年平反。

^[10]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46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127号保管单位第114页。——米·帕—阿·注

^[1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

^[12] 约阿希姆·约阿西莫维奇·瓦采季斯（Иоаким Иоакимович Вацетис，1873年11月11日——1938年7月28日），1891年入伍。一战期间在东普鲁士和波兰地区作战。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主张拉脱维亚自治，但未能如愿。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8年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8年7—9月任东部阵线司令。1918—1919年任红军总司令。1919年5月被解职，7月因卷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被以“叛国罪”逮捕，8月获释。此后在红军军事学院任教。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13]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14] 亚历山大·伊里奇·杜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Дутов，1879年8月5日——1921年2月7日），1899年入伍。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1913年转入预备役。1916年重服现役，参加了布鲁西洛夫攻势。二月革命后任哥萨克部队联盟理事会主席。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发动叛乱，被红军击溃。1919年支持高尔察克。1920年被彻底击溃，逃亡中国。1921年在伊犁被契卡特工暗杀身亡。

^[15]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490页。——编者注

^[16] 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38页。——编者注

^[17] 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季耶美利斯（Ян Антонович Берзиньш-Зиемелис，1881年9月29日——1938年8月29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起先后流亡德国、瑞士、比利时、英国、法国和美国。1917年回国并担任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8年4—11月任苏俄驻瑞士全权代表。1919—1920年任拉脱维亚社会保障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年任驻芬兰全权代表。1921—1924年任驻英国副外交代表。1924—1925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顾问。1925—1927年任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3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档案馆主席兼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8] 列昂蒂·雅科夫列维奇·乌格留莫夫（Леонт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Угрюмов，1887年？月？日——1937年8月14日），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内战期间曾任奥廖尔军区第1军团司令、克拉斯诺芬前线司令、第5军团副司令、第57师团司令。1924—1925年任第28山区师团司令。1929—1931年任第48师团司令。1936—1937年任红军作战训练局局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9] 约瑟夫·多夫鲍尔—穆斯尼茨基（Józef Dowbor-Muśnicki，1867年10月25日——1937年10月28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6年入伍。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08—1910年任第10军司令。1910—1912年任第11师参谋长。1913—1914年任第7师参谋长。一战期间历任第14西伯利亚师团司令、第123师团司令、第38师团司令、第1军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任第38兵团司令。1917—1918年任波兰第1军团司令。十月革命后指挥军团进攻苏维埃政权，结果大部被歼，1918年5月率残部退入明斯克，被德军解除武装。波兰起义期间指挥军队进行镇压，并企图推翻毕苏斯基。1920年被迫退休。

^[20] 多夫鲍尔—穆斯尼茨基将军的波兰兵团是在临时政府执政时由波兰战俘（在俄国军队服役的德军、德奥军的士兵和波兰人）组成。1918年1月，波兰兵团的士兵开始叛乱。叛乱者占领了罗加乔夫和博勃鲁伊斯克。白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捍卫苏维埃政权。许多被迫卷入反苏冒险战争的波兰士兵开始离开兵团。革命部队使多夫鲍尔—穆斯尼茨基多次遭到沉重的失败。最后他的兵团只好逃跑到德占区才幸免全部被歼。——编者注

^[21]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2]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23] 弗·伊·列宁。——编者注

^[24] 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邵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年10月13日——1918年9月20日），1899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发起成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联盟。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巴库。1918年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兼外交事务专员。巴库苏维埃被颠覆后被捕。9月14日被起义军救出，但在克拉斯诺沃尔斯克被捕，9月20日同其余25名巴库人民委员一同英勇就义。

^[25] 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157页。——编者注

^[26] 肃反委员会所在地。——译者注

^[27]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