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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弗·伊·列宁相识[1]

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也许,我们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象亚历山大·勃洛克[2]那样在他那令人难忘的长诗《十二》中描绘了彼得格勒在伟大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的真实情景:

黑夜。
白雪。
风呀,风呀!
刮得人们站不住脚。
风呀,风呀——
席卷整个世界!

  每当我背诵这首长诗中的这几行时,就回忆起往事,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夜色濛濛的彼得格勒的空旷街道,那早已无人燃点而废弃了的街灯,以及黑洞洞的倒塌的窗洞;2月里下的雪在马路上堆积不化,巨大的雪堆堵在钉死的大门旁;不知何处传来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风,二月的凛风直刮到我们驶往斯莫尔尼宫的汽车挡风玻璃上。
  汽车驶过,只见那城郊大街空旷无人,弗拉基米尔大街静寂无声,涅瓦大街也是死气沉沉,苏沃洛夫大街断墙残壁;最后才来到灯火通明,彻夜不眠,人们汇集的斯莫尔尼宫。车子不能沿着原来贵族女子学校的街心花园行驶了,因为在光秃秃的橡树丛旁的雪地上停了一些行军炊车,装甲车,弹药车;那里还有赤卫队员,他们有的穿着短皮袄和破旧的工人短大衣,有些人短上衣敞开着,有些人穿着士兵大氅。总之,各穿各的衣服……篝火熊熊,火把浓烟滚滚,许多从工厂来的人是举着火把来的。使人们感觉到这里要么是整装待发的军营,要么是参加进攻的激昂的人群……
  我们的通行证早已准备好,随着来迎接我们的一个粗犷的水兵,急匆匆沿着斯莫尔尼宫的宽阔台阶走去。台阶上站满了武装的人群,人们以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因为我们虽然都已除下了肩章,但是,无论是大衣的式样,特制的防护帽,还是将军们的斑斑白发,甚至走路的姿态,同那些背着还未擦洗的虏获的枪支,挂在皮带上新的子弹盒直垂到“四季”大衣不合身的下摆的人们相比,都表明我们是另一阶级,另一阶层的人。他们一直盯着我们看,无法断定我们是什么人:是被捕的怠工者,还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叫到斯莫尔尼宫来的“专家”。
  我们的带路人毫不客气地用两肘挤开人群,并且还用不体面的水兵惯用语吆喝着,使本来就富有表情的手势更起作用。他穿着水兵大衣,虽然已是严冬,前胸仍敞开,水兵帽的飘带垂到裸露的宽胸,腰带上乱塞着几个手榴弹,他似乎代表了 1917年夏季和秋季为革命做出很多贡献的豪放不羁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
  “将军同志们,到了。”他在一扇很平常的门旁停下来说。他松了一口气。那时只有我能了解他。这个彪形大汉付出了多大的坚毅和顽强的精神,才使我们能够迅速通过斯莫尔尼宫里翻腾的人流。我刚看清楚那扇水兵打开的门上的号——七十五号,就跨过了门槛,见到了我的弟弟。他高兴地站起来。
  “大家等你和你的同事们都等急了。”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3]吻了吻我说。他也不让我们喘一口气,就匆匆地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房间去。房里的全部摆设是一张没有漆过的大桌子和放在门旁的一张破旧的凳——大约是给警卫员坐的。桌上摊着一张百万分之一的地图,画有彼得格勒,芬兰湾,纳尔瓦,楚德湖和由这地区向南的一些地方。这是我弟弟把我们这些人留在屋内,他从屋子另一道门走了出去后我所看清的。
  几分钟后,刚才还紧闭着的门打开了,走进来几个人,都具有革命前职业革命家所固有的特征:面带倦容,衣着随便,举止淳朴而豁达……
  第一个急冲冲走进来的人,身材结实,个子不高,秃顶宽额,目光炯炯,黑褐胡子,穿着朴素的,大约打过翻的上衣,系着一条小白点的领带——这是后来为千百万人所熟悉的那条领带——,穿一双旧的皮鞋,一双手十分灵活,手指总是插在背心的小口袋里,——所有这一切使我立刻就认出这个进来的人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的弟弟已经多次向我描述过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者;我所记住的,从我弟弟保留的几张照片上看到的列宁正是这个样子。跟在列宁后面进来的是斯维尔德洛夫[4],他戴着夹鼻眼镜,一双美丽的眼睛,仍然穿着那一件皮茄克;随后是傲慢的托洛茨基,我从他的蓬松头发,凶相的尖胡子上就认出了他;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高个子瘦身材的党的工作者,穿着呢士兵服,裁制粗拙的肥腿裤,看上去象唐·吉诃德,他原来就是波德沃伊斯基[5],我已听说过,他是筹建红军委员会的委员。
  我握了握列宁匆忙伸过来的手,向他介绍和我一起来的将军们。
  列宁显得很急忙,我按礼节把我的参谋部的主要同事介绍给这位苏维埃政府首脑时,不由自主地也急匆匆起来,而我的急促心情和那天晚上列宁讲话的姿态和举止所表达出来的焦急的心情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以后确信列宁是极有修养,彬彬有礼的人。可是,那时列宁却不管我们是否会认为他不礼貌,很快就走到摊在桌子上的地图前,对着我和其他旧军队的将军们急促地说,德国人正在进攻纳尔瓦,他们的骑兵部队已经在加特契纳附近出现。
  列宁接着说:“您和您的同志们应当立即制定保卫彼得格勒的措施。我们没有部队了,任何部队都没有。”他提高嗓门强调说,“要用彼得格勒的工人来替代武装部队。”
  “列宁同志,我不认为德国人会用大部分兵力来攻打纳尔瓦,”我说。
  “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判断?”列宁问,他用敏锐的目光看着我。
  我回答:“只要粗略计算一下就足以说明,德国人早已把大部分兵力投入西部战区。德国指挥部在首都附近所掌握的兵力并不大,不可能迅速把他们转到纳尔瓦和普斯科夫。因此德国人只有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才可能进攻,而且所投入的兵力也是有限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对德国人进攻纳尔瓦也是这样估计的。因此我们也就只准备用工人的力量来反击。”列宁说。他表示歉意说,还有别的事,就离开了。
  当列宁谈话时,我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也在场。他带领我和其他将军到“七十六号”房间,让我们在这里安身下来,制定必要的防卫措施。
  “你听到了吗?”弟弟问我。透过蒙上了霜的双层玻璃窗传来了模模糊糊的声音,好象很多工厂同时在放汽笛。
  “这是革命的彼得格勒的工厂发出的战斗警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同意我的猜测,他继续说,“中央委员会一夜之间给五万工人发了枪。现在的问题是要制定作战计划和组成必须的部队。”
  我十分清楚争取时间的重要意义,因此立即着手工作。我请弟弟向一切能使我们获得确切情报的人联系,了解加特契纳和纳尔瓦附近的情况。虽然目睹者的叙述同撤退的部队和当地苏维埃代表的报告之间难免有矛盾的地方,我们还是很快就弄清了德国人进攻的性质和他们在有关地区所掌握的兵力。不久,我们就拟订了保卫彼得格勒一些设想的草案。
  那时,在隔壁屋子里举行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非常扩大会议。会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主持,我和其他的将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斯维尔德洛夫抹了抹他旁边的座位让我坐,要我向到会的人谈谈我们这些军事专家建议采取那些主要措施。
  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外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总算“有幸”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声名狼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玛丽娅·斯皮里多诺娃[6]。她长得不漂亮,前额短狭,光滑的头发好象假发一样,给人一个凶恶的、复仇狂的歇斯蒂里病患者的印象。
  我作了一个简短的,但是相当费力的报告。我说,我们参谋部全体人员的意见,应当从2月23日早晨起向纳尔瓦一线及其南部地区派出若干侦察小分队,每个分队二十至三十人,他们应当沿铁路线推进,尽可能接近纳尔瓦及其南部地区,直到将和敌人接触为止。每一小分队负责收集一个地区的敌人行动和布署的情报。各小分队之间应保持相互联系并派专人或用电话向斯莫尔尼宫传送紧急报告。
  为了保护侦察小分队,决定再派出若干个由五十人至百人组成的支队。侦察小分队和保护支队的组织工作委托彼得格勒市和郊区卫戍司令部办理,这个司令部由在斯莫尔尼宫成立的以列宁为首的防卫委员会领导。
  整整一夜彼得格勒卫戍司令部按照我的工作指示编成了侦察小分队和保护支队,并装备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我同卢基尔斯基[7]一起为每一小分队及保护支队拟定书面命令;苏列曼将军根据每一小分队,每一支队不同的任务向分队长和支队长作指示。我派拉特尔去车站编组新列车以代替我们从莫吉廖夫来时编组的列车。显然,新参谋部在彼得格勒不能停留太久,应当到需要它的地方去。
  我们连半个小时的睡眠和休息也没有,就在这一夜和第二天把侦察小分队都派到了纳尔瓦—谢别日一线。而组织保护支队的工作2月24日继续在进行。这就形成了保卫革命的俄罗斯防卫以抵抗德国军国主义野蛮的背信弃义的进攻。
  2月23日白天我又到列宁那里去,他在办公室接见了我。这是斯莫尔尼宫中一间陈设很简单的屋子——这一间屋子现在是千百万劳动人民所熟悉的。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侦察小分队已经派出去,保护支队也正在派遣。大概我在谈话中用了很多惯用的军事术语,如:“紧急报告”,“战报”,“和敌人接触”或“战斗侦察”等。
  “这一切都很好。”列宁夸我说。他突然笑起来,眯起眼睛说,“你们的军事工作总是象卜占一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抱歉,”我感到委屈,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军事科学和其他精确的学科一样是很精确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俄罗斯具有出色的军事理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例如,在战略方面,”我急躁地继续说,“我们有列耶尔[8]将军那样杰出的专家,在战术方面有德拉戈米罗夫[9]将军。最后,还有米柳亭[10],他在建军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我不否认军事科学的意义。”列宁严肃地说。“但是,说实话,我更多地研究经济问题。”
  他问我,列耶尔有什么专著,我马上对列耶尔的三卷集《战略》这部书作了一番赞扬。列宁很感兴趣地说:“我一定要读一读这部著作。”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据我弟弟说,列宁请一位同事为他找到了列耶尔的著作。
  以后我知道,列宁出色地研究了主要的军事问题,特别是研究了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情况。和列宁一起工作轻松而愉快。没有哪一个人能象列宁那样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他总是这样做的。例如,每当我向他报告后,不管他采纳或是不采纳我的建议,总感到精神振奋。他的这种特点首先表现在聚精会神地听取汇报;表现在回答问题时,深刻理解问题的实质;还表现在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能感到在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平易近人、同志友爱、尊敬别人的气氛中工作,这种气氛正是人民委员会第一主席接见时所特有的……

载于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964年莫斯科军事出版社版第247—253页





[1] 摘自《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一书。——编者注

[2]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1880年11月16日——1921年8月7日),俄国诗人,作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

[3]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4]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5]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6]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年10月16日——1941年9月11日),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加入了党内的战斗小组。1906年刺杀了坦波夫州长卢热诺夫斯基,当场被捕,在狱中遭受非人虐待。1906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第二次会议主席。同年另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2—3月是彼得格勒革命防御委员会委员。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被逮捕。1918年11月被判处1年徒刑,随后将其释放。1919年再次被莫斯科契卡逮捕,被判处1年监禁,后被软禁在克里姆林宫医院。1919年4月逃离克里姆林宫。1920年再次被捕,1921年获保释。1923—1925年被关押在莫斯科国营农场,1925—1936年期间被监禁。1937年在乌法再次被捕,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2年完全平反。

[7] 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卢基尔斯基(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Лукирский,1875年3月6日——1938年4月2日),1893年入伍。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17—1918年任北方战线参谋长。1918年退役,后加入红军。内战期间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内战结束后在红军军事学院任教。1930年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2年获释。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8] 亨利希·安东诺维奇·列耶尔(Генрих Антонович Леер,1829年4月4日——1904年4月16日),俄国军事理论家。

[9]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德拉戈米罗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Драгоми́ров,1830年11月8日——1905年11月15日),俄国军事理论家。

[10] 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亭(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илютин,1816年6月28日——1912年1月25日),俄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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