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阿列克谢·古谢夫（Alexei Gusev）与凯文·墨菲（Kevin Murphy）

2026年11月7日
柏林炮兵团志愿兵 译

　　萨普罗诺夫（T. V. Sapronov）关于列宁的回忆录发表于1926年，当时其作者已不再担任苏联的重要政治职务，而是在租让事务总委员会（the Chief Concessions Committee）工作。然而，在1917年革命及其后的最初几年里，萨普罗诺夫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列宁的亲密战友。

　　季莫费·弗拉基米罗维奇·萨普罗诺夫（Timofei Vladimirovich Sapronov）于1887年出生在一个几乎常年挨饿的贫农家庭。十五岁时，他成为一名房屋油漆工。在1912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并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从一开始，他的主要活动领域就是工会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建筑工人工会，随后又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地下的工会中央局（underground Central Bureau of Trade Unions）。

　　萨普罗诺夫是在莫斯科附近图希诺（Tushino）的“普罗沃德尼克”（Provodnik）工厂迎来1917年的二月革命的，当时他以亚历山大·希罗科夫（Alexander Shirokov）的化名在那里工作，并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亚历山大同志”立即被选为当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以及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Moscow Soviet）委员。

　　1917年10月，萨普罗诺夫是莫斯科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区委员会委员，也是领导起义的党的中心（“战斗五人小组”（the “fighting five”））的成员。1918至1919年，他担任莫斯科省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他领导着一个面积广大且经济上重要的地区：当时的莫斯科省有近两百万人口，集中了俄国17.7%的工业企业，雇用了全国30.2%的工人。正是萨普罗诺夫选定了波多利斯克区的戈尔基庄园（the Gorki estate in Podolsk district），作为列宁在1918年遇刺后休养康复的地方。他这里发表的回忆录叙述了该庄园是如何被找到的——列宁后来在那里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于1924年在那里去世。

　　20世纪20年代初，萨普罗诺夫在哈尔科夫、彼得格勒和萨马拉担任党内高级职务，领导附属于政府的辅助委员会（an auxiliary commission）（人民政委小委员会（the Small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并主持建筑工人工会。1920至1924年，他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VTsIK）书记和主席团成员。1922年，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然而，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不久，萨普罗诺夫关于国家和党组织机构的观点就开始与联共的许多领导人的路线产生分歧。1918年，他与莫斯科党组织许多领导人一起组建了“左派共产主义者”（Left Communists），反对与德意志帝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认为该和约对苏俄是屈辱的，同时反对国内政策中的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1919年，他是党内“民主集中派”（Decists）的派系创始人之一——他们反对削减地方苏维埃的权利，也反对在政府体系中用个人统治取代集体决策。“民主集中派”在1923年继续为维护民主原则而斗争——尽管是在一党制内部——并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一起形成了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在这一阶段，萨普罗诺夫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实际上领导着反对派，抵抗党的体制的官僚化。

　　1923年反对派失败后，萨普罗诺夫像其大多数反对派的积极成员一样被解除高级职务，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1926年，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共产党内出现了联合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汇集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原先民主集中派的支持者。萨普罗诺夫派随后自行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十五人小组”。他们指责党的领导（斯大林）实际上在清算共产主义者，同时批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在态度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阻碍了反对派运动的发展。因此，萨普罗诺夫与斯米尔诺夫（V. M. Smirnov）一起，成为党内左翼反对派当中激进派的领袖。

　　萨普罗诺夫的回忆录发表时，苏联当局已经在积极营造对列宁的身后崇拜。列宁被呈现为“不会犯错的舵手”，他的遗体也经过防腐处理，在红场供人瞻仰，而他的思想则被斯大林编纂为“列宁主义”。萨普罗诺夫描绘的列宁则完全不同。他用生动的速写呈现的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不是共产主义的先知或使徒，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普通人全部的情感和兴趣。列宁兴致勃勃地玩戈罗特基（gorodki，一种传统的俄罗斯投掷游戏），在河里游泳，骑自行车，打猎，并且对安全保卫人员感到不耐烦，试图从他们那里“溜走”。萨普罗诺夫的叙述还表明，列宁丝毫没有专横的统治者的架子：他平易近人，关心所有同志，包括像萨普罗诺夫这样的持不同意见者。

　　尽管列宁在理论方面拥有巨大权威，并被普遍公认为党的领袖，但人们仍然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与他进行争论，甚至在许多问题的辩论中在党的会议上击败他——例如1919年12月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列宁也没有寻求惩罚在党内辩论中失败的对手，相反，他总是试图与他们找到共同点。

　　列宁的这一形象，与列宁去世后党的领导层所强加的新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同意见遭到禁止，偏离“总路线”的人则遭到迫害。在萨普罗诺夫回忆录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察觉到这样一种暗示：苏俄也曾有过一个不同的时代，而新的领导“风格”并非源自列宁，而是源自他的后继者（epigones）。

　　萨普罗诺夫对列宁巨大声望和坦诚的描绘不应令人惊讶。萨普罗诺夫的动机并不隐晦：挑战党的领导层所宣传的，对列宁的个人崇拜。萨普罗诺夫的小册子于1926年由《农民报》（Krestianskaia Gazeta）的出版商印刷，该报发行量达一百万份，其编辑雅科夫·雅科夫列夫（Yakov Yakovlev）则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可能与党的领导层试图在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争取这位民主集中派成员有关（萨普罗诺夫后来也回忆起斯大林曾向他作出过此类示好）。然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已经知道，在1926年初，萨普罗诺夫就曾在季诺维也夫支持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充当对话者，促成了4月联合反对派的形成。六个月后，民主集中派因该集团在面临“派别活动”的指控和威胁时一再退让而退出联合反对派。1927年6月，民主集中派撰写了一份反对派的纲领性文件《在列宁的旗帜下》，反复引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说明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目标与现实的苏维埃制度之间的分歧。民主集中派认为，“国家和经济机器正被一个固化的官僚集团（an immovable caste of officials）牢牢接管。”

　　列宁的声望长期以来令冷战斗士和几代反共学者感到困惑，他们通常只是无视或否认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然而，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在其1959年的研究《苏联公民：极权社会中的日常生活》（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中直接面对了这一难题。他们利用哈佛苏联社会体系项目（the Harvard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中的数百次访谈，试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第二波”苏联侨民对列宁持有压倒性的正面看法——尽管他们显然也带有反共偏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在现已数字化的哈佛数据库中搜索“列宁”来核实这些结果。为了解释列宁在1950至1951年的受欢迎程度，英克尔斯和鲍尔认为，受访者以“极大的怀旧之情”回忆新经济政策（NEP）时期。他们将其视为一个相对自由的时期，并将其与“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和大规模恐怖”直接对比。

　　怀旧论忽视了列宁更早时期就享有的巨大声望，而萨普罗诺夫在其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点。尽管1924年1月27日——列宁去世六天后——气温骤降至零下38摄氏度，仍有百万莫斯科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萨普罗诺夫担任扶柩人。这一代苏联公民，包括其侨民，清楚地认识到列宁时代的说服方法与后来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残暴且强制性的政策之间的鲜明对比。

　　回忆录出版一年后，即1927年，萨普罗诺夫与其他“十五人小组”领导人一起被开除出联共（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党代会宣布该小组“显然是反革命的”。他因此被流放，后来被关押进政治隔离监狱，并再也没有重获自由。然而，镇压未能击垮他：与党内大多数的反对派领导人不同，他没有向斯大林投降。相反，在狱中寄出的信件和手稿中，他继续分析并揭露斯大林主义政权作为一个反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特点。1937年，萨普罗诺夫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