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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弗·伊·列宁的两次会见

帕·尼·索隆科



　　二月革命前夕，我在北方战线第五集团军铁路营里服役，这个营驻扎在维切布斯克省列日伊察（现在是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列泽克涅市）附近。二月革命事件后士兵们先后推选我当连、营委员会主席，不久我成为列日伊察县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列日伊察是通向彼得格勒要冲上的一个大铁路枢纽。因此，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列日伊察苏维埃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不让临时政府集结的反革命力量通过这里向革命的彼得格勒进犯。我们已成功地拦截了几列车哥萨克部队和两列车的装甲汽车。
　　我作为列日伊察苏维埃代表参加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弗·伊·列宁，听了他的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夜，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我被派往加特契纳到哥萨克部队中去作宣传工作，因为这些部队仍然效忠临时政府。
　　这以后我接到新的委任——前往维切布斯克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使。
　　任务完成后，11月初我回到彼得格勒。在斯莫尔尼宫遇见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和尼·彼·哥尔布诺夫[2]，他们向弗·伊·列宁报告说北方战线主席已经来到。几分钟后，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我。谈话中提到了我是怎样成为列日伊察苏维埃主席的；谈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前夕大多数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情况；谈了苏维埃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的情况；还谈到县农民在苏维埃协助下夺取地主土地的情况，以及在列日伊察拦截装甲车和哥萨克部队的情况。弗·伊·列宁对北方战线部队的情绪、士兵中的工作进展情况都很关心。我还向他谈了自己在士兵大会上的几次发言。
　　为准备同弗·伊·列宁会见，我在一张小纸上写了个备忘提纲。谈话时，列宁从我手上将提纲拿过去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又开始看第二遍。看来，这张纸上的简明扼要的内容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他的兴趣。
　　“索隆科同志，”他说，“列日伊察县苏维埃主席是一位法学家。列日伊察苏维埃好运气！”
　　接着又说：
　　“索隆科同志，不要干这工作了，因为我们让法学家去当县苏维埃主席不会很久的。要知道，在中央文化程度高的工作人员还不那么多。不会很久的！”谈话结束时，他似乎特别强调后面几个字的意义。
　　的确，对国家机关的工作来说，训练有素、忠于革命的人在当时是不多的。但我对弗·伊·列宁的话仍然迷惑不解。他怎么会知道我是学法律的？这事我没有给他讲过。也许，他根据我那张提纲判断的。弗·伊·列宁在一张小纸上草草地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以后我反复读了几十遍，在转交给指定的收件人之前，甚至将它们复制了。在这张给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条子上，列宁要求给我分配最符合我的专业和实际经验的工作。
　　谈话结束时，弗·伊·列宁要我顺便到《真理报》编辑部去一趟，把我们谈话的内容转告玛·伊·乌里扬诺娃[3]，以便在报上刊登北方战线的消息。列宁的这个指示我照办了。
　　到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我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条子交给了马·扬·拉齐斯[4]。他们建议我接受旧内务部的一个司，并且在这个司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救济人民委员部。新的委任我没有马上拒绝，但是我有选择的权利。应当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我决定选择自己确实能胜任的工作。有必要给维切布斯克省指派一名委员，如果委派我去当委员的话，我可以利用自己当县苏维埃主席的工作经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马·扬·拉齐斯。于是，我就被派往维切布斯克省任苏维埃政府委员。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1917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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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我又一次同弗·伊·列宁会见了。这时大家注意的已是另一些问题。关于这次的会见，因保存有文献资料，所以我用它们来加强记忆。
　　那时我是南方战线第十四集团军铁路运输代表、布良斯克铁路枢纽站装卸委员会委员。因为知道列宁对迅速解决国内燃料危机问题非常关心，1920年1月我因事来到了莫斯科时，给弗·伊·列宁送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致工农国防委员会。 原布良斯克铁路枢纽站装卸委员会委员、第十四集团军代表帕·尼·索隆科[5]

报告


　　在一次讨论关于铁路、工厂燃料危机问题的会议上，原马尔采夫的一些工厂代表曾说明，在布良斯克地区沿莫斯科—基辅—沃龙涅什一线，距离铁路三、四俄里的地方发现煤和其它一些矿藏，例如亚硫磺铁矿和做瓷器的白砂，这种白砂过去是从国外进口的。被发现的煤田面积约有四十平方俄里。在现有的设备和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煤的年开采量可达三百五十万普特，倘若生产安排得好，有足够数量的工人和矿场所需的一切材料，开采量可达一千万普特。这种宝藏对深受严寒的共和国来说，决不能放弃掉。因此须建议有关人员立即开发新煤矿，况且马尔采夫的一些工厂已在那里进行了少量的采煤工作，采煤量达三千普特。

　　1920年1月12日。莫斯科市
　　帕·尼·索隆科”。


　　弗·伊·列宁在这个报告上写了如下的批示：

　　“致煤炭总委员会
　　尽快答复：（1）他们是否知道这件事？
　　 （2）具体知道哪些情况？
　　 （3）这个地方的煤有没有文献记载？
　　 （4）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5）正在做哪些工作？

　　1月14日列宁”[6]。


　　当然，按现在的规模来看，我报告中列举的采煤量数字并不大。我国已大大向前迈进了。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列宁对我的报告很重视。1920年1月1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我，讨论我在报告中提及的问题。他要我给他提供一些有关莫斯科附近矿藏的补充资料。大家知道，在顿巴斯恢复生产以前，我国中央地区的煤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燃料供应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而在我的报告中正好也提到了作为莫斯科附近煤田分支的一些煤区。
　　我要先说一下，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1920年1月底我给他准备了一份附有确凿资料的补充说明，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进行的地质勘探说明、生产预算。我在报告中写道，这个矿产地有煤矿、铁矿、耐火粘土、石英、黄铁矿、石灰石、磷钙石等矿藏，这些矿藏提供的原料可供毗连布良斯克地区一些企业使用达数十年之久。
　　我同弗·伊·列宁不仅谈到报告中提及的问题，而且还谈到恢复铁路运输的计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另写个报告阐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过去的工作和铁路方面有联系（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我在铁道部队工作，而1920年，我在乌克兰参加修复铁路桥梁的工作）。我们谈话中对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极为重视。官僚主义的事例我知道很多，谈话中我就讲了几个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缺点是很严厉的，他经常告诫并指示应尽快根除官僚习气，因为这是剥削制度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坏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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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要与读者谈的那些回忆。同弗·伊·列宁的会见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

载于《苏共党史问題》杂志1964年第4期第88—90页




[1]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2]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3]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4] 马尔蒂什·伊万诺维奇·拉齐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1888年12月16日——1938年2月11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7年流亡俄国。1915年被捕，在被流放途中逃往彼得格勒。1917年领导了彼得格勒赤卫队。1918年加入契卡，曾一度担任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1921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7—1928年任莫斯科土地测量研究所所长。1932—193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5] 信封上写的是：“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同志”。弗·伊·列宁用红墨水在信封上写的是：“帕·尼·索隆科反映的有关马尔采夫地区煤炭的问题”。——编者注

[6] 《列宁文稿》第8卷第16—1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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