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列宁的三次见面（罗曼·阿夫拉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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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列宁的三次见面

罗曼·阿夫拉莫夫

　　1915年到1918年我在服军役。1917年我被编入陆军部^[1]下属的所谓“经济保卫经理处”。它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军民的给养。同年，经理处派我到斯德哥尔摩采购农业机械和消费品。
　　我在斯德哥尔摩遇见了几个老同志和旧相识：沃罗夫斯基^[2]、阿克雪里罗德^[3]老头等人。我常常因公出差到柏林，便替瓦·瓦·沃罗夫斯基帮了些小忙；他通过我同斯巴达克分子（梯什卡^[4]）取得联系。
　　1917年底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我被派往战俘交换委员会以及米尔巴赫^[5]伯爵（后任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经济事务委员会。我的任务是专门同布尔什维克政府谈判南俄自岸放行粮食和煤油以输往业遭饥荒的保加利亚。我离开斯德哥尔摩时，沃罗夫斯基交给我一项任务：会见当时是斯巴达克分子的爱德华·富克斯^[6]，并告诉他，我正要到彼得格勒去。富克斯先让我同若干斯巴达克分子见面，然后又安排我同梯什卡及梅林^[7]会晤。他们俩，我早在1910年就已经认识了。这次见面，梅林很审慎，只托我向“俄国同志”问候。梯什卡却相反，向我大谈特谈德国“国际主义者”的斗争有困难，俄国的溃败^[8]促使德国的好战情绪大大增长。他要我把这种情况转告列宁。
　　记得我在斯莫尔尼宫初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时，我谈的同梯什卡和梅林碰头的情形，使他相当不愉快。他甚至不愿相信，再三问我：“是这样说的：‘国际主义者’的斗争有困难？”
　　我记不清是不是梅林劝我同考茨基见面的，反正我动身赴彼得格勒前，同“独立派”碰过几回头。有一次是在哈阿兹^[9]的寓所，他们的中央委员全体到场。考茨基当时坚持要我告诉列宁，叫他别指望德国会有什么革命的援助。“德国人民不是革命的人民。国内局势不会比目前更糟了，然而人民还是赞成战争，充当好战的统治阶级的尾巴。请俄国人自力更生吧，别幻想德国会有什么援助。”在这次“独立派”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且托我转告“俄国同志们”。“独立派”还建议俄国人不要同德国媾和，认为德俄两国媾和会更加强德国的黩武主义。
　　在彼得格勒，我从英国饭店同弗·伊·列宁通了电话。他从斯莫尔尼宫派了一辆车来接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对德国的局势万分关心；问题连珠炮似的接二连三而来。列宁什么都想知道，连细枝末节都要打听。当我代“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问好、尤其是把考茨基的警告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他一阵冷笑。他把考茨基叫做“老驴子”，把独立派叫做看不到也明白不了德国当前状况的老胆小鬼。我的意见和他不同。我认为德军和中欧联军中发生起义或哗变似乎为期尚远，因为据我的观察，德军的下级士官大量是仕会民主党人，他们自觉自愿地赞成继续战争，并在士兵中鼓舞士气，以免后者丧失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极大的说服力答复了我的意见。他说我同考茨基及“独立派”一样是色盲，也看不到德国人民内在的变化。
　　“德国的革命、军队的起义和人民的饥饿就在他们眼前，而他们这些老脓包老懦夫却诽谤德国人民，说德国人民没有能力进行革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说道。
　　列宁这样说，使我十分难为情。我引用了梯什卡的话，想以这个来开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极为生气。他说，“这个”完全是另一码事，因为“斗争有困难”绝不意味着“不能或者不需要斗争”，今天“有困难”，明天也可能“容易”，十月革命表明了这一点。列宁接着说，如果梯什卡也不相信德国最近会爆发革命，那说明斯巴达克分子同群众没有联系，也看不到民情，也就是看不到德国正处在革命事变的前夕。
　　因为谈到这些问题，我告诉弗·伊·列宁，德国军界上层中已有许多人不相信战争会胜利结束。我向他举了一个亨奇^[10]上校的看法。这个亨奇上校是我在布加勒斯特认识的。他原来是德军某部的军需处长。该部在马尔纳吃了败仗。他被贬谪到布加勒斯特——作为处分，被派到罗马尼亚某军事行政管理机关。亨奇说，马尔纳一仗败后，战争全盘皆输。应该尽快结束战争，不惜任何代价；不然士兵将会自行动手，用他们的办法结束战争。
　　“瞧这个亨奇，真是个聪明人，比所有的考茨基们和哈阿兹们聪明一千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兴地大声说道，“您会看到他是对的，而所有那些‘独立派’不过是胆小的兔子！”（德语中兔子一词的读音是“哈阿兹”。）
　　领袖的话确有先见之明。这次谈话后不久，便发生了德国海军士兵的哗变，兵工厂工人举行罢工，一年后爆发了德国革命。记得我在1918年2月离彼得格勒前，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辞行；他以特别满意的心情指出了海军士兵的哗变和罢工，这些事件证实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确脱离士兵群众。就在这次辞行时，弗·伊·列宁有些话托我转告梯什卡同志，目的是提醒德国同志不要忘记：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俄国的事，而且，也是一项国际性的首先是德国工人的事业和义务。
　　记得我曾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愿意帮忙——带封信给梯什卡同志。但弗·伊·列宁以他特有的坦率谢绝了（我毕竟是敌军的军官嘛）；他笑着（以他独有的那种笑法），要我把我答应转告给梯什卡同志的那些话复述一遍。我复述了，并且有个别的字要重复几遍。后来在柏林同梯什卡同志见而时，我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什么要我复述这些看来很简单很一般的词句，原来梯什卡就根据这些词句来判断我是否说谎，是否我真的见到了列宁，是否真的是列宁托我把这些话转告他。
　　我当时同列·伊·列宁的几次见面，有几件记忆犹新的事我也想谈一下。
　　我在斯莫尔尼宫同列宁见了三次面。记不得是哪一次，我告诉他，保加利亚陆军部派我同苏维埃政府谈判从南俄口岸出口粮食输往保加利亚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正面回答。此时恰好有一位赤卫队员给他送来一杯茶、一块黑得没法说、烤得也很差的面包和一小块黄油。列宁让他给我也送杯茶来，请我一起“用饭”。这顿饭，我难咽下肚。我一辈子忘不了我当时的着愧，悔不该提出向“饥饿”的保加利亚输出粮食的问题。
　　我初次访问斯莫尔尼宫时，由尼·彼·哥尔布诺夫^[11]从警卫队长室领我通过三四个岗哨到了弗·伊·列宁的办公室。我一见他面就表示我很奇怪，为什么斯莫尔尼宫这样警卫森严（大门前的广场上停着一辆阴森森的铁甲车，正靠大门放着几尊速射炮，各个大厅的窗口布置着机枪）。列宁笑看，Р、Л不分，回答我说：
　　“老兄，是革命。您原来想着革命是什么样子的？您以为你们将来发生革命的时候会好一些、温文尔雅一些？”
　　我记得他接着又补了一句，指着一排放在窗台上的各种各样铁制农具模型自豪地说：
　　“您瞧，我们不但关心武器，也关心这个。”
　　我还谈一件事。我有一次到斯莫尔尼宫访问弗·伊·列宁，正碰到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12]和科科什金^[13]被杀^[14]。我如今已记不清这次见面的详细情形，对是我记得很清楚，列宁火冒三丈，要当时在斯莫尔尼宫不知担任什么要职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5]来见他，坚持立即采取措施查明罪犯并予以拘捕；不知又给什么地方打了电话。总之，他特别激动，说明他对立宪民主党人被杀一事极不痛快。在这个乱作一团的时候，我很不自在。发生杀人案的报告一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副身心都集中到这上面，把我忘得干干净净。这场风暴过去后，他在他办公室的窗子旁边又发现了我，他久久地、严肃地谛视着我，仿佛是在研究我的神情。他想必是明白了我很不自在，知道我由衷地想告诉他，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我无意中看到的情形跟谁也不会说。于是他微笑着谈起了“我们的小伙子”，谈起了革命，提到我没有通行证，出不了斯莫尔尼宫，拿起一片纸给我开了证明，告诉我到下面怎样要汽车回饭店，然后就辻我走了。
　　这片纸我一直保存到柏林。后来，由于米尔巴赫委员会中保加利亚代表团头头查普拉什柯夫的密告，我以不经请示并违反上级禁令而与布尔什维克保持“不能容许的来往”的罪名，从斯德哥尔摩被打发回保加利亚。此时我不得不把它销毁了。

载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10期第99—101页

^[1] 保加利亚陆军部。——编者注

^[2]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3]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4]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叫列昂·梯什卡（Leon Tyszka），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5] 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

^[6] 富克斯，爱德华（1870—1940年——工人出身，后为政论家，曾是德共党员。1933年后侨居国外。——编者注
　　爱德华·富克斯（Eduard Fuchs，1870年1月31日——1940年1月26日），德国作家、收藏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188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88年因散发反对威廉一世的传单被监禁五个月。1901—1914年任《前进报》编辑，猛烈反对修正主义。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4年退党。1918年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加入德共（斯）。20年代曾在共产国际西欧局、国际工人援助组织工作。1927年起支持布兰德勒领导的右翼反对派。1928年退党。1929年加入德共（反对派）。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逝世。

^[7]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8] 作者大概是指1917年夏临时政府军队的溃败。——编者注

^[9] 胡戈·哈阿兹（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1914年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但由于党的纪律要求，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少数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之间担任人民委员。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10]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里夏德·亨奇（Friedrich Heinrich Richard Hentsch，1869年12月18日——1918年2月13日），1890年入伍。1899—1902年期间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一战期间历任总参谋部首席情报部门总管、马肯森集团军军需处长。1917年被德军司令部当做马恩河战役失败的替罪羊而被解除职务。1917—1918年任罗马尼亚阵线总参谋长。1918年因手术失败死于布加勒斯特。

^[11]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12]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盛加略夫（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Шингарёв，1869年8月18日——1918年1月7日），出身贵族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与数学系，1894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医学系。1895年开始行医。1905年开始参加立宪民主党的出版工作。1907年当选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当选第二、第三、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3月—5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同年5月—7月出任财政部长。十月革命后被捕，并于1918年1月7日被处决。

^[13] 费奥多尔·菲奥多洛维奇·科科什金（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окошкин，1871年7月14日——1918年1月7日），生于卢布林一个贵族家庭，189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07年成为教授。1905年参与创立立宪民主党。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杜马副主席。二月革命后出任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主席、立宪会议选举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8月担任临时政府审计长。十月革命后被捕，1918年与盛加略夫一同被处决。

^[14] 被推翻的政府的两个部长安·伊·盛加略夫和费·费·科科什金是在1918年1月7日（新历20日）凌晨被无政府主义水兵杀死的。——编者注

^[15] 邦契—布鲁耶维奇，弗·德·（1873—1955年）——1895年入党的党员，曾积极参加彼得格勒的十月起义，曾任肃清暴行、土匪及反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任斯莫尔尼办公厅主任（1920年10月前）。—一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