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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俄国的地下活动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1917年7月初搜捕伊里奇的情况
7月4日夜，《真理报》社被捣毁了。在士官生袭击前半小时，伊里奇因有关编辑事务到过编辑部，差一点没碰上他们。我们到第二天才知道报社被捣毁了。那天早晨，我们正在起床的时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就来了。他谈了昨夜发生的事情，并坚决主张伊里奇必须立刻隐藏起来。十分明显，事情并不仅限于捣毁编辑部，而且伊里奇有被士官生抓去的危险。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把自己的雨衣披在我哥哥的身上，他们俩立即悄悄地离开了。而我们也开始准备迎接不速之客来访。我们亳不怀疑这一点。在沙皇统治时期，我们对这种深夜来访早已司空见惯了。但是在“自由”俄国遭到搜查，却是多么令人奇怪和难以忍受啊！
深夜，在我们那条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当肘我们住在彼得格勒区宽街的尽头），响起了隆隆的声音，一辆大卡车停在我们家附近。我出声喊道：“是到我们家来的，他们来了！” 一点不假，我们走近窗口，就看见一辆卡车停在我们住的房子附近，士兵们正在朝门口走过来。我们从窗口听到他们大声叫嚷，听到他们同扫院子人或看门人谈话。过了几分钟，便响起了铃声和重重的敲门的声音。
我们立刻把门打开，因为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我们的住宅被一群凶暴的士官生和带枪的士兵挤满了。他们刚把搜查证给我们看了一下，就忙着动手搜查他们要找的人。反间谍机关副头目带着两三个军官和一些士兵走进伊里奇住的房间，其余的人则在其他房间里捜查。
尽管我们说伊里奇不在家，但他们仍然到处搜査。凡是他们认为可以藏人的地方，如床底下，柜子里，窗帘后边等地方都搜遍了。他们要我拿出钥匙来。当我打开柳条箱或橱柜时，他们就扑过来，用刺刀往里面戳。显然，他们甚至也不想想，这样大小的柳条箱是怎么也装不下一个大人的。每当检查过一样东西后，我就把它锁上。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大概他们认为：“既然上锁，要找的人一定在里面。”果然，另外一些士兵立即扑向柳条箱，再次强迫我打开，又用刺刀乱翻乱戳了一阵。至于柳条箱里放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并不感兴趣，连看都不看，因为他们只需证实，他们来找的那个“德国间谍”并没有藏在里面。扫院子老头跟在他们后面跑来跑去。现在他打开话匣子了，不怕说出心里话了。他喊道：“如果我早就知道，我一定亲手把他掐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由反间谍机关的副头目和两三个军官进行搜查，他们比较沉得住气。他们在把所有东西翻了一遍并抄出来一部分文件之后，又千方百计地想从我们口中套问出话来。那时有两个士兵坐在桌旁翻看伊里奇的一些信件，其中有不少信件是前线士兵寄来的。这些信件大都热烈颂扬并感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为他给他们指出了结束这可诅咒的战争的道路。我是知道这些信件的内容的，这时就瞧着这两个正在看信的士兵。我看到他们的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怎么会是这样！他们的战友，这些士兵竟从战壕里写这样的信给一个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和德国间谍，给他们前来逮捕的最凶恶的敌人！
有一个军官似乎也有些困惑不解。他老是问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过去住在什么地方，做过些什么事，写过些什么书。最后他终于问道：“是否可以把他写的书拿来看看？”我回答说：“当然可以，您是想看看书的内容吧？”这个天真的军官又问：“可以带走吗？”但是，他的伙伴们立刻暗示他，并且悄悄地跟他说了几句话，显然是说，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于是这个窘态毕露的军官默不作声了。
不用说，军官们没有能盘问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落。有一个军官钉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追问这个问题。我打断他说：“即使根据沙皇的法律，妻子也不应该出卖自己的丈夫。”他哑口无言了。不过他仍然打听到，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住在邦契—布鲁耶维奇家里。这一点后来还引起了一些麻烦。
军官和士兵们什么也没找到就只好走了，他们带走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马·季·叶利札罗夫（有人发现他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长得很象）和我们的女佣人。女佣人说不出她“主人”的名字，因此反间谍机关怀疑她隐瞒了什么。不过他们拘留的时间不长，当夜就获释了。这些过分卖力的反间谍机关工作人员受到了上司的申斥，说他们带来的不是要搜捕的人。
过了几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又挤满了士兵。他们又到我们家里来到处搜査。这次来访是在白天，因此引来了一大群好奇的过路人，把我们住的那幢房子团团围住。这次搜查由一个年轻的军官带队。第一次搜查时他也在场，不过那时他还比较客气。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是个头儿，而且大概由于搜査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极为恼火，因此气势汹汹地逼着我们说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哪里。他说，反间谍机关已经知道，伊里奇到这里来了。我们回答说：“他不在这里，您找吧，找了自己就会知道的。”他就到处搜查，连厨房也不放过。我们的女佣人是一个很不机灵的农妇。当他们问她是否有人来过这个住宅时，她气冲冲地回答了几句，很快就从后门下楼跑出去了。事后才知道，恰恰在那个时候她想起要买点东西，就跑到小铺子里去了。他们马上把她叫了回来。军官怎么也不相信她是上小铺子的。他断定，她是被派往这幢房子的某个住宅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风报信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是早就躲起来了。军官大声责骂女佣人，可是她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您干吗老缠着我，我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军官宣布，他不得不搜查整幢房子。马·季·叶利札罗夫问他：“您得到批准了吗？”军官想了一下，显然认为问得有道理，因为没有获得批准是不能搜查整幢房子的，于是他就跑下楼去给反间谍机关打电话。与此同时，他下令包围整幢房子，不准放一个人出去，并开始搜查房子旁边的一块空地。在这块空地上堆放着木头、劈柴和各种各样的破烂东西，要把这些东西搜查一遍是很费事的。士兵们来回翻弄，用枪托把木头撬起来，又跑到地下室里去，并把所有空隙的地方都一一看过。但是搜查仍然毫无结果。军官气得暴跳如雷，因为他到过芬兰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那里有人对他说，列宁一定在彼得格勒自己的家里。
特务机关只批准在下一层楼的一个住宅里进行搜査，当时阿列克塞（普沙斯）同志住在那里。后来他们没有进行搜查，但把所有的房间都仔细地看了一遍，检查了在场的人的证件，这才确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那里。
就这样又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在我们住所留下了两个士兵守候。我们用茶和夹肉面包款待他们并跟他们进行谈话。他们乐意地嚼着夹肉面包，抱怨说土地太少，对战争已经感到厌烦；但对我们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而斗争等这些话表示怀疑。他们脑子里中毒太深，完全相信伊里奇是德国间谍。伊里奇在战时假道德国回国这件事，也使这些没有觉悟的人非常惊讶。他们说，为什么不让别人通过而偏让他通过呢？
在搜査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从她工作的地点维堡区回来，她已经走到房子跟前了，但看到那里乱糟糟的情形，就折回去了。
反间谍机关又一次来拜访我们，这是第三次了。那时我们已经住到另一个住宅里。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的侄儿[1]来了，这幢房子里的人不认识他。有人发现他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长得很象，就把自己的推测报告了有关部门，结果又重演一次夜间来访。他们把整个住宅上上下下都翻了个遍，但仍然一无所获。
而他（指列宁——编者注）很快就离开了彼得格勒，先被转移到谢斯特罗列茨克，然后又到了芬兰。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最初载于《回忆列宁》（《回忆文集》），1927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版第35—40页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75—79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指的是巴·巴·叶利札罗夫，辛比尔斯克省的一个农艺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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