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教育（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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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教育

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

一个建议的由来

　　我同列宁的历次见而中，有一件事我本来以为是其他人最不感兴趣的，然而偏巧是它招致了最多的问题，而且人们是愤慨地、气冲冲地要求我解释，顶起码也是带着又鄙夷又惊讶的口吻。我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各种各样的反应都可以嘛，只要不是那种无聊的客套，不是冷漠的无动于衷！
　　我从俄国回来后匆忙写成的第一本书，并没有一一叙述我同列宁的历次谈话或者偶然的见面。我的第二本书^[1]和我最初发表的二十篇文章中也没有全部谈到。关于我在这里要谈的事，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著述中没有片言只语提到过。这件事确实不起眼，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它并没有成为事实；而侈谈没有发生过的事，好比是谈一场没有打响的战斗的计划，而且还是出之于普通士兵之口！
　　因此，关于这件多年来议论纷纷的事，我已出版的作品中，只有《俄国人国家、人民以及他们为何而战》一书里，可以找到寥寥数行谈到它。

　　“他（列宁）自已经常读书经常学习，总是要别人也这样做。1918年春，我告诉他，我打算回国。因为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向美国说明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这样认为的，但列宁并不这样想。‘您为什么不再呆一段时间？’他说，‘更深入地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原则和目标。’后来他向波里斯·雷恩施坦^[2]（美籍俄人，曾帮助约翰·里德^[3]和我工作）提了个建议，让我们组织一个学习小组。‘如果你们能凑起四五个人，我尽量挤时间，一个星期去给你们上一次课。’”

　　我写到过的，仅止于此。不过我爽爽快快地承认，这件事并不仅止于此。林肯·斯蒂芬斯^[4]及许多至今健在的朋友，曾坚决要求我把这件事未为人知悉的详细情况介绍一下。我准备丝毫不加隐瞒，既然我的朋友们那么重视这件同列宁有关的事，我就把它一五一十统统谈出来。
　　1918年，我刚回到美国，朋友们立即没完没了地问我革命的情况，特别是问列宁的情形。他们听我谈起列宁曾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由他来指导，而我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我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上公开承认）。凡是头一遭听说这件事的人，为场的反应都一模一样：瞠目结舌，不胜惊愕。然后是劈头盖脑的埋怨和责备。怎么！我竟放弃了在列宁指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不可思议！莫名其妙！我立刻被归入傻瓜笨蛋一类，而且还不识好歹，至少是狂妄透顶。
　　我曾试着解释，但我的论点被愤怒地抢白了回来。我是疯了还是怎么的，竞放弃了这样的机会？这对我是多么的荣幸！这可不简直是当面向爱因斯坦学习相对论或量子论嘛！简直是好比有机会在雅典同苏格拉底作一席谈！
　　这都是老话。在那些日子，我同比我先回到美国的其他记者，如约翰·里德、他的妻子路易莎·布赖恩特^[5]、贝西·比蒂^[6]，甚至某些在革命时期正在俄国的官方人士，例如美国红十字会的雷蒙德·罗宾斯^[7]上校——我同他们一样，常常应邀在全国各地演讲，从东海岸直到西海岸。不管我在哪儿演讲，到处都有美国人想握握我的手，因为我的手曾经握过列宁的手。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执拗放弃了多好的机会。人们走到我跟前，把我叫到一旁，问我事情是不是这样；我的一声“是的”，叫他们大吃一惊。我怎么能这样？！
　　确实，我当初怎么能这样做呢？我手头有厚厚一叠笔记，其中一部分由于岁月的侵蚀发了黄；有我的各种初稿，打了字的，上面用铅笔修改过；还有最近才收集的材料。这些东西证明我曾努力想把我内心那个未经深思熟虑而贸然后悔的声音压下去。我所以说它未经深思熟虑，是因为我同列宁的历次见没已足以丰富我的生命。既然如此，对于不曾有过的见面，又有什么要后悔的呢？我的部分笔记，标题是《列宁和时间》；另一部分是《教学小组》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列宁是导师》一文的初稿中，涉及列宁的问题比较广，但结尾有这样的话：“注。为什么我没有接受列宁关于学习的建议？”接着说明了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二是什么。其它两篇初稿，题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体系或理论》以及《我占用列宁的时间》。
　　我对列宁的回忆中，这件事是唯一有所遗憾的一次（除了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因为我对批评我的人欠了债，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追逐着我的幽灵驱赶掉。为此，需要回过头来谈一下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关亍它，我过去在我的作品中只提到过一次，而且说得相当含糊。
　　虽然我在《俄国人：国家、人民以及他们为何而战》一书中说过，列宁建议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是在春天，现在我可不那么有把握。肯定是在1918年1月1日以后。因为那一天，在米哈伊洛夫马术学校群众大会结束后，我才第一次在非正式场合同列宁晤谈，谈得很起劲，兴致勃勃。最可能的是发生在1月1 日与2月18日之间；2月18日那一天，德军开始在俄国境内发动攻势。
　　应该说，自从我同列宁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四十多年来，我经常补充我关于列宁的笔记，一会儿想起了一个什么手势，一会儿想起发生某件事或者说某些话的背景，一会儿又想起我在场时列宁某些动作引起了旁人什么反应。
　　所以，列宁说过的话，即使我没有在我的著作中引用过，我也没有必要冥思苦想去回忆。列宁的形象栩栩如生，列宁的话犹在耳际，他说过的每一个字不仅记在我的笔记上，而且是铭刻在心——意味深长的话，天长日久，意味更加深长了。不过，说到日期，我总是记不准。
　　真奇怪，一个象我这样几乎记不住时间的人，居然会深切强烈地体会到时间的可贵。我之所以没有抓住机会成为列宁的学生，主要原因就在于此。首先是怕浪费列宁的时间。
　　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从来没有多余的占用列宁一分钟。虽然自从我们在马术学校谈话后，我几乎随时都可以去见列宁,但我避免这样做。我和列宁的历次见面，甚至某几次不期而遇，几乎都是出于执行我的记者任务，有一两次是同我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有关系。我从来不想为采访而采访，从来不主动同他攀谈，除了一次在塔夫利达宫的走廊上；我从来没有同他随随便便聊起来，除了那次在立宪会议上，当时他实在无事可做，觉得气闷。
　　我不能说这种不愿意把列宁纠缠不休的脾气是我一个人独有的。在外国人中间，特别是在记者中间，我似乎是个例外。对是许多俄国人也是尽量避免打扰列宁。以科尔奈·丘科夫斯基^[8]来说吧。1959年，我和我的妻子露西塔访问这位苏联老作家；在他的彼列杰尔金诺别墅作客，度过了一天。我同他，在他的青年崇拜者的簇拥下，理所当然地谈起了列宁。
　　“是啊，”丘科夫斯基沉思着说，“我常常见到列宁。有很多机会可以同他谈谈。我倒是有时间的呵！可是列宁没有时间。所以，我怎么能冒味找他谈话呢？”
　　如果我当初参加了小组学习，我一走会考虑个没有完：列宁犯得上在我身上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吗？他肩负着整个地球的重担，我有什么权利麻烦他？
　　此外，我的时间也很少。我打定主意要在冬末春初离开俄国。我正在踌蹰，关于学习的建议不知如何回答雷恩施坦是好，局势的变化加强了我回国的决心。

列宁和时间

　　从那时起，我不止一次地为我的自信吃惊：列宁想着他能挤出时间来给我们上课，我倒没有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
　　列宁和时间——这个题目老是吸引着我，而且我总是觉得不可理解。他仿佛永远是不慌不忙，不知疲倦，怎么能来得及干那么多的事？要同列宁见面谈话，并不容易；但是他一旦接见某个人，便对那个人关怀备至，连时间都似乎停止了。正象当时作为漫画家及记者名气更响的鲍勃·迈纳说的，列宁善于让对方谈，而自己则是听着。
　　我仿佛再度看见列宁把他的坐椅朝我移近一些；后来，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又移过来一些。我同了解他的人交换感想，发现这是他的习惯。列宁善于让对方把话说完；只要列宁关心的问题，总要让对方把自己知道的统统说出来，而列宁关心的问题又是那么多，几乎无所不包！往往连对方自己都很惊讶：他们知道的，原来比他们自己料想的要多。我们是职业记者，然而列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记者。

学习的意义

　　现在我明白，列宁坚持要成立这个小组简直是叫我大吃一惊。话又说回来，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遭；布尔什维克对学习的重视，一贯叫我吃惊。把炮弹运到前线的同时，述送去印刷机。这，我还能理解。可是某些事，我只能表示惊奇，因为我实在理解不了。
　　在我们家，书籍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我的精神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我和我的弟弟霍华德，在小学工时代，每逢洗碗盏盘碟，总是不住嘴地背诗，我背给你，你背给我。但是，以我的美国式教育，确实不能理解那种显然是地道俄国式的劲头——即使是在会议上、战场上决定革命命运的关头，也渴望着求取知识。
　　然而，一个过去被人为地囿于愚味之中的国家，在革命的第二天就提出在教育领域内进行根本改革的纲领，是不是不切合实际呢？这个纲领是卢那察尔斯基^[9]在1918年11月7日作的总结一年来工作的报告中阐述的。知识分子以往享有在法律上并没有依据的受教育的特权，并且在俄国享有热爱人民的名声，革命后却怠工了。尽管他们怠工，仍然开办了新的学校来培养师资。在一个破坏惨重、饥馑遍野的国家里，向儿童们免费供给伙食，免费发给教科书，取消学费；教师的工资从7月份起增加了一半。卢那察尔斯基还指出，近半年来预算增加数字（相当五亿美元）仅仅是一个开头，因为只有高水平的国民教育才能保证人民进行良好的管理。他说，在世界上破天荒第一次夺取了政权的成亿工人和农民，既保持不住政权，也无法对国家进行经济管理，如果人民不同时去掌握知识的话。

为什么列宁要我在这个组学习

　　列宁关于组织小组学习的建议，我起初不愿意告诉我在美国的朋友，主要是怕他们以为我是在吹牛。我甚至拼命解释，不管这个邀请多么令人感到荣幸，可是我们很了解列宁，不应该自视过高。列宁出于对教学本身的爱好，不管哪一个小组，他都乐意给他们上课。
　　成立这样一个小组的念头，列宁并不是偶然想到的：他不止一次地向雷恩施坦提到过。
　　有一次雷恩施坦向列宁汇报了某些人的情况（列宁希望这些人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其中也提到我的名字。显然，当时我述没有回绝雷恩施坦，也可能我从来没有明确回绝过，我不过是把问题拖了下来，没有作出决定——我打算回头再考虑这件事。后来雷恩施坦告诉我，列宁当时是这样说的：威廉斯大概对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和思想缺乏充分的理解。所以，我显而易见是个合适的人选，至少这不会妨碍我参加小组学习；我由此得出结论：列宁很有兴趣对政治锻炼不足的美国激进分子进行教育。
　　列宁当然说得对：我确实缺乏理论修养。我対马克思主义只有极其肤浅的认识。如果我当初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我就比较保险，不至于有那些软弱动摇的表现。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得之于直接的体验。
　　列宁喜欢搞人数不多的小组。真有意思，一个能鼓舞成千上万听众的人，苏俄有千百万人追随着他，并且如今已在全世界亿万人的心目中成为传奇人物，——这样一个人对人数不多的小组居然能关怀备至。
　　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我参加这个小组呢？列宁关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想法，斯蒂芬斯对它感触特别深。他同考恩教授一样，挺爱议论这个问题。
　　这个话当然不是他们说的啰，是别人说的——列宁对我感兴趣的原因，是他希望每一个参加革命战士队伍的人都受到良好的训练。我也听到过这一类的其它说法。可是我深信，列宁所以如此，只不过是他的习惯一般的流露：他惯于向人们传授正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同时丝亳没有恩赐的味道。他从来不说“我是在做好事”，他是脚踏实地做好事。从前他发现我俄语差，对我有妨碍，于是他给我出主意，怎样学习俄语比较好。现在，他大概回想起我们以往的历次谈话，认为我的理论知识不足。虽然他对我的活动十分满意（我同约翰·里德替画刊写说明词，这些画刊由飞机扔下去，让风把它们刮到德军的战壕），但他明白，我对马克想主义缺乏了解。他是多么正确呵！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也可以说是个典型的美国社会主义者。
　　我可能比普通的党员知道得多一些，不过这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对辩证法、对理论一知半解，如是而已。我的气质同我的大多数同胞一样，比较注重实际活动。
　　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不重视理论，至少我是这样看的。那么我为什么在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放弃了向这位天才学习的机会呢？
　　我在做自我分析的时刻，常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追忆一切细节，想起列宁把他的椅子移过来一些，在向对方提问题当中探究真情，哪怕一丝一毫，连对方自己还没有发现，他似乎都能洞察。他仿佛有一种能看破猜透对方思想的本事。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怀疑，我决定不参加小组学习，究竟有几分确实出之于不愿意麻烦列宁的高尚的动机。说不定，我是下意识地想逃避这种独特的X光照射我的头脑和心灵！“人的心眼是最善于欺骗自己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列宁这一在社会主义国家广为传诵的名句这样说，“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10]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美国人不喜欢理论。他们对一切理论之类的东西都望而生畏。
　　我倾心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倾心于革命的崇高目标。我同列宁及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11]见面时，深信他们俩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政治学说并不比宗教教义更能打动我的心。我心向往之的，并不是革命的学说和理论，而是活生生的革命，是我亲眼目睹的革命，它唤起惊醒了长期以来沉睡看的巨人——人民。我心向往之的，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起义，是运动中的群众，是贯串一切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我想报道给美国人民；他们总以为革命便是“红党”制造的暴行和凶杀事件。我当初想，既然我想报道给美国人民的是这些东西，那么除此而外，何必再去多事学习呢？
　　在进行这种自我批判分析的时刻，我承认我当初是无法强使自己接受一种明确的思想体系。対此，我归咎于我所受的美国式教育，归咎于我的实用主义和懒于思考的习惯。
　　为了补过赎愆，我读了很多本来不会读的书。在读书中我找到了很多论据，说明列宁从来不把僵硬的教条塞给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且，我只要看看周围，便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是怎样实现的。
　　多年后，每当我回想起列宁的建议，竭力想搞明白我当初犹豫不决是什么道理，——这时候，我的思想往往被一阵阵突如其来的回忆打断。这种回忆比道理更为有力。我记起我同列宁的姊姊安
　　娜的一次谈话。那是二十年代初我第二次访苏期间的事。她肯定地说，给小组上课，不仅不会使列宁疲劳，反而会激发他的精力，因为他非常喜欢向别人传授知识。我也记起列宁托我带到美国而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遗失了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谈到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我还记起列宁本人同我说过，给小组上课，在他是一种“散心和休息”。
　　后来我暗自说：“如果他利用这种方式休息，那么还有对革命更有利的事可以让他休息。”可是，现在我又活龙活现地听见了他的这些话，又看见了列宁，看见他那微微后仰、微微侧向一旁的头，看见他那双含着笑意、追根刨底的眼睛。
　　我更加鲜明地回忆起我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在克里姆林宫同列宁的最后一次见面。他提到我不能参加学习了。我听出他的语气中带着真诚的遗憾。看来他对这件事，从来没有彻底断念。一念及此，我特别感动，特别觉得可贵。
　　我当时少年气盛，自命不凡，并不怀疑我的正确，觉得列宁是太天真了，居然认为这种学习的想法是切实可行的。尽管如此，我当时也很感动：这件事更突出了列宁的人性。
　　他劝我赶快离开俄国，以免在西伯利亚碰到美国军队；接看他喑示，我没有成为他的学生他是多么遗憾。
　　过了多少年，每当我看高尔基的回忆录，提到列宁在喀普里到他家作客，同亚·亚·波格丹诺夫^[12]争论，说了些“尖锐和使人难堪的话”，接着，他中止了尖刻的攻击，“十分起劲地同波格丹诺夫下棋，下输了就生气，甚至懊丧起来，”——每当我看到这一段，便想起我同列宁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回忆起他甚至在1918年4月，当时德军占领了哈尔科夫和克里木，日军和美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他都不愿承认这个学习小组必须推迟成立。
　　不过，列宁的话里丝毫没有责备我的意思。我们历次见面中，他都平等待我，让我觉得我在革命中自有我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作用。
　　我确实很可惜我失去了向列宁学习的好机会——哪怕顶多两次也好嘛。不过，就是平常与他见面，也促使我产生了为革命效力的愿望，我至今认为我当时回国便是就我所能対革命最好的效劳。我那时希望能重访俄国，再见到列宁。至于我没有接受参加小纽学习的建议，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关系。列宁尊重每个人的信念，不强迫任何人前进，如果那个人自己不愿意继续前进的话。

载于《外国文学》1964年第1期第223—227 页

^[1] 阿·里·威廉斯是指他的《列宁其人其事》（1919年纽约版）以及《俄国革命亲历记》（1921年纽约版〉两书。——编者注

^[2] 波里斯·雷恩施坦（Boris Reinstein，1866—1947），早年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流亡美国，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1904年、1916年两次竞选纽约州副州长。1917年赴俄国报导革命。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4—1938年任共产国际档案馆馆长。1936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晚年担任《苏联》杂志英文版编辑。

^[3] 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 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4] 林肯·奥斯汀·斯蒂芬斯（Lincoln Austin Steffens，1866年4月6日——1936年8月9日），美国记者。1890年起在报刊工作。1904年起领导了“扒粪运动”，在报刊积极揭露社会黑暗，反对腐败。1914—1915年期间报导了墨西哥革命。1919年访问苏俄，回国后支持俄国革命。1936年逝世。

^[5] 路易莎·布赖恩特（Louise Bryant，1885年12月5日——1936年1月6日），美国记者、女权主义者。1908年毕业于俄勒冈大学。1912年起担任记者，积极报导工人运动。1915年与约翰·里德结婚。1917年8月赴俄国报导革命。1918年回国，参与发起成立了美国共产党。1920年流亡苏俄。1921年回国。1936年逝世。

^[6] 贝西·比蒂（Bessie Beatty，1886年1月27日——1947年4月6日），美国记者、剧作家。1907—1917年任《旧金山公报》专栏作家。1917—1918年期间赴俄国访问。1918—1921年任《麦考尔》（McCall's）杂志编辑，并担任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书记。此后致力于女权主义运动。1947年在纽约逝世。

^[7] 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1873年9月17日——1954年9月26日），美国作家、经济学家。早年在期货交易所工作。1905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12年加入进步党，曾任进步党伊利诺伊州中央主席。一战期间在红十字会工作。1917年赴俄国考察，反对俄国革命，但支持与苏维埃政权建交。1954年病逝。

^[8]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丘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19日——1968年10月28日），苏联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儿童作家、记者、翻译家。

^[9]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10] 《列宁全集》第5卷第336贞。——编者注

^[1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2]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