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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回忆

弗·威·林格尼克



  1918年和1919年,我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经常有机会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触。那时他非常关心对工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问题。
  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过问争取知名的大商人美舍尔斯基工程师参加工作一事,以及他亲自出席讨论此事的会议的情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拉林[1]同志已叙述过了,我不想重复,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多谈了。
  好象是在克里姆林宫,也就是在人民委员会的所在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次同我的谈话中表示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应当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所,研究用科学的方法组织生产劳动并将它付诸实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个研究所称之为泰罗制研究所。这件事遭到了反对,因为对许多人来说,泰罗制有榨取血汗的嫌疑,但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遗憾地说,现在,当政权已不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是在工人自己手里时,我们应当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劳动问题,不能局限于全盘否认泰罗制,而要抱定一个目标,就是借助科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中的试验,抛弃泰罗制资本主义的一面,仔细地分离出一切能减轻工人劳动的因素,用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人只要控制机器,同时提高整个工厂设备的总生产力。过了不久,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积极参与下,中央劳动研究所通过加斯帖夫[2]同志得到了用黄金支付一笔相当大的款子,去国外为中央劳动研究所购买设备。后来,这笔拨款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财政机关令人相当心痛地削减了,但这毕竟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国家资金(金额好象是三万金卢布)去采购设备的劳动科学组织研究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其关心在军事上提出重要改革措施或改革任何一种生产的发明家。我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很少的几个党员工程师中的一个,经常是他同各种发明家之间的联络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方面一贯关心,真令人感动。他虽然担负着党和苏维埃生活各个方面繁重的工作,然而同我见面时,总是非常感兴趣地问我对某个他所重视的发明有什么意见,并且经常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以使大家迅速提出意见,或者尽快地使这种发明用于实践、或安排工厂去检验这一发明。我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做我应做的事,以实现他所有的愿望,然而有时我不得不使他难过,因为他所关心的发明被否定了。遇到这种情况,他经常感到极为失望和惋惜。如果发明者表露出那种过份的私有者的本能,甚至给以报酬都不愿向国家公开自己发明的秘密时,列宁是丝毫不能容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能够对发明者加以惩罚或者决定唾弃他,国家不再给予任何帮助。
  不久,我离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去了,不知道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仍然过问发明事业了。不管怎样,我认为我有责任讲的是,直到现在对改善共和国的发明事业的状况做得还很不够。[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事所表现的那种特殊的关心证明发明事业是值得注意的。同时不能不补充一下,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业不发达的穷国,经常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稍微复杂一些的发明都不可能得到发展,而那就需要在国家的严格监督下,使其有可能在国外得以实现。在这方面则做得更少。
  在我们党和苏维埃生活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是具有贯通一切智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不感兴趣的。要是那个设想得非常好的,刚刚成立的列宁研究院能系统地把弗·伊·列宁最感兴趣的所有问题加以整理,就再好不过了。这样做就是最好地遵循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的遗教,无疑它会给我们年青的无产阶级国家带来非常重大的实际成效。

载于1924年1月27日《经济生活报》第97号第4版





[1]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 日——1932年1月14 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 阿列克谢·卡皮托诺维奇·加斯帖夫(Алексей Капитонович Гастев,1882年9月26日——1939年4月15日),苏联作家、诗人。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4年越狱并流亡法国。1905年回国,并担任科斯特罗马苏维埃主席。1908年退党。1910年流亡法国,参加了工团主义活动。1913年回国。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里姆。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1918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1年发起成立中央劳动研究所。1932—1936年任全苏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

[3] 回忆录写于1924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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