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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列宁的两次会见

约·约·瓦采季斯



  1918年7月6日夜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进行武装叛乱的时候,达尼舍夫斯基[1]通知我说,列宁召我去克里姆林宫汇报城里的情况。在达尼舍夫斯基的陪同下,我乘着带篷的汽车沿着列斯诺伊巷行驶。在经过军事委员部大厦(该巷一号)时,我命令停车,因为在路上得知,军校学员正按照波德沃伊斯基[2]的命令向另一个地方转移。确实,学员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将他们转移到何处去了,却不得而知。这时,第一拉脱维亚步兵团的一些部队开始接近救世主堂。显然,克里姆林宫正等着我们,因为每到一处都为我们做好了通行的准备,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阻拦,汽车一直开到了人民委员会的大楼前面。克里姆林宫里黑洞洞,空寂无人。我们被领到了人民委员会会议大厅,并在那里等候。达尼舍夫斯基去见列宁,当时列宁在自己的住所里。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大厅相当大,仅有的一盏电灯从角落里发出亮光。窗户都蒙上了窗帘。这种气氛使人感到好象到了靠近前线的地方。
  进了第一道门,才走了四、五步,我就站住了。过了几分钟,对面一扇门开了,接着列宁从里面走出来。他快步走到我跟前,低声问道:“同志,我们能不能坚持到早晨?”
  列宁提这个问题时,眼睛直盯着我。
  我明白,需要我作出直截了当的回答,而不是谈论其他问题。可是对回答列宁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没有准备的。为什么必须坚持到早晨呢?难道我们的处境真的就这样危险吗?也许,我身边的政治委员们对我隐瞒了不少情况?迎着伊里奇坚定的目光,我作了如下的回答:
  情况还未查明,我们所处的环境变得复杂了。7月7日清晨四时不能开始进攻,因为无法调集部队。因此,我请求给我两小时左右时间,让我在这时间里能乘车在城里跑一圈,收集需要的情报,并在午夜两点钟之前对他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
  这使列宁很满意,他说:“我将等着您”。然后,他象进来时那样迅速地走了出去。
  也许因为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初次见面的,所以列宁的外表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列宁当时穿着他平时穿的那套西服:深褐色的上衣和同样颜色的背心和裤子;那双皮鞋和浆硬的胸衣却引人注目地使他有些欧洲人的派头。
  7月7日凌晨将近两点钟时,我们的处境已经明显地改善了。在救世主堂旁边已驻有用大炮装备的第一拉脱维亚步兵团和模范团。热情广场上开来了第二拉脱维亚步兵团和装备有四门大炮的炮校学员。至少,救世主堂旁、克里姆林宫里、在“热情”广场和阿尔巴特广场这四个地方的部队是由我们指挥的。
  我们已经摆脱了 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武装叛乱开始后的那种处境。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行动的消息极少,并且互相矛盾,谁也不能提供有关他们力量分布的较为全面一点的情报。据可靠消息,他们的司令部和“政府”设在莫罗佐夫住宅里。但是事情非常明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头子们错过了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机,即便付出重大牺牲也不能指望战胜布尔什维克了,因为我们对进行反击已作好准备。
  总之,将近两点时,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假如我们能在早晨用夜间所集结的全部力量转入坚决的进攻,我们就能得胜。
  7月7日凌晨两点我们如约同列宁再次见面,和我一起去的有波德沃伊斯基。会面仍在上次见面的地方。我照旧和第一次一样站在扶手椅旁等候。列宁还是从那扇门里出来,并且仍然那样迅速地走到我面前。我走了几步向他迎去,报告说:“7月7日中午十二点以前,在莫斯科我们将获全胜。”
  列宁用双手抓住了我的手,紧紧地握着说:“同志,谢谢,您使我非常高兴。”他请我坐下,自己也坐在我旁边,然后请我谈谈城里的情况以及敌我双方军队的形势。我讲述了我所知道的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况以及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士气,也谈了我们部队的情况。列宁提到有关拉脱维亚步兵士气的一些问题,他特别关心的是社会革命党有没有在步兵中进行宣传。对所有的问题我都作了明确的回答。看来,列宁对我的回答是十分满意的。同时,我也向他汇报了拟定好的行动计划。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约二十分钟。我汇报完后,见列宁没有其他问题了,就站起来,请求允许我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一次表示了他衷心的感谢,并同我一起走到秘书室,我们就在那里告别了。秘书室仍在继续工作。

载于《关于列宁(拉脱维亚革命者的回忆)》1959年里加国家出版社版第144—147页





[1] 卡尔·尤利乌斯·克里斯蒂安诺维奇·达尼舍夫斯基(Карл Юлий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Данишевский,1884年5月3日——1938年1月8日),1900年加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入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多次被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担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参与平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领导的暴动。内战时曾任苏俄革命军事法庭庭长、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拉脱维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8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年支持左翼反对派,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但很快又退出反对派。1932—1936年任副林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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