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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信任——最高的奖赏》（节选）

伊·米·古布金



　　1917年夏天，我被临时政府派到北美合众国考察油田，就在那里听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息。
　　在比林斯城，我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十月武装起义的电讯。各报都用头号大字作标题：“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临时政府被推翻！”美国人猜不透彼得格勒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报纸竟把布尔什维克叫做“极端分子”，把读者弄得糊里糊涂。
　　不久，我到俄克拉何马城参加北美各洲地质学家代表大会。当美国人知道代表大会上有一个俄国人时，他们都来问：
　　“请您谈谈，你们俄国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来自海外的消息正使我感到不安。各家报纸不仅报导不全，而且歪曲事实，因此我只好自己去想象在遥远的祖国所发生的一切了。我想，二月革命已经推翻了沙皇政府。可是变化又在哪里呢？政权被科卢帕耶夫、拉祖瓦耶夫、古契柯夫[1]、列布申斯基[2]之流篡夺。布尔什维克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现在正在把他们驱逐出去。
　　应该作出决择：跟谁走？模模糊糊的想法纷至沓来。美国人的请求使我感到很突然，但我还是答应讲一讲。我用蹩脚的英语开始讲演，最后用俄语来结束。原先使我头痛的问题在讲演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答案，因此一切都显出了本来面目，一切都清楚了。
　　我说：“今天，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的祖国。人们在问自己俄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什么事？地平线上燃起了什么火光？朋友们！有人企图让你们相信，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文明将在这场大火中毁灭。不对！请看一看革命的俄国，你们就会看到地平线上不是一场火灾，而是冉冉升起的红日，是自由幸福的霞光。俄国升起了新生活的太阳，新世界的太阳。劳动者将从此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安排自己的劳动和生活。”
　　我讲话的激情感染了听众，译员翻译时也洋溢着热情。
　　代表大会报以热烈的欢呼声，这是庆贺十月革命胜利的欢呼声。
　　我在美国再也呆不下去了，恨不得赶快回国，可是在美国还有许多事要做。
　　我们代表团里发生了内订。一个在俄国赚了巨款，又把它转到国外的代表团成员福斯[3]控告我和斯尼亚特科夫工程师信仰布尔什维主义。我们和福斯闹翻了。他留在美国。临时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扣留了我和斯尼亚特科夫的资料，但是我们带着预先准备好的复制件动身回俄国了。
　　在斯德哥尔摩，一批从彼得格勒逃亡出来的白俄太太想尽一切办法吓唬我们，装腔作势地劝我们不要去“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他们翻着白眼预言我们一定完蛋。所有这些鬼蜮伎俩都动摇不了我们回国的决心。
　　1918年春天，我们绕过欧洲，乘曳网渔船到达苏维埃的摩尔曼斯克。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高潮，年青的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千头万绪。尽管如此，摩尔曼斯克市苏维埃的代表仍抽出时间来迎接回国的学者，帮助我们搞到取暖货车装运从美国带回的地质图书和资料，还让学者坐上国际列车的单间包厢。我永远不会忘记踏上祖国土地之后的激动心情，不会忘记见到亲切、热情接待我们的场面时那种无比激动的心情……
　　我在彼得格勒接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我去莫斯科的命令。后来在我住宿的第二苏维埃大厦（麦特罗波尔旅馆）第四百三十四号房间，成立了苏维埃地质委员会以对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旧地质委员会（不要忘记：那是旧知识分子怠工的岁月）。
　　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在新的地质委员会工作，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了关于美国油田的报告。我愉快地接受了协助筹建石油总局的邀请。石油总局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签署的法令成立的，我是石油总局局务委员会委员。不久我又着手创建油页岩工业的工作……
　　我无法用言语说明当年轰轰烈烈创业的情景，哪怕是一个轮廓。诚然，我们在石油总局办公还要穿皮袄、戴手套，可是我们仍然坚信当时被白匪占领的巴库、洛罗兹内伊和恩巴不久终将归我们苏维埃所有。
　　正当百废待兴之时，共和国因缺乏汽油而奄奄一息。我们着手开发油页岩。作为油页岩总委员会主席，我派了考察团去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1919年夏天，我们亲自去当地检查工作。顺便说一说，在开采场什么也没有看到，沿途（我们乘坐小维拉号轮船）捡了许多独轮手车、铁锹和斧头。
　　从伏尔加河出差回来以后，我们的化学家们蒸馏了沥青质油页岩和沥青质腐泥。1919年10月，我们带了几瓶从油页岩中提取的汽油、煤油和其他石油产品去见列宁。秘书预先对我们说：
　　“请你们不要超过十五分钟！”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写字台，旁边是两张皮沙发，后面就是书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写字台后站起身向我们走了过来，并招呼我们坐下。
　　谈话开始了。我这个好激动的人，一面说话，一面站了起来，不知不觉地、兴致勃勃地谈起油页岩工业的前景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指出油页岩矿的位置，我们走到地图跟前，站在那里讲了两个半小时。我们谈了石油、油页岩和腐泥。列宁仔细地听着，提出一个个问题并询问细节——他是在寻找克服燃料危机的办法。
　　谈话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这是秘书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帮助，请你们直接找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令人难忘、平易近人的作风，无比渊博的学识，善于听取意见同时又启发别人正确思考的能力，使我们每一个曾幸福地见过并和这位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父谈过话的人，永世不能忘怀。
　　列宁通观全局，明察秋毫。他一旦注意燃料问题，就抓住不放，经常研究这个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指导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工作。
　　我经常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寄去《石油与页岩经济》杂志。当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信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惊讶！这封信使我了解到列宁经常挤出时间看我们的纯专业性杂志。信中写道：

　　“给石油总局
　　古布金[4]同志
　　1921年6月3日
　　在翻阅《石油与页岩经济》杂志时，偶尔在第1—4期（1921）中发现了一篇短文（第199页），标题是《在油井钻探中用水泥浆代替金属管》。
　　原来这可以用来进行旋转钻探。从巴库的报告中我看到过在巴库有这种东西。
　　由于钻探工作落后，我们正濒临毁灭，并且使巴库遭到不幸。
　　现在可以用水泥等等来代替铁管！这总比铁管容易弄到，并且据你们的杂志说，这只需要‘微不足道的’几个钱。
　　你们竟把这样的消息埋没在纯学术性杂志的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大概一百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看懂这种杂志。
　　为什么不大加宣扬呢？为什么不交给普通报刊去发表呢？为什么不指定专家委员会去处理呢？为什么不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采取鼓励的措施呢？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使我非常高兴，同时也使我感到羞愧。一条简讯果真被埋没在杂志的最不显眼的角落里，而且是用小号铅字刊印。我急忙取来刊登这篇简讯的美国杂志《采矿与冶金》，发现这还只是一个建议，并非实践经验。我将此事写信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宽恕了我的错误：

　　“石油工业总管理局
　　古布金同志
　　1921年6月10日
　　古布金同志：您的信和摘录完全把事情解释清楚了。既然这只是个建议，当然情况就不同了。我记得，这篇英文文章的最重要部分在俄国杂志上被遗漏了。
　　应该拟定帮助巴库的明确措施，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并监督执行。
　　致同志的敬礼！

　　列宁”[6]


　　……我的选民对我高度信任，他们不仅有权了解我在哪里工作，而且有权了解我作为学者在党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和做了哪些事。我可以向选民们汇报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的研究工作，汇报苏联东部的石油和其他许多项目的情况。
　　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发现。学者们长期以来对此现象没有给予重视。九十年代，莫斯科的列伊斯特[7]教授对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发生了兴趣。
　　列伊斯特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异常区域进行了磁力测量。为什么磁针在库尔斯克省的地壳异常地区不指向南北方，却不停地左右晃动，有时甚至偏离正常位置一百八十度，这件事目前不只是列伊斯特一人感兴趣了。
　　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哪里？列伊斯特认为，地壳内有大铁矿。
　　库尔斯克地方自治局相信列伊斯特的解释和他编制的地磁图，于是筹集了一小笔资金，就在别尔哥罗德附近的聂普哈耶沃村开始钻探。地方自治局的热情只维持了一个短时期。钻进大约二百五十公尺还未发现铁矿。发起钻探的地方自治局的热情顿时凉了下来，其速度之快就同不久前一心想把这个省变为工业省而突然发热那样。
　　旧地质委员会认为列伊斯特的结论是荒谬的，并且百般进行诽谤。它在使库尔斯克地方自治局心灰意冷这一点上，起了不小的作用。列伊斯特的心血如同沙皇时期其他学者所作的许多杰出的努力一样付诸东流。
　　1918年列伊斯特带着全部资料和地图去德国治病，后来死在德国。
　　列伊斯特的珍贵资料落到了一个叫施泰因的人手里。他看到，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对能够发展和推动我国前进的一切发生兴趣，于是就和同伙一道建议我们购买列伊斯特的资料。这个骗子竟要我们拿出八百万金卢布这么一大笔钱！
　　当时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8]把问题提给了科学院。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划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领导。委员会定名为“考察库尔斯克地磁异常专门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于是在1920年，当红军还忙于从扼杀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内白匪和国际资产阶级军队手中夺回胜利果实的时候，我们年青的共和国就着手解决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任何人都解决不了的世界科学之谜。
　　考察库尔斯克地磁异常专门委员会不仅做了列伊斯特做过的工作，而且还大大地超过了他。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科学家单枪匹马办不到的事，年青的苏维埃科学界却在工农政权的关怀和保护下办到了。除了磁力测量，我们还进行了重力测量。除了地磁异常，我们还搞清了重力异常。后一项发现表明，在地壳表面（而且深度并不大）蕴藏着很重的物质。
　　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了。一定要抓紧验证我们的科学发现。一定要抓紧开钻。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苏维埃政府和弗·伊·列宁本人始终不渝地关心着库尔斯克地磁异常问题，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深受感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把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的研究列为国家的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这项决定，考察库尔斯克地磁异常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获得了招工和领取口粮的特殊权利，这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
　　当时的工作条件怎样，只要举这么一件小事就可见一斑了。我作为一个石油专家，通过熟人关系在格罗兹内伊搞到一台钻机。我们从格罗兹内伊护送设备的同志被土匪俘虏了，有三人遭到枪杀。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年轻热情的苏维埃科学工作者是抱着献身精神去解决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袖列宁委托给我们的课题的。
　　1921年夏天，我们在希格雷开始钻井，并且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报告。
　　我们刚开始钻井，施泰因和他的同伙又出现了。这一次，骗子们建议把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区域的资源租让给他们。
　　已故的克拉辛赞成租让出去。我非常着急，也十分恼火。
　　“不能租让出去！不能！”我对克拉辛说。
　　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列宁主持了会议。
　　我请求列宁做出决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激动地说，“我们过一年就可以见成果了。难道现在能把这个租让出去吗？即使让我们了解一下异常现象隐藏着什么资源也好嘛。”
　　列宁说：
　　“对！让我们的科学家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外国人的要求被彻底拒绝了。可是我们还经受了不少的波折。钻头碰到坚硬的岩层，我们用冲击钻探费了很大气力才钻了下去。通过含铁石英岩夹层之后，又出现了软土层——具有鱼类化石的泥质页岩。这时，我们是多么惊奇啊！甚至连我们这些坚信地下有铁矿的人也泄气了。我们的敌人（为数还不少）幸灾乐祸了。
　　当时的国家计委主席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9]一贯支持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的研究工作，这时也有点动摇了。在我们碰到有鱼类化石的泥质页岩以后，他笑着问我：
　　“你在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区域捕鱼，是吗？”
　　“是的，我在捕鱼，”我回答说，“我们还要一块儿喝鱼汤呢。”鱼汤并没有喝上，因为不久我们就钻到铁矿了。苏维埃国家终于解决了库尔斯克地磁异常这个科学之谜。

载于伊·米·古布金：《人民的信任——最高的奖赏》1938年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第16—31页




[1]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

[2] 帕维尔·巴甫洛维奇·列布辛斯基（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Рябушинский，1871年6月17日——1924年7月1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显赫的商人家庭。1890年毕业于莫斯科商学院。1905年革命期间开始参加自由派运动，并参加了十月党，当选为十月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并大力资助科尔尼洛夫叛乱，并因此在1917年9月被捕，不久后获释。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白军运动，1919年流亡法国。

[3] 爱德华·卡尔洛维奇·福斯（Эдуард Карлович Фукс，1872年4月30日——1938年4月2日），苏联地质学家。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8年死于狱中。

[4]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古布金（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убкин，1871年9月21日——1939年4月21日），苏联石油地质学家。1909年起在地质委员会工作。1917—1918年期间赴美国考察。1919—1924年任主要页岩委员会主席。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9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22—1930年任莫斯科矿业学院院长。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4—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化石燃料研究所所长。1936—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兼阿塞拜疆分院主席。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逝世。

[5]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03页。——编者注

[6] 《列宁文稿》第9卷第32页。——编者注

[7] 恩斯特·叶戈罗维奇·列伊斯特（Эрнест Егорович Лейст，1852年1月7日——1918年9月13日），俄国地球物理学家、气象学家。1880—1884年期间在主要物理天文台工作。1894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06年起任国务院议员。1916年任地球物理委员会主席。1918年赴德国治病，9月13日在德国逝世。

[8]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9]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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