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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1]

赫伯特·威尔斯



  我本来以为要会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书呆子,我得同他进行一场舌战,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听说列宁喜欢教训人,但是他在同我谈话时绝没有这样做。当人们描写列宁时,总是非常注意他的笑。据说这种笑起初似乎很叫人愉快,后来却令人感到有些犬儒主义的味道。我可没有听见这种笑声。他的前额的线条,我觉得象某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直到最近我见到坐在灯罩下的阿瑟·巴尔福[2]先生,才恍然大悟。他的前额恰恰也是这样高大、扁平,并且稍微有些不匀称。
  列宁的那张开朗的微黑的而孔,表情变化得很快,嘴角上挂着一丝自然的微笑。他在听对方谈话的时候,眯缝着一只眼睛(这种习惯可能是因为视力的缺陷而引起的)。他的容貌不大象他的照片,因为他是一个面部表情的变化远比面孔本身重要得多的人。在谈话中间,他抬起手来在桌子上堆着的文件上面略微作些手势;他的话讲得很快,津津有味,十分坦率,直截了当,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就象一个真正的学者讲话一样。
  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贯穿着两个——怎样说好呢——基本的主题。一个是我提出的:“您对未来的俄国是怎样看法?您想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另一个是他提的:“为什么英国还没有开始社会革命?为什么你们对于准备这个革命毫无作为?为什么你们不消灭资本主义,不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这两个主题错综交织在一起,而且互相补充说明。第二个主题使我们回到第一主题上去:
  “社会革命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个革命是否成功?”而这又引导到第二个主题:“要使这个革命成功,西方世界也必须卷入这个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呢?”……
  我们是从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中大城市的前途谈起的[3]。我想了解一下,照列宁看来,俄国城市的消亡过程会达到什么地步。雕敝的彼得格勒触发了我从前心里没有动过的一个念头,即认为:城市的整个外貌和布局取决于商业,而消灭商业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使一个普通城市的建筑物十之有九变成毫无意义和毫无用处的东西。“城市会大大减少,”列宁肯定地说,“而且它们会变得不同,是的,会完全变个样子。”我说,这就是说要拆毁现有的城市,兴建新的城市,这需要进行大量的工程。彼得格勒的大教堂和壮丽的大厦,正如大诺夫哥罗德的寺院和古老的建筑一样,如彼斯吐姆的庙宇一样,将成为历史的陈迹。现代城市的很大一部分都将消亡。列宁爽快地同意了这样的说法。我想他很高兴同这样一个人谈话,这个人懂得集体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后果甚至连他的许多拥护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俄国应该彻底改造,重新建设……
  那么工业呢?工业也应该彻底改造吗?
  我是否对于俄国已经建树的一切有一个概念呢?对于俄国的电气化如何呢?
  问题在于,列宁这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驳倒了一切“空想主义者”,但到头来他也陷进了乌托邦,电气化的乌托邦。他尽他所能,以便在俄国建立起一批巨大的发电厂,向整整一批省份供应照明、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用的电力。他说为了试验起见已经有两个区实行了电气化。在这样一个一抹平川、森林遍布、广大农民目不识丁、水力资源贫乏、没有技术人材、商业和工业几乎停顿的大国里,还能想象比这更大胆的计划吗?目前,荷兰正在实行这种电气化计划,英国也正在讨论这种计划;不难想象,在这些人口稠密、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实行电气化是会成功的,是有利可图,而且一般说来是有好处的。但是,要在俄国实现电气化计划,只能在想入非非中想象。我不管用哪一面魔镜,都看不到这个未来的俄国。但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位身材不高的人却有这种本事。他看到新的电气化的铁路如何代替已被破坏的铁路,他看到新的公路如何布满全国,一个万象更新、幸福的、工业化的共产主义强国如何在站起来了。在和我谈话时,他几乎说服我相信了他的预见是可以实现的。
  “你们是和那些固守在土地上的庄稼汉来干这一切事业吗?”
  不仅城市要重建,而且农村的面貌也要完全改观。
  “就是在目前,”列宁说道,“我国的农产品已不全都是农民供给的。有些地方存在着巨大的农业生产。凡是条件允许的地方,政府已经把大庄园收归自己掌握,在那里做工的不是农民,而是工人。这种做法可以扩展,一个一个省推广。其它各省的没有文化、自私自利的农民,在没有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许改造整个农民是困难的,但是对付个别一批批农民却是非常容易的。列宁在说到农民时,身子向我俯过来,改用一种机密的语调,就好象农民会听见他的话似的。
  我同他争论,证明布尔什维克不仅需要改造社会的物质结构,而且要改造整个人民的思想方式。就传统和习惯来说,俄国人是个人主义者,而且喜欢作买卖;为了建成新世界,必须先改变他们整个的心理状态。列宁问我从教育方面的工作中看到了什么。我称赞了几件事。他笑了一笑,表示满意。他对自己的事业有无限的信心。
  “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轮廓,是开头几步而己,”我这样说道。
  “过十年以后请您再来看一看俄国在这段时间里的成就吧,”他回答说。
  和列宁谈话,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共产主义是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创造力量的。我在共产党人中间遇到令人生厌的阶级斗争狂热分子以及象顽石一样不可救药的繁琐哲学家,看到许多盲目自信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尔后同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物会见,他那富有生气的形象深深感动了我。他坦率地承认困难重重和建成共产主义的复杂性,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无论如何,他是看到了未来的经过改造和重建的世界。
  他想多听听我对俄国的感想。我说,依我看来,共产党人在很多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过于快,过于生硬,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建设以前便进行破坏,我在彼得格勒公社特别突出地感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实行产品定量分配制以前就毁灭了商业。他们废除了合作社制度,而不是加以利用,等等。这个话题在我们之间引起了我们的基本的意见分歧,这是一个进化论的集体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否需要一切都走极端的社会革命;在一个经济制度没有生效之前,是否需要完全消灭另一个经济制度。我相信,经过巨大而顽强的教育工作之后,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成为“文明的”制度,变成全世界的集体主义制度。与此不同,列宁的世界观许久以来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原理密不可分的:阶级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必须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因此他不得不证明,现代资本主义是无可救药的贪婪、挥霍和利令智昏,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会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地剥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资本主义一向反对为了公共的福利来利用天然的富源,它不可避免地产生战争,因为争夺利润是它的基础。
  应该承认,在争论中我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列宁突然抽出基奥扎·莫内的一本新书《国有化的凯旋》,看来他对这本书是很熟悉的。
  “请看,在你们那里良好的、有效的、对社会多少有点意义的集体主义组织一出现,资本家就立即消灭了它。他们消灭了你们的国营造船厂,他们不允许你们合理地开发煤矿。”
  他用手指敲打着这本书。
  “一切在这里面都说到了。”
  当我说到战争的根源是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此时他作为对我的回答,突然问道:
  “那么您对从美国到我们这里来的新的共和派的帝国主义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这时罗特施坦[4]先生插了进来,用俄语不知说了句什么;列宁没有理睬。
  列宁不顾罗特施坦先生提醒他有保持外交上的高度慎重的必要,把一个美国人打算使莫斯科吃惊的一项计划告诉给我[5]。这个计划规定给予俄国经济援助;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缔结反对日本侵略西伯利亚的防御同盟;在远东建立美国的海军基地;以五六十年为期,把库页岛的天然富源,可能还有其它广大亚洲地区的天然富源,租让给美国开采。这有助于巩固和平吗?这是不是新的世界争斗的开端呢?英帝国主义者是否喜欢这个计划呢?
  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就是永无休止的竞争和争夺利润的斗争。它是同集体主义的行动水火不相容的。资本主义决不会发展成为社会团结,或全世界的统一。
  “但是,总应该有个工业国家来援助俄国,”我说道。没有这种援助,俄国就不能开始恢复工作……
  在我们涉及许多问题的争论中,我们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同列宁亲亲热热地告别了。在回来的路上,同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一样,我和陪同我的人又不止一次地交验了通行证。
  “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罗特施坦先生说,“但是,他不够慎重……”
  我没有心思同他谈论。我们沿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壕朝我们的寓所走去;一路上树木的秋叶闪烁着金光。我想趁着列宁的面貌的每一个特征仍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时候,好好思索一下对列宁的印象;我不需要我这位陪同者的评论。但是,罗特施坦却不甘于沉默。
  他一直劝我不要向万德利普[6]先生提起这个俄美和好的计划,虽然我一开始就向他保证,我很尊重万德利普先生的谨慎,不会用任何冒失的话来破坏这个计划。
  现在,又来到了索菲亚河滨大街的寓所,同万德利普先生和伦敦来的那位年轻的雕刻家一道用了一次晚一点的早餐。一个老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愁眉苦脸地瞧了一下我们那份可怜巴巴的菜单,回忆起当年那些豪华的日子,那时卡卢索[7]在这座房子里下榻,并曾在二楼的一个大厅里在莫斯科最上流的人士面前引吭高歌。万德利普先生建议我们白天去参观一下莫斯科的市场,晚上去观看芭蕾舞,但是我们父子两人却已决定当天晚上返回彼得格勒,从那里赴烈韦里,以便赶上开往斯德哥尔摩的轮船。

载于赫伯特·威尔斯:《俄罗斯之谜》195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9—77页





[1] 本文是赫伯特·威尔斯《俄罗斯之谜》中的一草,曾经删节。
  中译文基本引自《俄罗斯之谜》中译本(丛山译,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61—68页),略有修改厘正。——译者注

[2] 阿瑟·詹姆斯·巴尔福,第一代巴尔福子爵(Arthur James Balfour, 1st Earl of Balfour,1848年7月25日——1930年3月19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74—1922年任国会议员。1885—1886年任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1886—1887年任苏格兰事务大臣。1887—1891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902—1903年任掌玺大臣。1902—1905年任首相。1902—1911年任保守党党魁。1915—1916年任海军大臣。1916—1919年任外交大臣。1919—1922年、1925—1929年任枢密院议长。1922—1930年任上议院议员。

[3] 弗·伊·列宁是1920年10月6日接见赫伯特·威尔斯的。——编者注

[4] 费奥多尔·阿罗诺维奇·罗特施坦(Фёдор Аро́нович Ротште́йн,1871年2月14日——1953年8月30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91年流亡英国。1895年加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1906年任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903年以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1年英国社会党成立后,领导党内左派。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同年移居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2年任驻波斯全权代表。1922—1926年期间在共产主义学院工作。1923—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1927—1945年任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委员会委员。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逝世。

[5] 指华盛顿·万德利普。此人是美国工业界人士,于1920年访问苏俄,建议签订关于堪察加石油及煤矿租让企业的合同。——编者注

[6] 弗兰克·阿瑟·万德利普(Frank Arthur Vanderlip Sr.,1864年11月17日——1937年6月30日),美国记者、银行家。1886—1897年期间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1897—1901年任财政部秘书。1902—1909年任花旗银行副行长。1909—1918年任花旗银行行长。

[7] 卡卢索——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恩利科·卡卢索(Enrico Caruso,1873年2月25日——1921年8月2日),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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