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刘泽荣（刘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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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1]

刘泽荣（刘绍周）

　　我幸运地不只一次同伟大的列宁会晤。我第一次拜访他是在1919年3月，当时我正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届大会。第一次去见他时，我感到十分拘谨。但他待我那样和蔼可亲，风度又那样朴实，使我的拘谨立刻消散了。他工作很忙，我不敢多占他的时间，没有作更多的谈话，但是和列宁初次的会晤，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第二次拜访他也在1919年，是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会长因公去拜访他的。这个联合会成立于1917年，起初叫“旅俄华侨联合会”，其主要宗旨在保护华工。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将近六万名华工到俄国去工作。他们是根据俄国企业同中国包工所订的合同去的。
　　华工完全失去自由，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等到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这些工人成千上万地自动离开工作地点，逃往各地去找容身之处，并设法回国。当时成立的联合会开始遣送华工回国。不过由于交通失常，遣送发生很大的困难。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就注意到华工的问题，非常关心他们的情况。那个时候“旅俄华侨联合会”自动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苏维埃政府对华工联合会给了极大的支持和协助。遣送华工的事仍然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得到苏维埃政府大力合作。
　　我就是为了联合会的工作，第二次去拜访列宁同志。这是在1919年11月19日。列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见了我。列宁同第一次一样，非常和蔼可亲地接见我。这一次我更深刻地感觉到这位伟大领袖引人爱慕的感召力。他问我中国情况如何，中国革命运动如何。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对国际局势没有太多的认识，对国内情况知道太少，不可能向他陈述那些他所感到兴趣的新东西。
　　相反，我从他关于中国前途、关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关于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重要性等等问题上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得到很多很宝贵的启发。
　　列宁同志还问我华工情况如何，华工联合会是否得到各机关部门足够的协助。为了证明各机关已经给华工联合会充分的支持，我拿出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发给我的证书请他看。在那个证书里说我是“由住在俄国的中国公民和工人所授权保护他们利益的唯一代表”，并“请各机关予以一切协助”。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列宁同志就在那一件证书上用红墨水又写了几行字：

　　“我这一方面也请各苏维埃当局和机关给刘绍周同志一切协助。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9,11,19”^[2]
　　列宁同志对中国工人如此热情的关切，同时对我个人如此厚意的信任，使我感动到极点。由列宁这位最高领袖加上这样批示的证书，对华工联合会带来极宝贵的支持和协助。多少年来，经过不少波折，特别是日寇侵华，我烧毁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可是一直保留着这个证明书，把它看作是十分珍贵的纪念。
　　我第三次拜访列宁同志，是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届大会期期间。^[3]
　　大会前不久，莫斯科获悉张斯麐^[4]将军率领的便团经过赤塔前线，正在来莫斯科的途中。当时的中国政府尽管十分反动，于苏维埃政府在西伯利亚胜利后，决定派遣使团到苏俄，尽可能到莫斯科去“谈谈”。但是，中国政府害怕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不敢把这个使团作为官方代表团，而是打着给西伯利亚华侨救济粮食的旗号。并且，中国政府派出这个使团，不但没有征得苏维埃政府的同意，甚至都没有通知它，让使团于抵达当时的远东共和国后自行取得许可去莫斯科。
　　中国政府的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惯例。然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5]致电中国外交部询问使团任务和性质时，仍欢迎使团来莫斯科，同时表示希望也能派遣使团到北京。我按照外交部的意见，也打电报给北京，坚决要求把使团的性质通知苏维埃政府，以免引起可能发生的误会。但是北京不作任何答复，使团先后在赤塔和上乌金斯克两地继续在火车上等候。中国政府显然不敢正式要求苏维埃政府接待使团。
　　这个使团不管权力多么有限，它到莫斯科来，是有好处的，因为使团到来后，两国政府代表有可能直接接触。苏维埃政府也曾屡次建议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建立正常的邦交。至于华工联合会，欢迎这个使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政府拖延不决的遣返问题有希望打破僵局。所以我决定直接去见列宁同志，请他发个指示，不等北京答复便让使团到莫斯科来。
　　因为这件事，我第三次拜访了列宁同志。那是在共产国际第二届大会期间^[6]。我把我的想法说给列宁听。列宁认为没有北京的正式通知也可以让使团来莫斯科。他当场给外交部写了一涨便条，请外交部作出安排，让中国使团到莫斯科来^[7]。列宁同志的决定再一次说明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并说明列宁多么重视同中国政府建立关系的可能性。
　　中国使团是9月5 日抵达莫斯科的，受到热情的欢迎以及就当时而论极其周到的款待，在一座很好的房子里下榻。列宁同志十分亲切地接见了使团，谈了很长时间^[8]。
　　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由于中国使团到莫斯科而感到不安，向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中国政府急忙宣布这个使团是非官方代表团，并要使团赶快回国。但是，苏维埃政府对使团的态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使团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期间，苏维埃政府对它始终都很关切。
　　中国使团除了进行一系列会晤和事务性会谈而外，还有充分的机会参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最后，请张斯麐将军向中国外交总长递交一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信。苏维埃政府在信中表示愿意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9]，进一步阐述了 1919年7月25日致中国人民书^[10]宣布的原则，提出缔结协定并说明了协定的要点（包括废除历来的不平等条约，放弃领事裁判权，取消租界，停止庚子赔款等等）。这封信如同苏维埃政府第一次致中国人民书一样，具体阐述了列宁的英明的对华政策，不久便在中国广为传诵，被看作是“苏俄第二次宣言”。它受到中国进步人士热烈的欢迎，在争取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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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同伟大的列宁会晤以来，已经过去多年了。但这位伟人的非凡的感召力，他对我国对我国人民极其热情的关怀，我永远不会忘怀。

载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1960年第2期第192—194页

^[1] 本文曾在我国《工人日报》（1960年年4月21日第4版）上刊载过，但一方面不完整，未谈及第三次会晤；另一方面俄译文又有所删节，因此未直接引用原文，而是基本按俄文翻译，造句用字参酌原文。——译者注

^[2] 此件现藏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者注

^[3] 弗·伊·列宁足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于1920年8月11日接见刘泽荣的。——编者注

^[4] 张斯麐（1885—1967），字仲书，出身于商人家庭。1903年留学横滨振武学校，结识孙中山。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即加入。辛亥革命期间历任第6旅旅长、第3师参谋长、第5混成旅旅长等，革命胜利后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1920年访问苏俄，并将《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上交北洋政府，后因受忽视辞职，脱离政治活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兼文史馆馆员。

^[5]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6] 见第279页上的注。——编者注

^[7] 已发表的列宁著作中无此便条，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藏未发表的文件中也无此便条。仅知弗·伊·列宁于1920年8月11日接见刘泽荣时曾写一便条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请他接见刘泽荣（见《列宁文稿》第8卷第204页）。——编者注

^[8] 刘泽荣所说弗·伊·列宁曾同中国军事外交使团成员谈话一事，未为其它史料证实。仅知1920年11月2日，列宁曾于张斯麐将军离莫斯科前夕同他晤谈。——编者注

^[9] 此处稍有出入，实际情况如下：1920年9月27日，外交副人民委员列·加拉罕向张斯麐将军递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利国政府致中华民国政府书》，其中列举工作省下文中谈及的耍点（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3卷1959年莫斯科版第213—216页）。——编者注

^[10]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2卷1958年莫斯科版第221—223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