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初版）

译者的话^①

（初版）

　　古今中外，每当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比较突出的成就时，就会有人为之撰写传记，而像列宁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其传记之多是可想而知的。的确，无论在苏联国内，或者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曾出版了大量的多种版本的列宁传记。然而这些传记大多写得或者是不够全面，或者是不够真实，或者是不够详尽。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美国著名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写的这部列宁传记则比其他所见列宁传记都写得更全面和更详实。可以肯定地讲，这是世界上写得最为精彩的一部列宁传记。由于此书写得极为成功，所以美国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评价此书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据《世界已故名人录》和本书英文原版中的作者简介说，路易斯·费希尔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兼作家，1896年2月29日生于费城，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和任教。1922年被纽约《邮报》派往柏林，在此后的25年中，他辗转欧亚两洲，进行各种新闻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开始遍游世界，采访各国当时的要人，并对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40年代，他是甘地家中的座上客。他先后访问并结识了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尼赫鲁和铁托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他是俄国问题以及印度和中东问题的权威。他的主要著作有：《帝国》、《为什么不承认俄国》、《机器和人在俄国》、《甘地与斯大林》、《斯大林与希特勒》、《甘地生平》、《斯大林的生与死》、《胜利的曙光》、《伟大的挑战》、《人与政治》、《俄国纪游》、《重访俄国》、《世界事务中的苏维埃》、《列宁的一生》等著作。

①这篇《译者的话》是本书第1版时译者写的，但是出版时被临时去掉了。现在此书再版时，译者认为有必要将其发表。此文基本上保持了原样。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增删和修改。

　　路易斯·费希尔一生中写了几十部著作，然而他花力气最大的是写列宁。因为他认为在世界各国的所有领袖中惟有列宁最伟大，其他任何国家的领袖都无法与列宁相比。为写列宁，他曾两次访问俄国，在那里居住了14年之久。英文原版的简介中说：“几乎没有人比路易斯·费希尔更有资格来写苏维埃制度之父的生平。他第一次访问俄国是在1922年，当时他曾会见过列宁，并留心观察那个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从那时起，他一直不知疲倦地研究苏维埃事务，研究列宁。”他先后用了40年左右的时间最后终于写出了《列宁的一生》这部巨著。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此书出版后，立即轰动了美国文坛，震动了西方世界，因而荣获了美国的国家图书奖。

　　这部列宁传记区别于其他列宁传记的显著特点是“全面、真实、详尽”。现将这些特点分述如下。

　　一、“全面”——常见的列宁传记的一个通病就是对列宁的功绩与伟大之处尽情歌颂，极力渲染，而对于列宁的错误与失误之处则只字不提，讳莫如深，这就失之于片面了。这部著作则不同，它既真实地论述了列宁的功绩和伟大之处，而对于列宁的错误和失误之处也没有加以隐瞒，而是作了坦率的介绍和评析。

　　关于列宁的功绩与伟大之处，作者概括地说，在《列宁全集》中反映出列宁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控制自己的自我纪律；他蔑视各种敌人和种种障碍；他冷静、坚定，充满信心；他精力充沛，善于用自己坚定的目的性来使弱者信服或使弱者畏惧；他能够极其紧张地进行活动；他平易近人；他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政治上的洞察力；他对他所知道的绝对真理坚信不疑。他的历史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史。当那些犹豫动摇的人在困难的压力下纷纷退缩时，他却继续走着自己必定要获得胜利的道路。他在俄国确立了共产主义。”

　　又说：“革命是列宁自始至终所热爱的事业。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他把这个十分特殊的比喻译成下面一句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他经常在考虑革命，他不是像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那样考虑革命，而是像一个恋人那样考虑革命。他把各种根本的变化和最大的震荡都十分迷恋地考虑到了，他仇恨现实。……除了革命，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列宁受到鼓舞。”

　　关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作者引证爱·卡尔的话说：“党的胜利几乎可以完全归功于列宁，因为他善于迫使党来接受他个人的意志，并善于吸引那些时常动摇的同志跟着自己走。”

　　作者指出：“适时是政策的基础。列宁善于规定日期。历史创造了良机。战争给布尔什维主义提供了良机。列宁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良机。……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看准良机并善于利用良机。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位博大精深的机会主义者。”

　　作者说：“列宁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他根据现实条件进行观察、估量、思考并得出结论。政权没有使他头脑发昏，而是使他头脑清醒。……”

　　作者引证英国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阿瑟·兰塞姆关于列宁的描述：“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幸福的人的印象，他的每一道皱纹都是笑的皱纹，而不是忧虑的皱纹……他之所以没有忧虑，是因为他虽有极其大量的需要操心的事，但他却总是能够应付裕如。

　　他工作积极。他没有什么焦急不安，而只是工作。他无限热爱劳动。无论在大事或小事上，他都能够充分地左右局势。他时而决定：哪条战线需要增援，时而又拿起笔来为一个需要在拥挤不堪的莫斯科寻找住所的同志写介绍信。他具有非凡的精力，而且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他很少有什么虚荣心，因此对于自己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他是不去注意的。但是由于他过于聪明，使他不能不注意自己个人的重要作用。其实即使他不注意这一点，那在实际上起这样作用的也只能是他，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人。连历史也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个人信用。”

　　列宁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适合于当前形势的政策。作者认为列宁在这方面表现了高度的领导艺术和高超的灵活性，认为列宁是一块可以弯曲的柔软的钢。

　　作者指出：“当俄国陷于内乱状态时，列宁及其战友们不得不制定新的政策，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项任务要求具有超人的信念和勇气，要求指望敌人出现种种弱点，而要求自己只能获得成功。对于这种旅行，马克思没有留下旅行指南。”也就是说，列宁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在从马克思著作中找不到依据的情况下，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者说：“苏维埃政权的千头万绪都汇集在列宁的手里。领导反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敌人的各种情况的整个军事政治司令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繁忙情况在如下一个统计材料中可见一斑。作者引证了列宁的一位同事的话说：“在1921年2月份的23个工作日中，列宁在人民委员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等机构里开了40次会议。还是在这23天里，他接见了68个人……发表了4次公开讲话，写出了两篇文章……他每天都要阅读几份报纸，都要浏览俄国出版的和从国外寄来的一切新书。除了上面列举的列宁所经常处理的那些大问题外，同时他还要处理一大堆他力求一定要完成的小事情。”

　　对于列宁日理万机的情况，作者不无感触地说：“列宁就是有10个脑袋、20只眼睛和40只手的话，那它们也全部会有工作可做的。虽然列宁只是在打猎或休息时才离开首都，但他却是无处不在的。他指挥军队，领导经济，管理国家（这个国家是从零开始建设的）。”

　　列宁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舍身忘我，日夜操劳，鞠躬尽瘁，而在个人生活方面却极其简朴。作者说：“他严以律己，不利用个人的任何特权。在1918—1919年，为了不使脚受冻，他在办公桌下边放了一块毡。后来有人将其换成了一块白熊皮，列宁生气了，他说：‘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和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这太奢侈啦，根本不需要换嘛。”’书中还谈到列宁对个人要求的严格几乎达到了严酷的程度。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哥尔布诺夫在事先取得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同意后将列宁的薪水由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从而受到列宁的严重警告处分的事，是众所周知的。列宁在五十诞辰时反对人们为他举行祝寿会，而当祝寿会终于举行，同志们在会上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发表颂扬他的演说时，他站起身来走掉了的事（列宁不能容忍对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也是人们都知道的。

　　作者不仅如实地记述了列宁的这些功绩与伟大之处，而且也根据自己的看法介绍和分析了列宁的一些“错误”与“失误”。作者对列宁的一些名著，如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如下一个论点提出了异议，这就是他不同意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后国家将立即开始消亡的提法。他说：“没有什么比距离国家消亡更加遥遥无期的了”，可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居然把国家的消亡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立即就提上了日程”。

　　作者认为列宁在一些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写道：列宁反对空想和幻想，主张尊重客观情况，但是“列宁在1911年时所作的预言（他当时曾预言，“所谓和平的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统治的时代即将结束”①）以及他在1912年时所表示的信念（他当时曾深信，美国处在社会革命的前夜②），难道是客观的吗？”作者还指出：列宁对西欧一些革命事件作了过高的估计。

　　作者认为列宁提出的“欧洲联邦”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是列宁自己后来也承认的。作者指出：“1914年11月1日列宁发表文章，主张在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欧洲联邦’③，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列宁在1915年8月23日取消了关于欧洲联邦的口号，宣布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④列宁还说：“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⑤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387页。
②同上，第22卷第118页。
③同上，第26卷第17页。
④同上，第368页。
⑤同上，第365页。

　　作者还认为列宁在认识和使用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大奸细的过程中也犯了错误。

　　如此等等。作者的这些看法和观点是否正确，还可以研究，但就本书总的情况来看，作者描写列宁的功绩与伟大之处的篇章居于主要的地位，而提到列宁的“错误”与“失误”之处的地方则居于次要的地位，而且作者在分析列宁的“错误”与“失误”时，所持态度还是一种严肃的研究态度。本书所谈的和所分析的列宁的“错误”与“失误”之处是其他所有我们见到的列宁传记中所从未提及的。这正是本书具有“全面性”这一特点的表现。

　　二、“真实”——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上面作者就列宁的功绩与伟大之处和列宁的“错误”与“失误”之处所列举的事例，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这说明作者在写本书时所持的态度是尽量追求“真实”。这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上看出：

　　1．关于列宁的祖先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非俄罗斯人的问题，从苏联历届领导人和苏联的传记作者们的愿望来说，他们都力求把列宁的祖先说成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从而说明列宁是一位纯俄罗斯人。然而作者通过对大量有关材料的分析与研究，最后确认列宁的祖母是一个属于蒙古族的加尔梅克人，列宁的外祖母则是一个德国人，这就是说，在列宁身上既混入了亚洲的血统，也混入了欧洲的血统，列宁并不是一个纯俄罗斯人。

　　2．关于列宁的许多传记中都谈到这样一个事实：据说列宁在得知他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伊里奇被沙皇处以死刑后。他愤然地说：“不，我们不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作者经过考证与研究，得知这个话是以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于1924年2月即在列宁逝世后不久所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为依据的，而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伊里奇被处死刑时她才9岁。作者认为，一个9岁的女孩是不可能理解和讲出这种具有相当政治意义的话来的。因此这个话虽然传说是出自列宁妹妹之口，流行很广，为一般人所熟知，但作者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真实的。

　　3. 作者根据考证，纠正了高尔基记错了的事情。高尔基由于进行革命活动，于1905年1月被捕。同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11月27日，党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高尔基的住宅里召开会议，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自然他们在会上见了面。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06年1月，当时列宁在赫尔辛福斯的私人住宅里会见了高尔基。1907年4月，他们在柏林又见了几次面——他们一块去动物园看动物，去戏院看戏。可是当列宁去世后高尔基在写他回忆列宁的文章时，却把他同列宁的第一次见面说成是在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他显然是把他在此以前同列宁的几次见面忘记了，因而说错了他同列宁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作者在书中对此作了纠正。

　　4．作者还纠正了列宁自己搞混了和记错了的某些事情，譬如：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①是他在1913年写的，发表在《启蒙》杂志第3期上。过了一年，他又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7版写了一篇马克思的传略。②这篇文章是他于1914年初在克拉科夫开始写的，后因忙于党的工作而中断，直到1914年11月移居伯尔尼后才完稿。可是他在为1918年5月出版的这篇文章脚单行本写的序言中说，据他记得，这篇文章是他在1913年写的。③显然他是把这篇介绍马克思的文章同他为《启蒙》杂志写的那篇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搞混了。作者经过考证，在书中对此作了纠正。

　　5．作者澄清了被列宁搞混了的两个万德利普。列宁说：“有一个自称是有名的亿万富豪的远亲的万德利普曾经到我们这里来过……我们暂时还不能断定这些万德利普们的亲属关系。……我的知识只限于读过万德利普的一本小册子。”作者指出：列宁把两个万德利普搞混了。列宁提到的他读过的那本小册子是弗兰克·阿瑟·万德利普写的，于1919年在纽约出版，1909---1919年时，他是纽约“花旗银行”的董事长。而那位远亲，即为了租让堪察加来拜访列宁的则是另一位万德利普，即华盛顿·贝克·小万德利普，他虽然也写过一本书，但两者并非一个人。

　　6．本书中除作者原有的大量注释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凡是作者引证列宁各种著作的地方，对凡是作者谈到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凡是作者使用的各种成语、典故等，都加了注释。把作者和译者所作的大量注释相加，其数量竟达2400多个。这个庞大的数字说明作者所叙述的事实，所引证的著作等等，都是有根据、有出处、有来源的，也就是说，这些脚注都说明了本书的真实性和作者严肃的写作态度。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309—314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7—95页。
③同上，第47页。

　　三、“详尽”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就时间来讲——作者是按时间的顺序来叙述列宁的一生的，从列宁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列宁逝世为止。其间许多地方对列宁的描写不仅是逐年的，而且是逐月的，而对某些重要事件的描写则不仅是逐日的，甚至对列宁在一天之中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2．就事件来讲——凡是列宁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作者无不作了详尽的叙述。即使对列宁一生中的大量非政治性事件，即个人生活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事件，作者也都尽量作了详细的叙述。

　　3．就人物来讲——本书除直接地、着重地、详尽地叙述了列宁的一生外，还对列宁周围的一些主要人物和敌对营垒里的一些主要人物，作了描写与介绍。前者如托洛茨基、斯大林、拉狄克、契切林等，后者如高尔察克、马赫诺夫、威尔逊（美国总统）、拉普斯廷、屈尔曼（德国的外交部长）等，作者对这些人一生的基本经历都不同程度地、有详有略地作了记述。特别是伊涅萨这个特殊人物，她既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列宁又和她有过很深的感情交往，书中关于列宁同她的那种过从甚密的、非同一般的关系，关于列宁对她的爱慕与倾心，以及她的去世给列宁所带来的悲痛与影响等，都作了相当详尽的描述与介绍。

　　4．就资料来讲——作者不仅使用了大量直接叙述列宁的材料，而且也使用了许多间接地谈到列宁的材料。如在列宁本人写的大量著作中和别人写的关于列宁的大量著作中，都没有提到列宁在1918年6月间曾经同马赫诺夫有过一次谈话，但是在马赫诺夫本人写的一本书中却叙述了这次谈话。作者经过分辨，确认这个叙述是真实的，于是便将其写进了这部书中。作者不仅使用了某些发表在俄文出版物中的有关列宁的材料，而且还将发表在外国出版物中的这些材料的其余部分翻译过来补充进去。如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关于俄国进军波兰的一次谈话，后者在列宁去世后在俄国和国外虽然都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但在俄国的出版物中却只发表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于是作者在引用了这一部分之后，又将蔡特金发表在国外其他出版物中的其余部分翻译过来补充了进去。再如列宁同《观察家报》记者法尔布曼的一次谈话，俄文报刊中只发表了法尔布曼书面提出的问题和列宁对之所作的书面回答（1），而列宁在将这个书面回答交给法尔布曼之前同他进行的那次谈话，虽然英文报刊上发表了，俄文报刊却未发表，于是作者在叙述这一情况时便将英文报刊上发表的这次谈话予以引用。此外，作者甚至还使用了这样一份材料，就是苏俄驻伊朗大使罗特斯坦手中掌握有他同列宁之间有关斯大林的几封来往信件。罗特斯坦将这些信读给作者听后嘱咐作者不要在他生前使用这些信。于是作者也就在罗特斯坦和斯大林都去世后才在这部著作中使用了这份材料。——这些都说明作者在使用材料方面尽量做到详尽无遗。

　　5．就列宁的著作来讲——据我国权威机关的统计，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的列宁著作译成中文后，约有2400多万字。这样大量的著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都包括到这部80多万字的列宁传记中来。然而凡是列宁的重要著作，在本书中作者无不对其写作背景作了介绍，对其主要内容作了摘要，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此外，凡是能够说明列宁的重要活动的大量书信、电报、便函、命令、指示等，书中也都作了引用。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37—242页。

　　还需指出的是，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既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编纂的历史书籍那样，把列宁一生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一桩桩、一件件机械地、枯燥无味地罗列出来，也不是像文学家写纪实小说那样，在合理想像和虚构的基础上，来自由地描写列宁，游离于事实之外，而是严格地以关于列宁一生的极其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对列宁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重大事件及一切值得记述的其他事件，十分生动地、引人入胜地写出了列宁的一生，这是这部著作的最大成功之处，也可以说是这部著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总之，这是一部在极其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全面、真实而详尽地记述了列宁一生的非常成功的列宁传记。还需指出的是，作者不仅写了列宁的一生，而且特别注意把列宁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刻划，兼及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而这部著作对研究十月革命史、俄国革命战争史、苏维埃初期外交史及那一时期的俄共党史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不可否认这部著作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为作者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可能不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例如书中作者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上，都不能不带有资产阶级固有的偏见。对于流露在字里行间的这种偏见及其对列宁和其他一些苏维埃领导人的过激评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具体说来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书中大量引用列宁著作，但多处否定列宁的理论观点。如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三部书是列宁的主要著作，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全世界亿万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在认真地阅读这些著作，从中汲取教益。然而作者对这三部著作却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绝对错误的，是我们所不能同意和不能接受的。

　　第二，作者对列宁所领导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他把这场革命说成是反资产阶级的和反民主的革命。笔者认为，说这场革命是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对的，说它是反民主的革命则是不对的。这种评价反映了资产阶级学者对十月革命所固有的偏见。

　　第三，作者在书中的一些地方对列宁使用了一种讽刺性和挖苦性的词句。作为一个毕生从事列宁著作的翻译和校订工作、从而对列宁怀有深厚感情、对列宁无限敬仰的人来说，笔者翻译到这些地方时是不愉快的。然而，作为译者，我无权删去或改变反映作者资产阶级观点的那些文字以及作者所使用的那些尖刻的表达方式。为了忠实于原著，只好如实地将其翻译出来。

　　第四，作者在书中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不正确的评价和批评，这是作者资产阶级立场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是需要读者在阅读时仔细加以辨析的。

　　第五，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笔墨写了列宁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特别是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作者的一些看法和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说明的是，作者的这些表现是他那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在评述列宁时所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这看来是很自然的，否则，他就不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了）。而总的说来，作者对列宁所持的态度是崇敬的、肯定的和歌颂的，这不仅已为我们在前面所作的大量引证及书中的大量肯定性和称赞性的叙述所证明，也为作者对本书俄译本写的那个简短的《致读者》中表明他写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所证实。作者写道：“列宁是一位特殊的人——除了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外，他不仅对俄国和东欧的发展，而且对地球上其他各大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部书里，我企图描绘出列宁的形象以及与列宁一起工作的人们的形象，我还企图表现出他们与他们所领导的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希望我的这部著作的俄译本……能对客观地、仔细地研究列宁的一生和列宁在历史上的地位，作出一定的贡献。”译者认为，全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写作动机。至于书中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那些反映作者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的话语，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时自会加以分析和鉴别。

　　彭卓吾

　　1987年11月20日