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弗·伊·列宁（米·伊·萨纳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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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弗·伊·列宁

米·伊·萨纳也夫

　　1918年，我在下新城省谢尔加奇县工作。
　　这是一个纯农业县，是下新城省一个盛产粮食的县。富农势力很强大，社会革命党的组织有牢固的基础。为了消灭富农势力，建立贫农组织和共产党的组织，我们必须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况且，谢尔加奇不但是本县的中心，也是其他各县，如属下新城省的阿尔扎马斯县、克尼亚吉宁县、瓦西里苏尔斯基县，属辛比尔斯克省的库尔梅什县和阿尔达托夫等县交界的中心。我县的富农与邻县的富农经常勾结在一起，此外，社会革命党的中心经常在邻近各县活动，如在我们这里被击溃后，则藏到邻县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里去，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因此，我们常常不仅要镇压本县的富农叛乱，还要越过县界到邻近各县去镇压富农和白卫军的叛乱（在瓦西里苏尔斯基县有沃斯克列先斯科耶和安德烈耶夫斯科耶叛乱，在库尔梅什县和巴苏尔马内也有叛乱，在阿尔达托夫县有涅夫斯基叛乱）。
　　我们终于在1918年9月以前基本上捣毁了富农的巢穴，建立了贫农委员会，在贫农委员会下面组织了坚强的战斗队；整顿了党组织，甚至还举行了一次我们党的县代表会议（是我省各县中最早召开的党代表会议）。
　　当然，同富农的斗争仍在继续，而且越来越激烈，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已迫近阿拉蒂尔（离我们一百俄里），另一方面，谢尔加奇位于阿尔扎马斯—希赫拉纳—喀山铁路线上，也就是我们当时同喀山附近的前线地区进行联系的唯一的一条铁路线上。东线司令部设在阿尔扎马斯。为了切断这条铁路的交通，白卫军增派了部队。特别需要保卫苏拉河上的铁路桥（拉齐斯^[1]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小组有个时期驻在皮利纳，即我县与当时划归辛比尔斯克省的库尔梅什的交界处）。我们必需捣毁盘踞在这条铁路周围的富农和白卫军的巢穴。
　　1918年9月15日召开了莫斯科中央工业区域党代表会议（这是最后一次区域代表会议，此后，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就不存在了。会上只选出了常务委员会）。
　　我被我们组织的县代会选为出席这次区域党代表会议的代表。
　　为此我就到莫斯科去了，并受委托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2]汇报县里的情况。
　　在区域党代表会议上，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他那宏亮的声音响彻大厅。
　　“当中央设在彼得格勒时，那里就取消了区域委员会，现在中央设在莫斯科，莫斯科区域委员会也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应该在每个村庄建立据点。”
　　会议结束时，我走近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
　　“我是从县里出差来向您汇报的。什么时候可以到您这儿来？”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我从上午十时到晚上一时都在。您最好是上午十一—十二时来，我等您。”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透过夹鼻眼镜的镜片亲切地看着我，微笑着。
　　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围着我们，听了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说到他的工作时间的情况，就开起玩笑来，并笑着问：“怎么样，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真够呛吧？”
　　斯维尔德洛夫也开玩笑地说：
　　“不得不这样，没有法子。”
　　第二天，我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办公的地方，即原司法机关大厦，第三十七号房间。
　　接待室内挤满了来访的人。高高的阿瓦涅索夫戴着夹鼻眼镜，手里拿着记事本，在房内慢慢走着，听取来访人的申述，走走，停停，记下一些东西，又慢慢地往前走着。
　　我几乎立刻就被带进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办公室。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坐在一张不大的写字台后面，屋子的几个角落里都坐着女打字员。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向她们口述着什么，把文件交给她们复制。诺夫哥罗德采娃走过办公室，手里也拿着一叠文件。
　　我汇报了约一小时，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对此很感兴趣，不停地在一个小本子里记着。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制订办法把贫农委员会变成苏维埃。贫农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我们的基本形式则是苏维埃。现在，你们地方上也必须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开始讨论，如何通过贫农委员会建立苏维埃。贫农委员会以自己的活动取代了苏维埃，因而使苏维埃失去了意义。应当巩固苏维埃，但是要通过使用贫农委员会来做到这点（后来颁布了这条法律）。
　　谈话中还提到向最贫苦农民供应粮食和商品的问题。我把我县苏维埃主席罗迪昂诺夫同志的一份简要报告交给了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报告里，罗迪昂诺夫同志谈到这事该如何安排。
　　“很好,我一定看这份报告。”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说。
　　（他后来阅读了这份报告，感到很中意。在1919年初或1918年底，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在下新城的省委员会里，他谈到了我和罗迪昂诺夫，并给予好评。这件事是谢尔古舍夫^[3]同志告诉我的，他当时是下新城省委书记。这点只是顺便说说而已。）
　　我的汇报结束了。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思考着。我下了决心说：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我能不能见见列宁同志？”
　　“我正好也在考虑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听取这种汇报。听取直接来自地方的意见。我们大家都可能忽略一些东西，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要需要就什么都用得上。他在这方面是有特殊才能的。有些东西我们认为是小事，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恰好抓住这件小事。不过，他能接待吗？他昨天才开始工作啊。我们马上问他一下。”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打了电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了一位深入农村工作的同志，谈了许多很重要的事情。您能接待吗？”
　　然后对我说：
　　“我们走吧，叫我们去呢。”
　　我们走室内通道过去。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用钥匙打开一道道的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前坐着一位红军战士。我们走进了办公室。过去，我没有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当时的画像，在我的想象中他象蒙古人，有一双睁得圆圆的眼睛。但是，在办公室里踱步的却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态匀称、身体健壮的人。他和蔼可亲，眼神安详，丝毫不象画像上怒目而视的样子。他穿着一套不时新的藏青色衣服。确实，是一个朴实的人。
　　所有这些东西只在我心里闪了一下，但我仍然很激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握起手来有力而泰然，他的手温暖、柔软、富有弹性，左手缠着绷带，吊在胸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我们坐下。我坐了下来，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邀我以后再到他那儿去一趟，然后就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您的身体怎么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开始说。
　　“现在没什么。手上的绷带很快就要取掉了，只是弹头仍在里面。医生说，以后再取出来。”
　　我还想再说，我们对有人企图谋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些什么想法，我们对他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但他小心地把我从这个话题上引开，直截了当地开始问我，农村里情况怎样。
　　我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想听我吐露对他的感情，就开始汇报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面不断地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贫农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何与富农作斗争？富农有没有钻进贫农委员会？我们根据什么把农民划分成富农、中农和贫农的？”
　　我详细叙述了我们与富农的全部斗争，列举了事实说明，早在贫农委员会组织法令（1918年6月11日）颁布前很久就已自发产生了贫农的组织，并取名为“贫农委员会”，我还叙述了富农是如何通过“全村大会”、“村社”来杀害这些委员会的参加者的。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在大安德罗索夫村通过“村社”谋害了贫农委员会的组织者克拉斯诺夫同志以后，县侦查委员会进行了侦査，结果把谋害克拉斯诺夫同志的案件不了了之，却决定查办贫农委员会的组织者，胡说他们成立什么“暴徒的非法组织”。我们，当然，赶走了这个调查委员会，而把整个案件转交给了县肃反委员会。
　　早在1918年6月11日法令颁布以前，贫农自己就成立了贫农委员会，这点，列宁听了很高兴。
　　富农钻进了贫农委员会吗？是的。我们在县里颁布了一项规定：只有通过贫农委员会才能出售货物。这项规定除了推动组织贫农委员会外，还引起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只是为了遮人耳目，形式上组织了贫农委员会，在村会进行了选举，这样，装扮成“贫农”的富农也钻了进来。但我们是有准备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这点我们早就预料到了。在目前实际起作用的贫农委员会的帮助下，我们对新成立的贫农委员会的每一成员都进行了调查。如果贫农委员会不合规定，我们就把它解散，并从几个有觉悟的贫农或贫农小组开始另外组织贫农委员会，并继续扩大吸收成员。我们在村子里进行分化工作，一组一组地进行对比，建立了由贫农组成的委员会。用这样的组织方法就形成了巩固的贫委会。这种贫委会是在同富农进行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他们公开出来反对富农，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条道路，要知道，为了公开与富农进行斗争，贫农需要有多大的决心啊！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富农进行迫害的威胁下，这确实是一种革命的行动。而参加贫农委员会的则是一些立场坚定，革命性强的贫农。
　　我们如何确定什么人是富农呢？我们这些县的工作人员对某个村庄的农民的情况了解得当然不很清楚，但村里每个人彼此间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就利用党支部和贫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因为支部和贫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本地人。通过他们我们就使富农，即那些靠奴役其他人来创立自己家业的农民，暴露出来，而谁是商人、高利贷者、土豪、雇工的人则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就是通过地方贫委会委员和党员使这些人暴露出来的。
　　“中农没有挨你们整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
　　我承认，有时，当他们参与暴动时也挨整的。我开始叙说，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暴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近挂在前面墙上的地图，开始标出暴动的地点，详细询问每一次暴动的原因以及把它镇压下去的方法。
　　听完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同富农的斗争是很艰巨的，但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春季前一定要结束。冬季不会有什么事来特别麻烦我们。而从春季开始资本家和白卫军将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要包围我们，就是这样。”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在地图上标出假设的对苏维埃俄国的包围圈。妙的是，这些包围圈与1919年春季大批白卫军实际行动的路线几乎完全一致。
　　“如果白海通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说，“白卫军就要大批开过来。如果春天以前我们不能把富农消灭掉，他们就会在我们后方大闹特闹！要在春季前把富农的问题解决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一定把他们彻底镇压下去。”我回答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地图旁走开，又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我开始时的激动情绪早已消失，恢复了镇静。我深情地看着在我面前走动着的领袖。能与列宁在一个房间，看着他，同他谈话，就象同一个接近的、亲爱的人谈话那样随便是多么好啊！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没有人进过房间，就连电话铃也没响过。很清楚，大家都爱护伊里奇，他来上班才是第二天。我在列宁那里呆了多长时间？很久，两个小时以上。
　　“应该把您的报告刊登出来。您到《真理报》去，在那里把这些都讲一下。我马上给您写张便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到桌旁，把印有“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字样的公文纸挪到面前，把扎着绷带的手放在桌上，用另一只手拿起钢笔，准备写字。这个时候，他的眼神变了；在这以前他是安详的，而这时他的两眼就象当时画像上画的那样睁得圆圆的。钢笔尖在纸上很快地写着。
　　“您的名字和父称？”
　　我讲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听清楚我的父称，我看见他写的不是“伊万诺维奇”，而是“尼古拉耶维奇”，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而我什么话也没有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递给我一张写满了字的纸，这张纸只有通常写字的纸张的一半大小。
　　字迹稀疏，有的缩写，有些词加了着重号，有的加了括号，用的是旧式的拼写法，纸上写着：

“致《真理报》编辑部

　　1918年9月18日
　　来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萨纳也夫同志，系谢尔加奇县党委会主席（也是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讲的有关农村阶级斗争和贫农委员会的材料非常有趣。
　　在报上刊登这种地方上的实际材料极为重要（否则‘一般的’议论就太多了）。务请把该同志讲的内容记录下来予以刊登。
　　致同志的敬礼

　　列宁”^[4]。

　　在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别时，我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
　　我拿了条子就去《真理报》编辑部。那里早已下班，工作人员全走了。编辑部里的人一个也没有，叫我晚上再去。结果我晩上没能去成，第二天到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5]那里去了。当我再去编辑部时，又没碰上任何人。我不能再等，因为没有粮食了。梁赞省的同志供应我伙食，而他们已经回去。我不得不赶乘火车回家。伊里奇的条子就这样留在我这里了。
　　1929年3月23日，辛费罗波尔市。

载于《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7年第10期第131—134页

^[1] 马尔蒂什·伊万诺维奇·拉齐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1888年12月16日——1938年2月11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7年流亡俄国。1915年被捕，在被流放途中逃往彼得格勒。1917年领导了彼得格勒赤卫队。1918年加入契卡，曾一度担任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1921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7—1928年任莫斯科土地测量研究所所长。1932—193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3]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古舍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Сергушев，1886年？月？日——1930年10月3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被捕。1907你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13年获大赦。1916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7—10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索尔莫沃区委书记兼索尔莫沃赤卫队司令。1919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下诺夫哥罗德赤卫队司令和下诺夫哥罗德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沃罗涅日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兼组织与指导部部长。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在莫斯科逝世。

^[4] 《列宁文稿》第7卷第228页。——编者注

^[5]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