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历次会见和谈话（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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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历次会见和谈话

（1915—1918 年）^[1]

叶·波·博什

　　我们重新见面已经是1918年的夏天了。那时乌克兰已经沦陷。我在坦波夫省的利佩茨克病了两个月后，回到了莫斯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我，关心地问到我的身体情况，住在哪里，生活安排得怎么样。他向我建议说：
　　“如果您方便的话，请您现在就到克里姆林宫来。我有半小时的空。我们谈谈……”又问我有没有进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和交通工具。
　　我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进了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连这点也考虑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一杯茶放在我面前，问我讲话是否吃力，然后就开始问我呆在乌克兰这一年各方面的经历。他问到某些同志的情况、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徳国人占领后的状况；有时作些简短的评语和插话以表示他自己的看法，或对某个现象或某种行为加以评价。谈着谈着渐渐转入讨论我们在乌克兰的下一步工作，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询问了我党内讨论、拟定的一些计划和党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完全不插话这点，我发现我们乌克兰的党的工作者最大的问题，即我们的战略问题就连列宁也是不清楚的。这使我不得不非常详细、非常客观地汇报，并且特别谨慎地吐露自己的看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地听着。他不断地提问，他那种问法使我谈起来轻松多了。他往往一边反复提问，一边不停地审视着我，因而很容易得到比较完整、比较确切的答案。
　　在我汇报完了，听到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摊开双手，用手习惯地摸摸头顶，简短地回答说：
　　“需要想想…… 我很难立刻决定…… 我们再考虑考虑，再谈谈……您立刻把您的想法写成文送给我……”
　　谈完乌克兰的事情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轻松了一些。他回忆了在俄罗斯度过的这一年、彼得格勒的十月、某些同志的所作所为，并且恰如其分地对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作了评价。他用短短的几句话概述了我国国内外形势之后，就详细地谈到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和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使我们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来组织有计划的工作。
　　每当我听列宁同志讲话，并同他交谈的时候，我总忘记面前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话不仅千百万俄罗斯人民，而且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要凝神倾听。我只看到他是一个亲密的同志，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一个没有意识到他那伟大力量的人物……
　　列宁听了我对外地的情况及苏维埃和党组织的工作的汇报以后（这些情况是我从乌克兰回来的时候以及住在坦波夫省时观察到的〉，痛心地说道：
　　“尽办蠢事。没有人手…… 您看，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
　　我说，我考虑过这点，结论是必须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派一部分工人出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也就是派那些曾在能力很强的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对苏维埃的建设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到外地去。
　　“您想他们肯去吗？”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补充了一句：“如果您下命令的话”。听了最后一句话，他作了一个表示遗憾的动作：显然，说这种话的，我不是第一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象要避开已经听厌的话题略带遗憾的神情，又象提问、又象回答似地说：
　　“我怎么能下命令呢？……”
　　但是，他马上又活跃起来，看不出有丝毫遗憾，对我说：
　　“您马上到彼得格勒去一趟。告诉工人们外地正发生什么事，并说服他们到省里去工作。”
　　最初那一霎间，我简直呆住了。但仔细看了看他的面孔以后，我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是真心诚意地说这些话的，甚至好象为找到了这个解决办法而感到很高兴……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之前我离开乌克兰，呆在莫斯科。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之后，我就到省里去工作了。我搞这个工作不仅有机会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谈话，而且还常请他支持、帮助。因此，除了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无限的信任和尊敬之外，还产生并加强了一种信念：只要有伊里奇，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就一定胜利……
　　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叛乱后不久，雅·米·斯维尔德洛夫^[2]把我叫去，谈了到奔萨去的问题。我们正谈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了进来。我从来还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劳累不堪，心事重重，这使我们察觉出，可能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他有点机械地和我们打了招呼。当他知道了我们在谈什么以后，对我说：
　　“要是可能的话，您就去吧，那里要有一个得力的人。但事情很难办，因为十五俄里之外就是前线，省里到处都有富农在暴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抱歉说，因为很急，要打断一下我们的谈话，接着就和斯维尔德洛夫谈起了别的事。
　　和斯维尔德洛夫谈完之后，他又和我谈起现在国内的情况多么严重，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有多么困难……还说，如果社会革命党人把富农挑动起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就可能没有粮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断断续续地说着，没有平时那种热情，就好象在吐露沉重的、折磨人的思想一样……
　　告别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说：“您说服叶甫盖尼娅·波格丹诺夫娜^[3]到奔萨去吧。”列宁疲倦地回答说：
　　“为什么要说服？……如果不能去，就另外找一个得力的人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样子和他上面的谈话使我不再有丝毫犹豫，我立即回答说，我可以马上就去，何况我还有乌克兰的经验来对付这一工作。
　　弗拉基米尔重又坐下，告诉我省里的形势，指出他认为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他要我们告诉他莫斯科能帮什么忙，要我们把一切困难都告诉人民委员会。“可以要求我们，坚决要求我们立即去完成。”最后他多次重复说：
　　“一定要立即打电报告诉我您在省里观察到的情况……”
　　临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一次提醒我别忘了打电报和提出要求，又补充说：
　　“我答应一切照办。为了工作的胜利，我们连办不到的事也要办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奔萨省当时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最重要的粮食供应地之一。在奔萨有有价证券印刷厂，离城十五俄里处是捷克斯洛伐克战线。已开始武装反对人民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人把相当大的力量调到这里，分散到战线沿线和各乡去扇动农民。神父和旧军队的军官有力地帮助了社会革命党人。旧军队的军官们往往隐瞒自己的历史，到地方苏维埃的土地局和粮食局去工作，充当粮食产量巡回检査员。省里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很少，地方党组织刚刚建立。我们省里所有的武装部队都派到前线去了，形势对反革命非常有利。
　　社会革命党人首先把充斥着极端卑鄙的挑拨性消息的号召书撒遍了各村各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8年8月9日立即对我写的关于省内情况的报告回了一封电报。

　　“平兹^[4]，省执委会。
　　抄发叶甫盖尼娅·波格丹诺夫娜·博什
　　来电已悉。必须组织经过精选的可靠的人以加强保卫，对富农、教士和白卫分子实行无情的大规模的镇压：把可疑分子关到城外集中营去。派出讨伐队进行讨伐。执行情况如何，请电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5]

　　8月10日，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富农暴动已经开始，并已席卷最富的五个乡。8月11日清晨，我们收到了下列电报指示：

　　“在镇压五个乡的暴乱时，要千方百计采取一切措施，将所有余粮户手中的粮食全部没收，与此同时镇压暴动。为此可以在每个乡的富农、财主和土豪中点名指定（不要抓人，而是指定）人质，要这些人保证收集各乡的全部余粮，运往指定的车站，交给政府。
　　人质还要以生命担保在最短期限内如数缴纳所罚的税款。各乡征收余粮总数由省执委会主席和省粮食委员根据1918年的收成情况和往年的粮食结余情况确定。这个措施由你们、省粮食委员和军事委员负责执行，必须坚决、迅速、毫不留情。为此赋予上述人员相应的权力。
　　在实行这个措施的同时，可散发单页的告居民书，详细说明这个措施的意义并指出一切历来与贫农为敌的富农、土豪和财主要对人质负责。收到电报后请电复，并至少每隔一日定期汇报一次此事的进展情况。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粮食人民委员亚·瞿鲁巴^[6]

　　　　军事人民委员埃·斯克良斯基^[7]”^[8]

　　奔萨的领导同志虽然反对在和富农的斗争中采取坚决措施，但对收到的指示没提出实质上的反对意见，而在执行时却千方百计设置各种障碍。我只得简短地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电说：“将执行。”于是我收到了 8月12日的回电：

　　“来电已悉。对五个乡的富农暴动的镇压经过和结果一字不提，令人极为惊奇。希望你们在镇压暴动富农和彻底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方面，首先是没收粮食方面，不致表示迟疑和软弱。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9]

　　这时我才不得不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遇到什么困难。
　　过了几天，急件信使给我送来一封列宁同志的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向奔萨的全体共产党员证明，必须“毫不留情地镇压”五个乡的富农暴动，他指示说，为了 “整个革命”的利益必须这样做，“因为现在正和富农进行着‘最后的战斗’”。他建议找一些“比较坚定的”人，并要求电告“是否收到这封信以及执行情况”。信中用的是同志式商量的口吻，信末只签了“你们的列宁”。
　　又过了几天，从彼得格勒来了五十名工人共产党员，他们都是从十月革命开始那天就在各级苏维埃机构中工作的；接着又来了三十五名党的工作者，一部分是莫斯科区级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是从省里来接受党中央分配的。
　　这样不仅轻而易举地、不费一枪一炮就镇压了五个乡的暴动，而且还防止了发生新暴动的可能。
　　我在奔萨呆了两星期之后，趁省里还平静，就带着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到莫斯科的几个人民委员部去。这些人民委员部，不仅不很好地为外省服务，甚至认为无需理会那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我在这里白白浪费了两天，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决定到弗·伊·列宁那里去求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让我等三分钟，立刻就接见了我（在人民委员部为了等人民委员接见，我不得不浪费一到两个小时）。但是一见面他就摇摇头，对我来到莫斯科表示责备：为什么不把给各人民委员部的电报副本寄给他一份。
　　我解释说，我认为不能用小事去麻烦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发起火来：
　　“您认为不能！…… 您想再发生新的暴动，让工人没有粮食吃吗？……您可以用直达电话、电报，可以派人。您可以随时派他们到我这里来提任何要求……您现在就立刻动身回去，把你们提的各种要求抄一份寄给我。”但他立刻就变得温和了一些，用说服的口吻，显然非常担心地补充说：“您最好不要来。现在连一小时也不能离开省里。”
　　我要办的所有事情只不过用了十至十五分钟的时间就都解决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听我讲，一面提些问题，一面说出自己的意见，还征询我的意见，并且就每一个已解决的问题给秘书发命令、打电话、写便条，还指示我到人民委员部后该怎么办……这一切他做得毫不忙乱，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各种意外，考虑到现有的可能性，并且非常愿意减轻地方上的工作。
　　我问对过去通过的决议需要作哪些根本的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以保证在问题解决之前能进行工作。
　　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十分满意，随身带着不少便条：“请立即接待”、“请设法解决，并暂发所需的款项”等等，等等。于是，我情绪昂扬，精力充沛，工作中的一切困难好象都成了微不足道的、易于克服的了……
　　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起工作比和任何人在一起都容易，都简单。1918年我曾经为了各种琐事，甚至为派卡车运粮食到火车站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亲身体验到，他对地方上的问题没有一次不予关心，没有一次是置之不理的。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态度不仅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格格不入，而且为他所深恶痛绝。
　　他要求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指示和决议，如果需要，他不仅不反对避开“法律字面上的意义”，而且如果由于考虑形式而不去做那些显然必须要做的事，反而会使他非常生气。
　　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西部军区政委借口法律的明文规定，说是未经他的上级首长的许可拒绝把他仓库里的步枪拿出来武装由工会动员的工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怀疑这个消息是否可靠。但当我详细地叙述了我同政委的历次交涉，直到建议立即把他的上级首长叫来听电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苦恼地说道：“只懂按章办事的官老爷”，并立刻给共和国参谋长写了一张便条，说“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求立即命令发枪。
　　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们不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去找他，而且还要准确地向他报告工作进展的情况并详细说明地方上所做的一切。如果谁没有这样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使他感到自己象一个受罚的小学生一样。
　　我忘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一次责备。当时有一个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多次给党委和省执行委员会下命令，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把省肃反委员会的地方腾给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人听从他的命令，他就逮捕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这就引起许多误会。而我却没有把这些误会立即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
　　我解释说，我在报告中指出了军事机关和地方党组织以及苏维埃之间有摩擦，但没谈到某些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因为所有的误会都就地解决了。这一解释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变得温和些。
　　“‘误会’！……‘解决了’！……但是应该永远杜绝……你们有没有想过群众会说我们些什么？！”
　　我认为我不该受责备，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这个同志是党中央任命的负责同志，其实，任命时就该慎重一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让步：
　　“‘党中央任命的’……‘党中央任命的’！……如果你们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认为不需要汇报的话，党中央怎么知道他的指示是怎么执行的？…… 如果写信不方便，为什么不早来？！”
　　在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说，据我看，问题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正在形成的新工作方法。这种方法现在还在摸索之中（这次谈话是在1919年1月），而我在别的地方也已经遇见过这种情况了。那里军队中党的工作人员同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的人员说起话来不是用说服的方法，而是用军事命令，我想这是军事工作本身不可避免的情况。我怀疑是否必须用这种工作方法，如果必须，则中央应该把有关指示发给部队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目前冲突是否尖锐主要在于部队党的工作人员是否有分寸，政治上是否成熟。能力强的同志会使党委会和执行委员会象接受自己的决议一样来接受命令，但能力弱一点的、稍欠分寸的和还不善于办事的同志，就只好靠一些干巴巴的简单命令和指示过日子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注意地听着，并且改成平时惯用的友好声调要我举出例子来证明我的看法，并且详细地询问群众对我们军事机关的命令有些什么反映。
　　我发现，这种新工作方法，特别是在实行中不讲究策略的话，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这样不仅会使群众对自己的领导机构更加不满，而且也会加剧党员之间的严重磨擦。我看，这就会在上下级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考虑了一会，回答说：
　　“是啊，是需要考虑考虑……”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话的声调和接着提出的建议：“您能否担任一项组织监察的工作，并指导地方组织？”——很明显，我最后的意见触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担忧起来，并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地方上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总是很关心地听取同志们的想法，从不忽视任何意见。
　　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心的时候，我总是和盘托出我们党和苏维埃生活中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和缺点，并且深信，他不仅会倾听，而且能理解，会去考虑，并想出必要的解决办法……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3期第164—173页

^[1] 叶·波·博什的回忆录《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历次会见与谈话》（1916—1918年）全文发表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笫155—173页。这里登载的是有关十月革命后这段时期的片断。——编者注

^[2]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3] 叶夫根尼娅·波格丹诺夫娜·博什（Евге́ния Богда́новна Бош，1879年8月11日——1925年1月5日），19世纪90年代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1—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书记。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年和皮达可夫一道经海参崴流亡日本，后流亡瑞士，在国家问题上反对列宁，后流亡挪威。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8—10月任俄共（布）奔萨省委主席。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5年因病自杀。

^[4] 平兹现译为奔萨。——译者注

^[5]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12页。——编者注

^[6]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7] 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

^[8] 见《列宁文集》俄文第18卷第203页。——编者注

^[9]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13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