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永志不忘[1]
卡尔·克雷比赫
我已经老耄，我一生经历过许多有意思的、重大的事情，但我心上最珍贵最鲜明的，莫过于我对会见列宁的回忆[2]。
就在那个时候，我初次见到列宁，听到他讲话。列宁当时谈到各国共产党内的极左危险。这一危险威胁着党，使党脱离群众而孤立。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里也有许多同志犯“左”倾的毛病，其中也包括我。列宁身上，伟大英明同朴实谦逊出奇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最叫我们惊奇了……特别是我们这些党的青年干部感受更深，因为我们见惯了社会民主党老领袖们老爷式的傲慢和妄自尊大。
我们如醉似痴地听着他讲话。我们见过许多著名的演说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列宁。列宁全然是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通过他的嘴，是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在同我们说话，是苏维埃国家、布尔什维克在说话。有时候，自以为对这个或那个问题好象很清楚了，可是一听列宁讲，便感到才开始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不管这位伟大的人是多么朴实谦逊，我应邀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仍然是深为激动，甚至是胆怯。邀我去，是为了个别谈谈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他接见我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份利贝雷茨市的《前进报》[3]，我在这天报上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鲍·什麦拉里[4]在我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附了我批评这个报告的评论。列宁问，什麦拉里的报告是不是我翻译的，我是否精通捷克语。我作了肯定的答复。然后，他微微偏着头，一只眼睛眯缝着，掠过一丝典型列宁式的调皮的笑容，客客气气地问我，我把什麦拉里的报告译得准确到什么程度。我正要准备回答他，他向我指出了我的评论中嘲笑什麦拉里号召在政治上要谨慎的那一段。他说，责备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谨慎是不对的。列宁说他打算学习捷克语，以便能亲身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情况。说到这里，他强调我国的共产党由于它在中欧的地位，由于它是个大党，因而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
后来我们又集体同列宁谈了话。我们大家都很惊奇：一个人，领导着那么大的国家，处理着那么多极其复杂的问题，居然能不慌不忙、安心地同我们交谈，仿佛他再也没有其它什么事情了似的。虽然我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手，虽然我们很幼稚，有很多错误，他仍然是多么耐心多么注意地听我们讲啊！
在最后审定关于策略的提纲的委员会中，有一件事我毕生难忘。在此之前，列宁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对提纲的修正案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火气很大，还是争辩不休。然而列宁在答复我们的时候，没有说出一句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话。例如他回答我的时候，不客气地驳斥了我的一切“论据”，但他采取的方式连最敏感的人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个人意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言词也好，语气也好，都没有暗示他的对于在生活上、在政治上都还很嫩。
可是我们这些“左派”，尽管我们的一切“论据”都已被驳倒，还是不肯罢休，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提纲表决时，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要口头表态，说“赞成”还是“反对”。一个热烈拥护提纲的人在表态时说：“我赞成列宁。”全场响起了一阵哄笑，列宁也微笑了。接着该我表态。我由于固执，忘乎了所以，脱口而出：“我反对列宁。”又引起了哄堂大笑。我提心吊胆地看了看列宁，他也在笑。我感到难为情了。
在策略问题委员会中，讨论了我党的问题。列宁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辩论，亲自主持。我发言反对什麦拉里，什麦拉里发言反对我。列宁这时又提到我对什麦拉里的谨慎的批评。他非常恳切地讲了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那段时期是多么谨慎行事的。他针对我和什麦拉里，劝告：“什麦拉里应当向左迈两步，而克雷比赫[5]应当向右边一步。”[6]列宁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必须尽快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共产党员联合。这是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我们临行前，列宁给我们提了许多宝贵的忠告。我们明白了我们有多少东西还不懂，需要多多学习。另外，列宁还有个教导深深印在我们的心里：如果犯了错误，要从中作出结论，以免再干蠢事。
这一切一再追忆，不由得感到骄傲——是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亲自扶持了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成长。
于布拉格
载于1963年4月20日《消息报》第95号第4版
[1] 本文是塔斯社记者姆·尼基托奇金于1963年所作的访问记录。——编者注
[2] 卡·克雷比赫见到弗·伊·列宁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编者注
[3] 系德文报纸。——译者注
[4] 波希米尔—什麦拉里（Bohumir Šmeral，1880年10月25日——1941年5月8日），高中时即加入捷克社会民主党。1909年当选为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11—1918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1914—1917年任社民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奥地利—匈牙利的联邦化。1917年9月被免职。1920年成为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1921年5月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0—192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22—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38年任参议员。1938年9月流亡苏联。1941年逝世。
[5] 卡尔·克雷比赫（Karl Kreibich，1883年12月14日——1966年8月2日），出身于一个德国家庭，早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8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920—192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会议员。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7—1933年任《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编辑。1934—1938年任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编辑。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参议院议员。1938年流亡英国。1941—194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务委员会委员。1950—195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6年逝世。
[6] 弗·伊·列宁于1921年7月11日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五国代表团成员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我在委员会上说过，要想找到正确的路线，什麦拉里应当向左迈三步，而克雷比赫则应当向右迈一步。”（《列宁文稿》第4卷第9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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