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三卷）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谢·谢·加米涅夫
1918年9月，我被任命为东方战线司令员。在这以前，我既不认识也从未见过任何一个红军领导人，也从未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任东方战线司令员后，自然认识了很多当时在红军里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不仅熟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军事的方法，而且经受了组织和领导军事方面的锻炼，包括国内战争时期如何创立和组织红军，如何建立红军的纪律，如何指挥红军作战，以及如何组织战争等。这一切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我不能不谈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领导军事方面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要特别强调我在东方战线所取得的军事方面的新经验。因为我自始至终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正如每个参加者一样，对新的斗争方式方法有了相当多的新体会。无可讳言，在积累这些新事物的材料方面，在从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中作出各种“结论”的准备工作方面，我认为自己是有充分考虑的。尽管如此，我深信不疑地断言，我这个帝国主义战争的参加者对战争最根本的问题并没有作出结论。我没注意到，打仗的概念和战场上作战的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原来，有简单地、从形式上来称呼的作战，即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作战；也有真正为胜利而作战，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所教会我的作战。这就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所进行的工作，它使千百万人认识到战争的目的和任务，使疲惫不堪的遭受帝国主义战争折磨的群众增添了新的力量，去夺取国内战争的胜利。从这意义来说战争具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
今天，红军部队经受着极其紧张的政治训练，而明天，就是具有良好素质的最坚强的执行者，就能训练周围的人，发动周围的人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各项任务而斗争。他们能瓦解白军或武装干涉部队的士兵。他们用这种方法在广阔的地区进行动摇一切旧基础的变革。经过这种变革，大家就会“拥护红军”，反对白军。这一点，就连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如海军上将高尔察克[1]的军事顾问英国的诺克斯[2]将军也不得不承认。诺克斯在1919年给他的政府的信中写道：“可以击溃千百万布尔什维克军队，可是，如果一亿五千万俄国人不拥护白军，而拥护红军，那么支援白军也是徒劳的。”[3]
在白军占领的地区也开展了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就是釆用游击队那种特殊的战斗组织形式。游击队是红军的一部分，同样是强大的。它们不仅是一个战斗单位，而且是敌占区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者，是革命任务的执行者。
斗争的手段在增多，在积累，并发展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这种力量一定能够胜利。
组织形式的新颖、组织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整个斗争的部署结构简直使我大为惊讶。帝国主义战争给我留下的印象现在已经不再使我惊奇；相反，战争的单方面性却使我大为吃惊，这点并不奇怪，仅从数字就可看出这种单方面性的程度之大。斗争的组织形式、物质基础，以及军事领导的软弱无力，都与军队的人数完全不相适应。僵化的斗争方式终于把这种战争变成了人类的大屠宰场，更不用说这种战争是为帝国主义的目的和任务效劳的了。
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不适应，而是在于夸大了统帅天才的作用。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统帅被视为胜利的决定因素。实际上，这就是要把斗争的计划和组织从议事日程上取消。无需多说，其实军队动员起来了，组织斗争方面的认识问题也就解决了。我离开回忆本题多说了几句，这只是为了特别强调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我直接参加了东方战线红军战斗之后必然使我惊奇，事实上确实使我惊奇。
回过来再谈谈有关组织防御的最重要的环节，即红色武装力量问题。我要特别指出创建红色武装力量的崭新的、独特的方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军事史上为我们树立了把军队建成政治工具的杰出榜样。
红军的基本骨干是工人阶级和革命的指挥员，即党员。布尔什维克不论在政治觉悟方面，还是在部队战斗的坚定性方面都是团结的基础。贫农很快就与基本骨干联合起来，壮大了他们的队伍。其他农民也深受这些干部们的启发和教育。
我第一次了解红军部队战斗素质是在我担任前线指挥的工作后不久。当时，在掩护乌里扬诺夫斯克（当时的辛比尔斯克）的布古利马一线的部队中有一拉脱维亚团，这个团享有坚强战斗单位的荣誉，因此是该地区坚强的支柱。总司令要求把这个团从战斗前沿撤出，调往当时总司令部所在地谢尔普霍夫。
该地区失去了坚强的防御支柱当然是极其不利的。我对总司令的这个决定提出异议，请求哪怕暂缓执行也好。提议被否决了，并再一次指示要在最短期间将这个团调到谢尔普霍夫。我没有办法，只好执行。
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发现我很为难，问我为什么认为替换拉脱维亚团是很困难的。我回答说，这个团战斗力很强。他冷静地答道，如果我认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团的战斗力较弱，那就错了。他说其中还有弗拉基米尔工人团，其战斗力也许比拉脱维亚团强，因为拉脱维亚团已经相当疲惫了。
命令下达后，弗拉基米尔工人团战士接替了拉脱维亚团。不久，在布古利马一线的战斗打响了。弗拉基米尔工人团战士不仅没有辜负对他们的重视，而且比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部队战斗力要强得多。弗拉基米尔工人团战士给我上了第一课，教会我如何评价红军部队的战斗力。
我参加了东方战线创建红军的工作，仔细观察了红军的每一步成长。我亲身感受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政治领导下，红军怎样成为工人阶级真正的政治工具，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执行者。
尤其要指出的是红军在政治上的成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后来，我更加懂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0年5月5日在莫斯科苏维埃讲的一段话。他说：“任何一国的军队——无论是法国的或英国的一都无法使它的士兵在俄国土地上对苏维埃共和国作战。”[4]
在组织整个斗争的问题上，我还记得当时感到惊讶的是用什么方法完全消除前线和后方界线的。实际上，后方是根本不存在的。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条规则，这条规则是：“……既然事情已经弄到进行战争的地步，那末一切就应该服从于战争的利益，整个国内生活就应该服从于战争，对于这一点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5]这番话是在同波兰白匪交战前夕讲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领导整个国内战争时都是按照这一规则进行的，即国家的一切利益、整个国内生活都要服从于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就是一个军营。要求整个国内生活服从于战争，这种提法在军事上也是全新的。也正是这样才消除了前线和后方的界线。如果可以这样说，也正是这样才形成了整个斗争组织的坚强团结。实行这个规则是战争的一门新科学。国家机关要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要建立一批具有特殊权力的新的国家机关——国防委员会特派红军供给事务全权代表，征粮军。地方政权也要改组。根据形势的发展，地方政权应该成为机动灵活的、具有很大权力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其工作要与军事指挥部门密切配合。当然，问题还不在于国家机关改组的形式和新机关的建立，而是在于称之为“军事共产主义”的整个政治。
事情本身就很清楚，机关的改组和新机关的建立都要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生活才能够真正服从于战争，而国内生活也确实服从于战争了。
我再说一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国内战争的领导是一门完整的动员全国力量投入战争的科学。现在，战争表现为各种技术的斗争，整个斗争向广大地区纵深发展，如放任自流，不加组织，国内居民则不能适应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这门科学就特别有价值。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直接表现在斗争的各个地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东方战线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那正是前线作战失利的时期。
红军部队败退了，松松垮垮，没有秩序。战斗前沿刚开始稳住，生力军就来充实一蹶不振的前线部队。首先从临近前线的地区，然后从中央调来了共产党干部和新的工人队伍。红军的基本骨干坚强有力、团结一致。然后层层动员参军，这样就逐渐补足了几次艰苦战斗中伤亡的人数。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中央指出的方法开展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紧张，也做得十分出色。问题不只是在于生力军。这个工作调动了广大地区的一切人力、物力，使之用于防卫。对国内资源也进行了动员。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中央与前线之间是否有请求或请示等等的书信往来呢？没有。只有前线综合情况的简短密电和同样简短的中央命令。当时中央和前线的工作完全融合为一个整体。
要一一列举组织斗争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描述按这些方法所进行的工作，哪怕是所釆取的种种措施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特点，对我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也是不可能的。仅举一例加以说明：在镇压喀琅施塔特暴动时召开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就是这种组织斗争的方法，当时以克·叶·伏罗希洛夫[6]为首的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全部奔赴喀琅施塔特前线。
当然，基本的方法是要有党的领导。正是这个方法使工作雷厉风行、目的明确。它是创造、督促和检查执行情况的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布尔什维克气质在这里又表现出来了。
我在担任总司令时，亲自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组织一次防御工作的情况。这事与1919年马蒙托夫[7]袭击红军后方有关。袭击导致了各种后果。何况马蒙托夫突破防线，进入了坦波夫地区，当时这个地区受社会革命党匪帮和安东诺夫[8]匪帮控制。因此，很清楚，列宁除了在红军前线采取斗争措施外，又立即着手在南面通往莫斯科的所有道路上设置纵深防线，占领了通往这条防线的图拉（兵工厂）。这条防线的组织工作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9]负责。这条防线修筑了地面防御工事：挖战壕，四周架设铁丝网。接着，组织了守卫部队，有步兵，还有骑兵，武装起来，进行训练。最后，所有的居民及当地政权机关也实行军事化。在马蒙托夫哥萨克可能出现的各条道路上，当地居民也组织起来参加战斗。
这个防御组织不受总司令管辖，而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领导，正象上面提及的，是由特别卓越的同志领导。应该承认这个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英明的。总司令不应偏离当时与马蒙托夫斗争的这个主要任务。最重要的是后方各条战线的斗争不应牵制前线的人力、物力。
大家知道，马蒙托夫没有深入进来，而是沿前线地区活动。因此构筑的纵深防御体系没有投入战斗。但是，毫无疑问，所采取的防御措施已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只要看一看坦波夫地区居民行动的事实就可以肯定这一点。马蒙托夫在那里得不到援助，抢劫一番后，被迫迅速撤离该地。
在尤登尼奇[10]进攻期间，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组织过同样的防御体系，他们为了保卫红色首都准备进行顽强的斗争，直到进行巷战。
在国内战争史上，我们在奥伦堡、乌拉尔斯克和土耳其斯坦都见过这种自发的斗争组织。
多种途径这一事实本身提供了大量进行斗争的措施。按照多种途径的原则采取种种措施来支援战斗部队、加强战斗部队、创造新的斗争方法、利用地方资源、保证胜利等等。这样，我在上面说过的，我称之为争取胜利的斗争得以实现。我们确实采用了我们当时切实可行的一切方法，为胜利而打仗。遗憾的是，在执行这些措施时常常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这里不由想到，如果我们当时拥有现代化技术，那么战争就会出现使用新技术和新的斗争方法的局面。毫无疑问，在这方面就会实行全面革命。
我认为有必要附带说明一下，总司令部和它的参谋部人员的工作方法与上述新的指挥方法差距很大。但更糟的是总司令部设在谢尔普霍夫，远离中央，看不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整个工作布署，而仍按老方法办事。这也许是我的过错。在这方面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全俄总司令部的工作更糟。这个司令部是后方工作最坏的典型。显然，他们远没有改组，他们直接受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指挥。
我还要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到红军担任负责工作的人员情况。一眼就可看出，他们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前线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师和各部队的军事委员。必须很好地了解那些在红军中负有重要责任的同志的品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他们每个人都很了解。
我对前线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些委员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因此，我的印象主要是根据这些同志形成的。他们对军事工作十分熟悉，这使我这个十分老练的军事人员也深感惊讶。他们都接受过同样的教育，用同一种方法经受了良好锻造和训练，具有奋不顾身、机智灵活、坚毅果断、善于思索的战斗品质。可以举出成千上万的例子来证实这一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后来被派去担任军团司令员，而且都能出色地胜任部队的工作，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许多部队的军事委员都担任了这些部队指挥员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都很出色。
我再说一遍，上述一切，都是在我未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以前的事。也可以说，都是听别人讲的。我的一些布尔什维克新同志对我讲了很多很多有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事迹。当时我和他们中的很多同志交往密切，并成了朋友。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谁也没有正确地描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惊奇。
我认为，对每个人来说每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会有新的认识。一个人，如果他具有如此丰富的创造思想和力量，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每次他都会给人以新的印象。
我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初次会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东方战线于1919年4月1日转入进攻。这次进攻初战告捷。一场大的战役展开了，结果彻底粉碎了高尔察克。
托洛茨基于1919年5月5日电报指示撤去我前线司令员的职务，这事至少对我来说是万万料想不到的。撤职采用了十分“委婉”的方式：准予休假、发给津贴。但是为什么要撤去我司令员的职务，至今我也没弄清楚。
在这紧张的时刻，我被迫离职，很感苦恼。1919年5月15日，我来到莫斯科请求分配工作。在莫斯科，我直接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11]提出这一要求。由于没有明确答复，我十分懊恼地来到车站，准备回辛比尔斯克。我刚到车站，车站军事运输指挥员就向我转达了斯克良斯基同志要我立即返回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我来到斯克良斯基同志处，他命令我和他一起乘车。在汽车上他才说，我们是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到克里姆林宫坐车不过需要两三分钟，而斯克良斯基把车开得很快，我想连两三分钟都用不了。
不言而喻，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消息使我激动。我愈是激动，斯克良斯基对我该汇报什么愈是一字不提，况且身边没有任何材料。
我们到达后，上了电梯。斯克良斯基同志让我在楼梯口等着，他便走了。过了一分钟房门开了，我立刻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在同斯克良斯基同志谈话。我一进屋，他就问我东方战线的情况。我开始汇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取出伊林出版的《俄罗斯铁路》图册。我按照这张地图进行汇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份地图，上面只有主要的标记。我由于激动，一时竟想不起红军部队驻扎和进行战斗的村庄叫什么名字。大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了我的窘境，他用插话来缓和我的紧张情绪，这样回答问题就轻松得多了。
为了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到这次战役打得很漂亮，我开始赞扬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及时指出，我们必须击溃高尔察克，而仗打得漂亮不漂亮对我们来说不是主要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个意见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我是个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曾经受过所谓经典军事战术的训练和教育。这种经典军事战术产生出战争“永恒不变的原则”。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使我清醒，使我回到了今天的现实斗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是否牢固，打算做什么，为巩固胜利和今后继续攻击还要做些什么。在汇报前线局势和阐述下一步军事行动可能发展的情景时，我更加感到不安了。我慌慌张张地说，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不在职，只是前线种种情况的目击者。我清楚地记得，不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斯克良斯基同志都没提及我本人的问题。我初次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我走出办公室，责备自己太慌张，我等候着斯克良斯基同志。
在回去的路上，斯克良斯基同志一句话也没对我讲。从革命军事委员会出来，我又返回火车站。在那里又发生类似的事：不一会，车站军事运输指挥员向我转达立即到斯克良斯基同志那里去的指示。这次是派车来接我的。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斯克良斯基通知说，命令我回辛比尔斯克重新担任东方战线司令员的职务。我万万料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甚至认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把这一想法及时向斯克良斯基同志讲了。现在我怎么能回到两星期前被撤职的地方，再去指挥前线呢？谁又会听我的呢？为此，斯克良斯基同志非常严厉地责备了我，指出我不应该有这样的疑虑。
同时，他向我传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命令，要我立即到当时的总司令部所在地谢尔普霍夫去和总司令部"协商”。这天意外的事连续发生。在谢尔普霍夫我从总司令处才了解到，我之所以被撤职是由于我没有执行他的命令，总之是由于不遵守纪律。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断然予以否定。在此情况下，求得“共同语言”的这一困难任务几乎没有完成。据我所记，由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12]同志的调解，这一任务才满意地完成了。从总司令那儿回到莫斯科，已是深夜了。我决定今后绝对遵守纪律，也绝对不让总司令部有借口指责我在这方面的缺点。
尽管如此，我在6月还是没有真正执行总司令的命令。东方战线进攻十分顺利，高尔察克白军已退至乌法河对岸。这时，总司令却命令部队在白河停止前进。我拒绝执行。问题就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解决了。
※ ※ ※
1919年7月8日，我改任总司令。根据这个职务规定，我不必经常参加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通知总司令去讨论列入议事日程的有关问题。
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所进行的工作。我要特别指出这个繁重工作的特点，这些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在讨论议事日程中的某个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不断地收到便条。他不停地在这些便条上作批示。他自己也利用这些便条提出问题，自然所提的问题都得到了答复。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同志经常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一些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我也收到过这类便条。便条的内容是关于前线某个地区的局势，或者是有关检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前下达的指示，以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执行情况。当斯克良斯基同志不能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立即作出必要的答复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便条就通过斯克良斯基同志转给我。这些便条在最短期限内就要执行，否则，另一类便条又要来了。
有一次，我收到了一张令人心情沉重的便条。它涉及伏尔加河沿岸地区镇压萨波日科夫叛乱一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为什么没有按期完成镇压任务？司令部草拟了一份十分冗长，内容含糊的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这份报告是一份官僚主义的敷衍了事的公文，并责令总司令改掉官僚主义的恶习。这个具体教训不论是我，还是司令部都应该记取。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教训不是最后一次。
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得到了这类教训。事情发生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三个中央机关提出了红军人数不同的三种编制。这件事引起对整个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不满。
埃·马·斯克良斯基整整齐齐地保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便条。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那天，我和埃·马·斯克良斯基又翻阅了这些便条用以回忆往事，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些便条起过重要作用的情景。
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通过这种书面交往的形式有多少最重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查明或规定啊！特别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各方面问题，点点滴滴都非常清楚。正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熟悉情况，这就使他根据几句话就能了解这些便条所谈的内容，并用几句话的回答解决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
埃·马·斯克良斯基保留下来的便条现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资料室中。有关1921年的两张便条已编入列宁文集第二十卷内。
1921年3月5日的便条的语体特别简练：“机密。斯克良斯基同志！米罗诺夫[13]现在何处？目前情况如何？列宁”[14]。
至于米罗诺夫的问题，他原是骑兵第二军司令员，因犯罪而被逮捕，并押解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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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直接领导红军工作。这种领导决不是仅仅表现在每天向他送战报、经常按他的要求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写出书面报告。我再说一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组织整个国家的斗争，组织红军的行动仅仅是各种斗争方法的一种。通过许许多多的斗争途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各战线、集团军以及作战前线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比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还要多。十分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组织斗争的整个工作直接在防御的主要环节，即红军上表现出来。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红军的领导要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领导更深入、更广泛。顺便提一提，我记得送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只有一份有关军事行动的个人报告，这里不算送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而当时送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的军事行动的报告却要多得多。
斗争的组织工作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经常检查和督促下进行的。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检查和督促只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特有的。这不只是单纯的督促，也不只是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而是暴露你不会按新方法工作的弱点。为此，我再谈谈有关镇压萨波日科夫[15]叛乱的一份报告中发现的官僚主义问题。任务没有按时完成。为什么没完成呢？得到的回答就是那份官僚主义敷衍了事的公文。你工作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请你按新的方法工作好不好？再拖延完成这一任务是决不允许的。结果还是按时完成了镇压叛乱的任务。我附带说明一下，镇压萨波日科夫的战斗最初失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僚主义，情节很恶劣，后来才暴露。
萨波日科夫并不是抓不到，打不垮的。萨波日科夫匪帮被我们多次追上、击溃，后来他们还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经过调査才弄清楚，原来他们是靠我们的弹药库装备起来的。我要提醒的是，萨波日科夫在叛乱前曾是红军的旅长，后来带着自己的队伍叛乱了。萨波日科夫旅在叛乱前由供应站提供物资。在他们叛乱后供应站“未取消”物资供应，他们继续得到供应。这是他们很快恢复元气的主要原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督促也创造了新的斗争速度。我附带说一下，那时我还没听说过“速度”这个词。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非常紧张地领导工作，首先表现在这种速度上。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都要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以至时间极其紧迫，容不得半点拖延。通过各种决议的速度之快，给各地方机关下达指示命令之迅速，至今记忆犹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组织斗争时，既要领导红军的建设，又要关心红军的武器配备及粮秣的供给。粮秣供给几乎是最严重的问题。在供应方面成立了军队供应特派全权代表这一供应机构。而粮秣方面成立了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这两个机构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领导。大概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同志的回忆录中也会描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工作的情况。从一般反映来看，应当说军队供应特派全权代表的工作是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密切配合的。至于集团军粮食处的工作，就有很多争论。互相抱怨，互相攻击，这些问题不可能不传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改善了这些关系，互相取得了谅解。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是集团军粮食处条例中有一项规定，前线和部队集团军粮食处的负责人与前线和集团军司令员有同等的权利。这一规定保证了这些机关不受司令部的领导而独立存在和行动。因为前线的粮食非常困难，部队有自己的粮食机构，所以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就出现了双重领导，就开始“打架”，起初大概由于原则问题，而后来纯粹是事务方面的问题。
本着自我批评精神，应该说，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包括敌人的粮食仓库）可分之物是不多的。因此，为分战利品，部队管理员和集团军粮食处工作人员之间经常发生意想不到的纠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得不经常处理这类事件。同时还要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成立委员会全权分配战利品，或指定一个同志具有同样权力分配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财物。
红军是政治领导的工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红军军事活动中的领导作用首先是由此决定的。
红军先向哪里进攻，再向哪里进攻，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应该由国家的决策人来决定。红军处在白军战线的包围之中。对所有战线作何分析，作出何种决定，哪条战线的敌人必须首先歼灭，这是当时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实际上对今后全面歼灭白军起着决定作用。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这个最困难的任务得到了解决。
东方战线是头等重要的。“一切为了东方战线”的口号已通过，并传达到全军。
南方战线暂时失利，并由此暴露出来的总司令部的软弱无能，几乎破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制定的行动计划的坚决执行。就在这时，在白河东方战线部队停止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关于这点，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面临着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问题。不仅总司令，而且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都反对继续向高尔察克进攻，在白河停止进攻，并立即把红军部队从东方战线调往南方战线，这就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了。说得更清楚点，就是他们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做出的首先歼灭高尔察克的决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无以伦比的天才解决了这一军事战略问题：不能停止进攻的决定仍然有效。歼灭高尔察克的战斗以更强大的攻势继续进行。制订了向南方战线调兵的计划，规定了具体日程。总司令部的领导进行调换，它的本部向莫斯科迁移。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对这个决定极为不满，他提出辞职。辞职未被接受，他在以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不工作,也不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他坐着自己的火车到处乱跑，但却不到东方战线来，因为他对东方战线已不感兴趣了。
我到莫斯科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同志告诉我，托洛茨基不同意对我的任命，但将来会同意的。我对托洛茨基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同时也深感不安。我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斯克良斯基同志虽然讲了将来会同意这些令人放心的话，可是我对此感到怀疑。
这段期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同志给了我巨大的，难能可贵的支持。他使我较全面地熟悉了情况，帮助我弄清楚其他战线的形势。他连在大量工作中起一定作用的每个细节都给我介绍了，使我免于遭受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由于总司令部迁至莫斯科，托洛茨基便擅自离开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岗位。依我看，这对总司令部的工作影响并不大。我认为，这一情况促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很多情况下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直接的领导。
鉴于库尔斯克附近的情况恶化，我以总司令的名义在1919年7月底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第一份有关作战方面的报告。当地革命委员会根据这里一些明显的难以避免的事情发来紧急电报，要求采取措施反击白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总司令部考虑这次反击的组织工作，亲自听取了有关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规定的任务是正面打击，防止敌人进攻，目的是把白军打出库尔斯克，占领哈尔科夫要道。准备时间极为有限，只得利用现有的条件。战斗是8月初开始的。开始阶段进展十分顺利，南方战线的部队占领了瓦卢伊基、库皮扬斯克、沃尔昌斯克，逼近楚古耶夫。但就在这时，部队受到什库罗[16]将军的白军骑兵队的阻击。这样一来，我们的进攻受到了挫折。此外，8月10日马蒙托夫的骑兵队袭击了我们的后方，突破了南方战线。
作战失利暴露出南方战线总的情况很不好，说明在配备指挥人员和重新全面部署兵力方面，有必要采取措施。
东方战线攻势继续顺利进展。因此，作战的重点自然也就转到了南方战线。但是南方战线对总攻势没有作好准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任命了新的指挥人员。白军已经发动攻势，一下子全面铺开，对我们很不利，因此，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
1919年9月17日，邓尼金[17]志愿军转入进攻，占领了我们的库尔斯克，向奥勒尔进犯。党中央任命斯大林同志领导南方战线的防御。1919年10月16日，邓尼金部队在通往图拉的各条道路上停了下来。为了击退邓尼金的这次袭击，我们立即成立了两支反击部队：一支在卡拉切夫地区，那里成立了乌博列维奇[18]第十三集团军；而另一支在沃罗涅日地区，那里有从察里津前线调来的布琼尼[19]骑兵部队。
与此同时，1919年10月11日至16日尤登尼奇在彼得格勒方向转入进攻。他占领了扬堡、红村、加特契纳、儿童村和巴甫洛夫斯克，逼近彼得格勒。这时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和部署兵力进行反击。
1919年10月11日至16日是最令人担心的几天。敌人在上述地区继续进攻，我们为反击而集结起来的兵力还在出发地区集中。
几乎每小时都收到来自前线的战报。必须在最短的期限内作出极为重要的决定。斯克良斯基同志及时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达一切最重要的战报和作出的决定。我与斯克良斯基同志总是很迟，到黎明时才分手。第二天，令人不安的铃声又响了。我们又匆忙在斯克良斯基同志的办公室会面。彼得格勒城郊的情况严重恶化。应该采取非常措施，把专门为保卫图拉而建立的后备军调去。当时，斯克良斯基同志打电话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所作的决定。这支后备军命名为“黑桃王后”，这是我们必须获胜的最后王牌。总司令部和斯克良斯基同志都认为调用这个“黑桃王后”代价很高。作出这个决定的责任是重大的。
来自各方面的不利战事造成了紧张局势。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我不记得有比这更复杂的局势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定沉着，这时是对总司令部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歼灭了尤登尼奇，我们的部队在南方战线顺利进攻。此后，南方战线司令部由帕托奇纳转移到哈尔科夫，在12月的一天夜里大约两点钟光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克良斯基同志的陪同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量着周围，然后走进一间专用房间，屋内桌上摊着前线阵地图，图上标有我们部队二十四小时内的位置。他提出有关前线局势的若干问题和一些一般的问题。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专用电话与哈尔科夫商谈问题。电话机就在这个办公室。因此，在他谈话时斯克良斯基同志和我走出了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完电话又提了一些一般的问题，然后回克里姆林宫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后，埃·马·斯克良斯基同志不久打电话给我，问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看您了，满意了吧？”“满意”这个词的概念远不能表达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后的感受。据我所知，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楼和我的办公室！我想，处于我这个地位的人，都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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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兰白军的作战计划的制定不同于进行巨大搏斗的国内战争的其他一切计划。制定这一计划之前，研究了南北战线的几种作战方案。这些方案已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汇报。参谋长普·普·列别捷夫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汇报的。在场的有斯克良斯基和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注意细节。汇报特别仔细的是铁路上的情况。当时，还汇报了把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以行军队形从北高加索调到第聂伯河右岸的方案，该部队附带完成歼灭马赫诺[20]匪帮的任务，这次汇报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决定是以后作出的。
1920年5月6日[21]，莫斯科卫戍部队欢送工农青年补充营上前线打击波兰白军。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开赴前线的补充营在剧院广场（现为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列队。右侧直接排到剧院大楼。剧院前的空地上搭了一个不大的讲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讲台上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是被迫打仗。你们应该记住，你们是作为波兰工人和农民的兄弟上前线的。你们不是去压迫他们，而是去解放他们。我们与波兰工人和农民没有怨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讲话很短，甚至可以说十分短。然而，他的话特别有力——简短有力。他的话说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了。这就是我们的列宁讲的话。每个红军战士，广场上的每个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如此亲切，如此尊敬，如此了解。这次集会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大概，对当时到会的每个人来说也是终生难忘的。这次集会的整个情景和人们的情绪使我永志不忘。只有广场上的人才能理解战士和欢送他们的工人们会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种喜悦和激动的心情。
在与波兰白军作战过程中，我得到指示，每二十四小时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一次西方战线红军部队在一昼夜里进展的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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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摧毁波兰白军战线的同时，又摧毁了弗兰格尔[22]战线。这条战线是白军的最后一块阵地。在与波兰人斗争时期，弗兰格尔大为得逞，他从克里木出来，沿塔夫里亚向纵深展开，占据了威胁乌克兰右岸的地势，因而也就威胁着与波兰白军作战的红军部队。由于我们在弗兰格尔战线失利，1920年9月中旬作出了将这一地区划为独立战线的决定。在划出之前，弗兰格尔战线由与波兰白军作战的南方战线司令负责指挥，原与波兰白军作战的南方战线改为西南方战线。而与弗兰格尔作战的战线称之为南方战线。米·瓦·伏龙芝[23]被任命为这条新南方战线的司令。紧接着他就着手歼灭弗兰格尔的白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注意这一地区的歼敌情况，何况这次歼敌战斗有些不寻常。比方说，马赫诺部队归红军统一指挥；伦敦表面上建议由他们出面调停与弗兰格尔的谈判，实际上进行干涉，还岀现了绿色组织[24]与我们共同反对弗兰格尔的情况。很明显在这种种情况下，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慧或者由他直接作出决定。应该提一下，米·瓦·伏龙芝在歼灭弗兰格尔期间不止一次直接地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歼敌的一系列问题所做的指示和命令。必须记住，为了不让弗兰格尔及其残余部队乘原黑海海军的战舰和其他船只逃跑，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实，歼灭了弗兰格尔就完成了歼灭整个白军战线的任务。
但是，红军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布拉克一巴拉霍维奇[25]匪帮从波兰白军方面继续向我西面沿边界地区渗透；然后，芬兰法西斯在北卡累利阿进行捣乱破坏。最后，中亚细亚的巴斯马赤匪徒的活动由于得到国外的支援也很猖獗。巴斯马赤匪徒活动之所以特别猖狂是因为恩维尔—帕夏[26]的出现。从以上列举的军事行动中，应该认为卡累利阿地区和恩维尔的冒险行动是最严重的。我虽然没有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报告这些冒险行动的情况，但我从事件发生地点发的电报汇报都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了（我是直接参加平定卡累利阿地区和恩维尔冒险行动的）。我之所以了解这点，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我的一些建议而作出了指示。
1921年春红军开始复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制定了十分详细的复员计划，但是复员工作的期限相当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同意这个期限。他以革命的胆略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在最短期限内遣散现役的红军战士。结果证明他又是正确的。复员工作大体上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定的期限进行的。不错应该顺便讲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催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我们在指定期限内完成复员工作。就在进行复员工作的这一期间发生了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提出几种不同的红军编制人数的事件。关于这点我上面已经谈到。
红军进入休整时期，在营房里开始了深入细致的分配红军部队的工作，部队开始进行整顿，并转入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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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了。但我还不知道，他的病已无法治愈。1924年1月21日晚七时，埃·马·斯克良斯基同志要我立刻到他办公室去，当他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的噩耗时，这对我是多么剧烈而沉重的打击啊。斯克良斯基同志还说，决定让我当天就去哥尔克，与其他同志一起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遗体从哥尔克护送到莫斯科。夜里火车驶向哥尔克。车厢里一片寂静，人们沉思哀悼。谈话声很轻很轻，好象耽心会破坏某种安宁似的。我们默默地分别乘上农村雪橇，这些雪橇是附近村庄的农民派来接我们的。在漆黑的深夜我们到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居住的别墅。屋里已经有很多同志了，他们是乘第一班火车来的我看了看四周，走进大厅坐在同志们之中。人们整夜都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几天的情景，谁也没睡，等待天明，以便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遗体从别墅运往车站，然后护送到莫斯科。
只有想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逝世后给我们留下了经过残酷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党，我们才能略为减轻蒙受巨大损失的沉痛心情。
载于卡·达尼舍夫斯基和谢·加米涅夫《列宁回忆录。列宁和国内战争》第1集莫斯科党的出版社1934年版第42—64页
[1]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2] 阿尔弗雷德·威廉·福特斯库·诺克斯爵士（Sir Alfred William Fortescue Knox，1870年10月30日——1964年3月9日），早年参加英军。1911—1917年任驻俄武官。内战期间担任高尔察克的军事顾问。1921年退役，参加了保守党。1924—1945年任众议院议员。1934年反对印度独立。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为芬兰提供军事支持。1964年去世。
[3] 《1918—1921年国内战争》俄文版第2卷第412页。——谢·加·注
[4]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0页。——编者注
[5] 同上，第114页。——编者注
[6]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7]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马蒙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амантов，1869年10月16日——1920年2月1日），俄国陆军骑兵中将，白军首领。1888年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在新切尔卡斯克组织白军游击队，多次击败红军。1919年参与重组顿河军团，并担任第1顿河军军长。1919—1920年任白军第4骑兵军团司令。1920年因伤寒去世。
[8]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Антонов，1889年6月26日——1922年6月24日），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加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7月起领导一支战斗队反对布尔什维克。1920年发动了坦波夫叛乱。1922年被红军击毙。
[9]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10]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11] 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
[12] 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Семён Иванович Аралов，1880年12月18日——1969年5月22日），1902年入伍，同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任第114军团参谋长。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并参加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加入俄共（布）。内战期间历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政委、革命法庭委员、第12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4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驻立陶宛全权代表。1922—1923年任驻土耳其全权代表。1923—1925年任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驻华全权代表。1927—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外交部部长。1932—1936年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36—1939年期间被监禁。1939年获释。1939—1941年任国家文学博物馆副馆长。卫国战争期间自愿入伍。1957年退休。
[13] 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Филипп Кузьмич Миронов，1872年10月14日——1921年4月2日），出身于哥萨克家庭。1898年入伍。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05年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开除出军队。1914年自愿入伍。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任第2骑兵军司令。1920年参加苏波战争。1921年被契卡错杀。1960年平反。
[14] 《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17页。——编者注
[15]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萨波日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Сапожков，？——1920年9月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一战中入伍。1918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年任萨马拉革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任第22师师长。1920年7月9日发动叛乱，9月6日兵败被杀。
[16] 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什库罗（Андр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куро，1887年1月7日——1947年1月16日），俄国白卫军中将。1907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在加利西亚、罗马尼亚、乌克兰、高加索等地作战。十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1918年组织游击队与红军作战，并同邓尼金结盟，后参与了库班拉达的活动。1919年初在顿河流域与马赫诺作战并将其击溃。1919年底先后在沃罗涅日和新罗西斯克战败，军队濒于瓦解。1920年被弗兰格尔解职，此后相继流亡南斯拉夫、法国和德国。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合作。1944年加入党卫军并被授予中将军衔，训练游击队与盟军作战。1945年被英国逮捕并被引渡回苏联。1947年被处以绞刑。
[17]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18] 杰罗姆·彼得洛维奇·乌博列维奇（Иероним Петрович Уборевич，1896年1月14日——1937年6月12日），1916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任第14军司令、高加索阵线第9军司令、西南方面军第13军司令。参与了与邓尼金、弗兰格尔白军和波兰军队的作战。1921年参与镇压坦波夫叛乱和白俄罗斯农民暴动。1921—1922年任第5军司令。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军部长、远东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4—1925年任乌克兰军区参谋长兼副司令。1925—1927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6—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9—1931年任红军军械部部长。1930—1931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1937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军衔。1937年5月20日被调任中亚军区司令，5月29日被捕，6月12日遇害。1957年平反。
[19]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20]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І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
[21] 5月5日举行欢送仪式。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7—108页。——编者注
[22]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23] 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尔克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斯大林暗害的。
[24] 富农匪徒。——编者注
[25] 斯坦尼斯拉夫·尼基蒂维奇·布拉克—巴拉霍维奇（Станислав Никодимович Булак-Балахович，1883年2月10日——1940年5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4年入伍。1918年2月加入红军，任卢加第1骑兵团司令，在镇压农民叛乱期间挪用公款，东窗事发后投靠白军。1918—1920年任普斯科夫志愿军司令，大肆屠杀红军士兵和农民。1920年尤登尼奇白军解散后被捕，经斡旋加入波兰军队，参加了华沙战役。1920年10月组建俄罗斯人民志愿军，企图协助波兰吞并白俄罗斯，大肆迫害犹太人，11月战败后逃回波兰。1939年波兰沦陷后，成立游击队与纳粹对抗。1940年5月10日在与德军巡逻队交战时战死。
[26] 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1881年11月22日——1922年8月4日），奥斯曼帝国重臣。参与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的政变。1911年参与指挥意土战争。1913—1918年任战争大臣。1918年流亡德国。1919—1920年访问苏俄。1921年回国。1922年被凯末尔的军队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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